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同志的文章《为了在中国更好坚持马克思主义——答胡德平先生十问》（以下简称《紫文》）在“昆仑策”网站刊出后，迅速得到了胡方以黄髥为笔名的网文的回应。稍有遗憾的是，该文本轮的商榷（以下简称《黄文》），并没有逐一回答《紫文》上次所提出的具体问题，而只是提出一个抽象的命题：“墨守陈规教条，拒绝完整地贯彻马克思主义才是一条绝路”，以及其他若干论点。本着有来有往的精神，现仅就《黄文》这次所提出的问题，做一简要的回答。
一、何谓“拒绝完整地贯彻马克思主义”
《黄文》这次一改上次《十问》的方式，一开始就给出一个高度抽象的命题：“墨守陈规教条，拒绝完整地贯彻马克思主义才是一条绝路”。命题乍看很正确，然而由于多出了一个“才”字，就变得很片面，很简单化，因而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问题在于，真正“拒绝完整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极端表现有两种：一曰真正的教条主义（这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其实也一种修正主义，因为它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些零碎的教条）；二曰公开露骨的修正主义。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过的：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
这是从认识论或认识根源方面来讲的。
还说：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这是从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和特征方面来讲的。
可是怎么到了您这里，就只剩下了“墨守陈规教条”这一个方面了呢？
难道拒绝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也可以叫做“完整地贯彻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拒绝完整地贯彻马克思主义”？
至于什么才是《黄文》所说的“墨守陈规教条”？不妨让我们来看看《黄文》自己是怎么说的。
二、是“基本原理”，还是“陈规教条”？
《黄文》说，
“紫虬先生在昆仑策公众号发文，反对与时俱进看待民营经济，仍然坚守19世纪早期政治经济学对私有制的定性，认为这是一条通往剥削和奴役的道路；反对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完整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学说，只认为符合苏联模式教条的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而介绍马克思的其他论述都是在搞意识形态和平演变。这种观点也不是孤立的，而是颇具代表性，也是颇有市场的，这种对待民营经济这个社会主义重要经济成分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才是一条危险的路径。”
关于什么才是“反对与时俱进看待民营经济”的问题，本文后面也会有所涉及。这里仅从理论的角度，来对《黄文》做出一些答复。
（一）《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消灭私有制”，是“19世纪早期政治经济学对私有制的定性”吗？
《黄文》在这里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手法。他一方面反对“消灭私有制”中的“消灭”这个中译文，认为对私有制只应当“扬弃”（包括保存和发扬）而不应当“消灭”；另一方面又把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立起来，把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下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当做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论据，并把这称作“与时俱进地看待民营经济”。但是，《黄文》的这种说法和做法是不对的。因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既不能用错误的理论去反对正确的实践，也不能错误的实践去反对正确的理论。
正如毛泽东主席《实践论》中引用斯大林的话所说的：
“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也正如他在《矛盾论》中引用列宁的话时所说的：
“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还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黄文》是如何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
第一，《黄文》说，反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误解和误导，就是“仍然坚守19世纪早期政治经济学对私有制的定性”。
这里我要问的是：您所说的“19世纪早期政治经济学”指的究竟是什么？是正在走向破产的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可是，所谓“19世纪早期政治经济学”主要就是上述这两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然而它们对私有制是怎样“定性”的？它们“认为这是一条通往剥削和奴役的道路”过吗？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却是：
“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很明显，您实际上想说的“19世纪早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指马克思所说的这些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或者指您所谓的“20世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的某些个别错误解释或说法”，或者干脆就在影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后者，迄今为止，我们仍然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的客观效果就是如此！
因此，您的这一看似不经意的说法实际上却出卖了您，把您逼到了一个死角：您所说的“19世纪早期政治经济学”究竟指的是什么？
然而《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可都是中央组织部明文规定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必读书吧？但凡您稍微认真读过一些这两部著作的话，也不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您这样做和这样说，如何让人相信您是在“完整地贯彻马克思主义”！
第二，《黄文》批评我们“反对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完整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学说，只认为符合苏联模式教条的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而介绍马克思的其他论述都是在搞意识形态和平演变。”
问题在于：您这完全都是在“扣帽子”，没有一句是实事求是的、以理服人的和有真凭实据的。我们在上一篇反驳您的“十问”的文章中，您能找出哪一个段落和哪一句话是能支持您的论点吗？
