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黎 宏
在我国的新闻报道中，因为插队而引发纠纷甚至“血案”的情形屡见不鲜，后果触目惊心，对此，只要看看如下报道标题就能清楚：“河南一男子加油站插队被阻止，冲动拿刀行凶，2017年他被判处死刑”；“广西市民因指责插队被捅2刀，保安见义勇为被捅身亡引发全城感动”；“江西武功山景区爆发惊险打斗！游客插队引发争执”；“两对父子插队‘混战’ 一家父亲住院一家儿子判刑”，等等，不胜枚举。区区小事引发如此严重后果，令人胆战心惊。
通常认为，插队只是一种违反先人后己、先来后到的道德要求，需要予以道义谴责的不道德行为。但实际上，插队更是一种严重违反人们共同生活基本要求的行为规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危害行为。在人们每天的社会生活当中，必须且客观上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规则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公平，其体现之一，就是在获得有限的公共资源时按顺序排队。排队，具有诸多好处。首先，可以公平合理地进行有限的资源分配。排队的基本内涵是，先来先得、后来后得、机会均等，因此，在资源有限的现实社会中，其是一种相对公平合理的资源分配手段。如在大医院挂号时经常出现排长队的现象。这是因为大医院的医疗资源有限，这种有限的资源到底应该分配给谁难以判断，一种简单公平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排队来决定。对于那些最为需要的患者而言，其可以早起先到，排在队伍的前面，从而优先获得享用医疗资源的机会；相反地，对于那些尽管也同样需要，但由于来得晚排在队伍后面的人而言，即便最终没有享受到这种有限的宝贵资源，也不会有太大怨言。谁让你不早起早到排在队伍的前面呢？其次，可以培养人们的规则意识，养成平等有序公平竞争的习惯，从而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在数万年的人类进化过程当中，我们的祖先们就意识到，只有有秩序的生活，才能保证人们的和平共存、繁衍生息。人们建立国家和社会，就是为了保证有秩序的生活。有秩序的共同生活，不仅是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也是“人猿相揖别”之后的根本需求。秩序生活的形成有多种方式，其一就是从最为基本的生活场景——排队开始。可以试想一下，在乘车、就医或者到旅游景点的时候，如果大家都不排队，而是看谁身体强壮，谁就能抢得先机的话，社会就会回到原始社会，遵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样的社会还能说是讲求规则的文明社会吗？不仅如此，因为不有序排队，导致现场混乱不堪，反而使得乘车或者就医的效率大大降低。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情形，一再反复向我们进行这种告诫。最后，能够避免在公共场所发生冲突。虽说对于有限的资源而言，相对公平简单有效的分配方式是排队，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排队也不例外。在心理学上讲，排队是一种被迫等待的过程，在此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人们极有可能失去耐性，变得暴躁，成为一颗颗遇到一点点“火星”就会被随时引爆的炸弹。换言之，任何企图插队的行为都会成为引犯众怒的“火星”，导致激烈的暴力冲突。现实生活中，许多因为插队而引发的血案，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破坏在公共场所排队的插队行为，实际上是导致公共场所纠纷甚至演变为街头暴力的导火线，有必要预防。由于这种原因，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如北京市将每月11日规定为“排队日”。
因此，对于破坏排队秩序的插队行为，仅仅进行道德谴责是远远不够的。在我国，由于没有一部法律明确地将插队行为规定为违法，并对其予以处罚，所以很多插队者对于众人的鄙夷目光心安理得、无所顾忌，即便有一些人对插队行为不满而出面制止，但常常会遭受对方的暴力攻击而流血甚至丧失生命，导致大家对此现象敢怒不敢言。此种局面的出现，不仅使得相关场所的秩序维持变得困难，也加剧了整个社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氛围。
有鉴于此，不少国家的法律，都将插队行为列为违法行为（“轻型犯罪”），并予以严厉处罚。如日本《轻犯罪法》第13条将“在公共场所插队”纳入处罚范围，规定违者将被处以1到29天的“拘留”或者1000日元到9990日元的“小额罚金”。同样，新加坡《轻犯罪法》中也规定，在排队时插队，将被处以100万新加坡元以下罚款，外加拘留24小时的处罚。同样，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共场所，也能见到“插队者，将受到刑事检控”的警示，并且也有内地游客在香港因为插队而引发冲突，受到处罚的报道。
基于上述，我建议，值此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之际，在其修改草案第三章第一节第25条中专门增加一项“在公共场所插队的”内容，以将生活中常见的插队行为，通过法律规定宣示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而要受到处罚行为”，以此来培养人们的秩序感，训练人民的规范意识，并通过对违法者予以处罚而对守法者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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