反过来，您说我们反对您“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完整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学说”。但是您在哪一点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了？您又在什么时候“完整地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学说”了？
难道说，您真的认为您自己的这些误读、误解和误导，就是您说的“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完整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学说”吗？
我们又在是什么时候、哪句话中说过“只认为符合苏联模式教条的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而介绍马克思的其他论述都是在搞意识形态和平演变”的？
最后您还说，“这种观点也不是孤立的，而是颇具代表性，也是颇有市场的，这种对待民营经济这个社会主义重要经济成分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才是一条危险的路径。”但是我们认为：
您这句话前半段，也就是说，反对您的做法和说法的观点“不是孤立的，而是颇具代表性，也是颇有市场的”，这完全是一件大好事。它正好说明了：在我们红色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度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是生了根的；正好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主义；还正好说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至于您这句话的后半句，则是万万不敢苟同的。因为您不仅用“民营经济”偷换了“私有制”的概念，而且就连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概念也被您歪曲和篡改了！
请问：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私有制”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您难道会以为，只要您发明出任何一个“新词”来，就算是给“私有制”戴上了隐身帽，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指鹿为马了？
更何况，您所说的这几个“新词”，连半点新意都没有！
例如，与您差不多同时，或者比您更早一点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等等的所谓“民营经济”概念的“创始人”之一高尚全同志，他的这三个自以为是“与时俱进”的“新词”，就是从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说中，以及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抄来的！而你在上一篇《十问》中，就也曾这样使用过。
再如，您的“人民经济”的提法，不也是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民粹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纲领》中抄来的、甚或是捕风捉影地“扑捉”而来的吗？
您这究竟是“与时俱进”呢，还是“与时俱退”呢？
您这一“进”（或者不如说一“退”）“进”得可是够远啊，竟然从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到了100多年前资本主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从共产党的主义“进”到了国民党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进”到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那里去了！
（二）“消灭私有制”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论吗？
《黄文》还说，
“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思想指南，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是完整地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某一节点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从前从苏联转手进口而来的、经过删改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认为，这里的问题有：
第一，“共产党人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是“某一节点的马克思主义”吗？
当然不是！因为：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都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了，您竟然还可以说这是“某一节点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按照您的说法和做法，也就是如果按照您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岂不变成了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如列宁所说的“一整块钢”，而是如您所说，好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多少个“节点”就有多少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了？
您想过没有，这样说和这样做，那岂不就是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把马克思主义“肢解”了，甚至“凌迟”了、“碎尸”了？
怪不得张五常说，“在中国，马克思实际上已成为过去。杀一个人很困难，但要人早死却很容易，我做的就是这容易做的事情。”
我们当然不愿意您会成为张五常那样的人！
第二，“共产党人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是“从前从苏联转手进口而来的”吗？
当然也不是。因为：
首先，不要说《共产党宣言》是发表于1848年，而且就连陈望道先生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的1919年，那时候苏联还没有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怎么竟然能够如此穿越，在世界上还没有苏联的时候就把这句话预先发送给了苏联，以便让中国从苏联“转口而来”？
其次，《共产党宣言》除了博古翻译的版本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中译本（至少不下十数种）。您凭什么说我国的《共产党宣言》，就只是“从苏联转口而来”的？除了陈望道先生的“味道有点甜”，您是否还听说过成仿吾先生为了翻译《共产党宣言》而学德语、背词典，“背一页撕一页”的故事？如果只准“从苏联转口而来”的话，还需要这位从中央苏区出发、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且担任过陕北公学校长的老红军、老专家去如此刻苦地学习德语吗？
更何况，问题并不在于这段译文，而在于：即使翻译作“废除”和“扬弃”，也都并不改变“消灭”的实质！此点，后面再与您作进一步的讨论。
第三，“共产党人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是“经过删改的马克思主义”吗？
当然更不是。因为您找不出任何一条根据或证据。没有证据的说法，就是无稽之谈。因此，在这一点上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与您讨论的了。不过，您在这个标题下，却谈到了另外一个大问题。
三、马恩说过他们“消灭私有制”的主张“错了”和“只是一个幻想”吗？
《黄文》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0年前后就投身社会主义运动，至恩格斯于1895年去世，他们的观察思考写作长达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中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即便是对待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变化非常大，正像恩格斯1895年3月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坦率说的那样：‘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
这里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一）19世纪下半叶，这“半个世纪中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问一下：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怎样才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至少也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从生产力方面看，至少是应该发生了质的飞跃即“质变”吧？那么，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种包括分工、机器和大工业（以自动化生产为标志）、世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等等在内的，以“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自觉应用”为特征的生产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变化了吗？
请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些论述：
1.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2.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3.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4.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5.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6.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请问：资本主义社会“仿佛用法术创造”出来的“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一个像魔法师“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那样的“生产力”，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资产阶级岂不真的“连一天也统治不下去了”？
第二，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应该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也果然已经真的被全部推翻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世界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吧？否则，怎么可以算作“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判断，那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共产主义革命活动的19世纪下半叶这“半个世纪中”，全球生产关系真的也“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了吗？
如果真的那样的话，那么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岂不已经彻底胜利，私有制也都已经彻底消灭了？或者，退一步按照您的意见来说，岂不都已经彻底被“扬弃”了，或者被“废除”了？
那样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要继续领导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干什么？
不仅如此，我们认为，不仅19世纪下半叶，而且就连整个20世纪在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才不过刚刚取得初步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可以说在19世纪的下半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呢？
正如毛泽东主席在《矛盾论》中所说的：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怎么可以放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一伟大的理论呢？
（二）在这个时期内，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私有制“态度”变化了吗？
当然也不是。不妨看看如下几个事实：
第一，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共产党宣言》各种版本的出版情况来看。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版本是在1848年出版的德文版，而马克思生前所看到并且与恩格斯共同为之作序的最后一个版本则是在1882年出版的俄文第二版。此时，距离《宣言》的第一个德文版的出版已经过去了36年，距马克思逝世已不足半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私有制的看法“改变”了吗？没有。
在这个马克思生前所看到并且为之作序的最后一个版本中，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还是“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还是“消灭私有制”。只不过是把德文“AufhebungdesPrivateigentums”翻译成了俄文“уничтожениечастной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而已。而这里的俄文“уничтожение”就是“销毁”或“消灭”；“частной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就是“私有财产”或者“私有制”！
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版《序言》中所谈到的“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我们上次基本上也指出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它“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是：“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这就是说，如果上述条件具备了的话，它就可以成为从已经遭到破坏了的原始土地共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起点；反之，就可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道路，被资本主义所消灭。
但是，无论如何，对于俄国农村公社中已经产生的那种与农村公社并存的私有制成分来说，或者是通过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而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所“消灭”，或者是被资本的原始积累所“消灭”，不都还是注定要被“消灭”吗？
不仅如此，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又进一步分别为之作序而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1883年德文版、1888年英文版、1890年德文版、1892年波兰文版和1893年意大利文版。其中“消灭私有制”这句话丝毫也没有被“改变”。怎么可以说，“即便是对待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变化非常大”了呢？
第二，从《资本论》第一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的出版情况来看。马克思“晚年”不仅指导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俄文版和法文版，修订出版了它的德文第二版，而且还为原打算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写下了比较详细的修改意见。而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则克服重重困难，不仅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三、四版（1883、1890年）和英文版（1884年），而且还花费11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三卷（1885、1894年）。而在所有这些版本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涉及“否定的否定”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那个地方，都保留了马克思在法文版中加上的那句话，即“这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法文“Ellerétablitnonlapropriétéprivée”和德文“DiesestelltnichtdasPrivateigentumwiederher”）！
第三，再从《黄文》所引述的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来看。《黄文》说，“正像恩格斯1895年3月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坦率说的那样：‘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南京大学的奚兆永教授有一篇全面批驳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见解的文章，驳得和解释得都非常到位。凡是真正愿意认真领会恩格斯的本意的人，读了这篇文章后，即使原来存有误解的，这些误解也都可以烟消云散。但是看来您并没有读过，或者虽然读了但却听不进去。现在我们不得不从另外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谈谈您的误解究竟在哪里。大体说来就是：
您所引用的恩格斯的这段话中所说的“错了”的地方和“幻想”，并不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消灭私有制”的主张。恰恰相反，恩格斯认为使《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从而也就是“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最显而易见、最普通的事实和道理：因为恩格斯的这篇《导言》是用短横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是用星号）分成上下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来写的。横线以上的部分是介绍和肯定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成就和意义；横线以下的部分才是说明该书所包含的可能的局限或不足。这本来就应该是任何一位多少有点读书常识的读者都应该知道的一种惯常的做法，同时也是任何一篇《序言》或《导言》都不可或缺的两个理论部分（无论是不是用横线分开）。而在该《导言》横线以上的肯定的评价中就包括：
“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在第二章中，讲到那里称作‘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道：‘但是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
请问：您见过在同一篇对同一部著作进行评价的《导言》中，在前一部分对该书的历史意义作了如此充分的肯定之后，紧接着在后边就又对此作出全盘否定，说什么“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的吗？
为什么您只是望眼欲穿地盯着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这句话，而不去首先看看上面肯定的评价？为什么您还那样巴不得进一步把它强加到马恩“关于私有制的看法”上，而不去仔细领会一下恩格斯所指出的“使这部著作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那个“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呢？
这难道就是您说的“完整地贯彻马克思主义”吗？
至于恩格斯在《导言》下半部分中所说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指的究竟是什么？我想，在您所摘引的后面的话中实际上差不多也已经说清楚了。不过，由于这多少有点超出了我们本次讨论的范围，同时也为了便于您自己“完整地贯彻马克思主义”，所以这里就不多做解释了。真心希望您不仅这样说，也要去这样做，而且就连在阅读恩格斯的这篇《导言》时也去“贯彻”一下。那时，您“或许”就不仅会知道恩格斯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即社会革命到来的时机的估计、工人阶级斗争条件和方式方法的变化等），而且或许也将会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表这篇《导言》时做了哪些删节，以及伯恩施坦为什么要把能够显示这些被删节的内容的恩格斯的原稿深藏在自己那里，不愿意公布。
（三）关于《黄文》所说的“早期论述”与“晚期论述”
《黄文》说到，
“所以，我们谈起对资本主义、对私有制，不能仅仅去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一些论述，更要看他们晚期论述，这些思考更成熟，也跟当下的生产关系更接近。”
但是，
首先，你所说的“早期”和“晚期”指的是哪里和哪里？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之作序的《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以及恩格斯晚年为之作序的《共产党宣言》的其他多种文本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论述，是属于他们“早期”的还是“晚期”的？
其次，你所说的“当下的生产关系”是什么意思？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全世界“当下”的“生产关系”统一了吗？另外，附带并弱弱地问您一句：您知道“当下”在佛家语言中是多么长的一个时间段吗？
不过，因为有了上面的论述，所以这里也就不再过多地与您讨论了。因为您所说的这种“早期”与“晚期”论述的对立，本身就只是一厢情愿的、但又查无实据的幻想和错觉。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您同样也误解得太深，而且也太重要了，所以也想再次给你解释一下。这就是我们上一次已经给您解释过的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私人生产”和“社会生产”的问题。
那么，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对此就先要了解一下恩格斯写这篇《批判》是要干什么用的。
毫无疑问，是为了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改他们自己起草的《纲领》草案中的错误的。“爱之深、教之严”。把这句话用到恩格斯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关系上，应该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那么，恩格斯对这个“草案”的最大的不满意是什么呢？
是思想糊涂、理论错误。
因此恩格斯才不得不对该“草案”，从“绪言”部分开始，逐段逐段地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德文Kritik，与“批评”是同一个词。所以，孙冶方说，批判就是批评，就是一分为二，就是又批又评）。
然后，具体到您所引用的恩格斯的这段话，恩格斯批评的是“草案”的什么地方和什么错误呢？
是“第四段”，即《纲领》草案中的这句话：
“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
再然后，那么，这句话错在哪里了呢？
主要就是把“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德文kapitalistische PrivatProduktion）这个非本质层面上的“现象”（德文Erscheinung，更准确一点应该是“外观”或“外表”），错误地看作了“资本主义生产”（德文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的“本质”（德文Wesen）。
下面就是您所引用的恩格斯的这段话，即：
“这一句需要大加修改。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德文kapitalistischeProduktion）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德文kapitalistischePrivatProduktion）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德文vorkommende，此处应为“随之而来的”）现象（德文Erscheinung）。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
可见，在恩格斯看来，不论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还是在概念上与它处在同一逻辑层次上的“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都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而是“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一些“外表”。所以，都不应当写进《党纲》！
已经把“资本主义私人生产”错误地当做“资本主义生产”写进“草案”里去了，怎么办？那就应当“删掉‘私人’这两个字”（实际在德文中只是一个单词，并且在这里实际上只是半个词）！
不仅如此，就连“无计划性”也是这样。
所以恩格斯才说，即使“删掉”了“私人”，“草案”中的这句话也才仅仅是“勉强能过得去”。
但是您所强调的，究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呢，还是恩格斯要求从“草案”中“删掉”的那种“外表”呢？
您是不是误解了恩格斯这个“节点”上的这句话，把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私人生产”误以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误以为恩格斯对于“私有制”的看法好像也“改变”了呢？
四、一段被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引入”史
《黄文》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还提出了一段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我国的传播史。《黄文》的论点有三个：
（一）《黄文》说，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尤其是革命战争和建国初，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主要是通过苏联这个二传手，即将俄文版马恩著作再转译成中文，而从马恩德文、英文原著中直接翻译的文章很少。”
然而问题是：
第一，《黄文》这里没有提到马克思的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资本论》在我国的翻译史。即使撇开《资本论》的各种不完整的中译本和分册不谈，单就《资本论》第1-3卷的最早的中文全译本，以及由考茨基编辑出版的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的1-3册的中文全译本来说，就不是按照俄文版、而是由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老前辈直接根据德文版，并且参考英、俄文版翻译而来的。而这也是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5年，在我国唯一通行的全译本。
在我国，谈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史，而撇开郭王译本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甚至像有的“专家”也做过的那样，轻率地把它们也说成“按照俄文版翻译的”，这是极不负责、极不妥当的。
第二，这里还基本抹杀了我国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例如陈望道、郭沫若、成仿吾、华岗、侯外庐、王思华、陈公豹、李季等，在党的领导或影响下独立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历史和功绩。您是否认为，他们的工作也都“主要是通过苏联这个二传手，即将俄文版马恩著作在转译成中文”的？
第三，《黄文》还完全抹杀了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改革开放以前独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考证和研究。例如，孙冶方同志在他的许多研究工作和论文中，在这方面就进行过一些有益的考证和辨析，例如俄文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和德文Eeigentum等。另外，现在互联网这样发达，您只要到网上去查一查，就不难发现，我国这方面的文章究竟是不是真的“很少”。
第四，您根据什么只说“从马恩德文、英文原著中直接翻译的文章”，而把其他语种的马恩“原著”排斥在外？凭什么您认为其他语种的“原著”就不是“原著”，英文版的“原著”就一定都是真正的“原著”？马克思亲自校订和修改过的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用法文撰写的《哲学的贫困》和若干书信等，也一定只有翻译为德文或英文以后才算是“原著”吗？在马克思亲自指导下翻译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俄文版，以及马恩亲自为其作序的《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算不算“原著”？
您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也受到了某种“现代化”就等于“西化”、西化就等于“英美化”的西化思潮的影响了呢？
如果有人把法文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和《哲学的贫困》不经过“英文”这个“二传手”，直接翻译为中文，允许不允许呢？难道这也算是“通过苏联这个二传手，即将俄文版马恩著作再转译成中文”吗？
另外，在“马恩著作的英文版”中，不也有很多都是在未经作者授权的情况下从马恩原著的德文或法文版“翻译过来”的吗？
第五，最后，您还完全无视了我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者们的共产主义觉悟、组织纪律性和党性。您认为，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中央编译局，是服从苏共中央的领导，还是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
当然，以上所说，对我们讨论的焦点似乎有点远了。但是，这一争论是您挑起的。并且，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的态度就要实事求是，不应该自以为是和强不知以为知。这个要求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并不过分的！
（二）《黄文》说，“这其中原因当然是受制于苏联，苏联为了推广其政治经济模式需要，也垄断了国际共运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各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习必须以苏联官定版本为圭臬，其他来源都视为修正主义。”
这就不仅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的编译史和传播史，而且也涉及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了。就此，也想问您几个问题：
第一，您真的认为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中也包括一我们党的全部革命活动（因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都是“受制于苏联”的吗？如果不是，您前面为什么那样说？如果您认为是，那么请问：我们党反对陈独秀和王明路线的斗争、我们的农村土地革命和井冈山道路、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百万雄师过大江”、1950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我国农村的土地改革、我国的抗美援朝、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我国的“通过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我们党领导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我们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勤俭建国”、我国的“鞍钢宪法”，以及我国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等等，总之一句话，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全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是“受制于苏联”的吗？
第二，您真的认为，“国际共运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是谁想“垄断”就可以“垄断”得了的？要知道，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共同的思想财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反映，是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人民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大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各国共产党人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国情和具体环境下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际共运”本身就是由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想“垄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也未必会像“资本”和“私有财产”那样，想“垄断”就可以“垄断”得了的吧？还有，您难道真的不知道：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克服了来自国内外的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飞跃？这难道不也包含着我们党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
第三，您所说的这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在时间上也不对。因为，在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先有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才有了对他们的斗争和批判！而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部分手稿就都掌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在一段时期内很大一部分还是掌握在伯恩施坦的手中。难道仅仅伯恩施坦曾经掌握过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译稿，他作为这部分手稿的“来源”之一，就不是修正主义者了吗？因此，对您说的这个包括当代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内“其它来源”，也应做具体的分析。是修正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不是就不是。这与可不可以从他们手中获取（甚至包括花巨资购买）资料或材料，根本不是一回事。您什么时候听说过，从他们那里获取的第一手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或手稿的原件或者复制件，或者获取这些原件的做法，被“视为修正主义”的？
第四，回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译史上来。您是否知道，即使在MEGA1的编辑和出版问题上，也正是由于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等人，凭借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的“垄断”，出尔反尔，甚至连曾经与苏共达成的合作协议也撕毁，才为MEGA1的编辑和出版造成了许多障碍的？
总之，您的所谓“各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习必须以苏联官定版本为圭臬，其他来源都视为修正主义”的说法，也是似是而非、以偏概全和子虚乌有的，因而也是并不符合实际的。
五、一段需要“兼听则明”的编译史
《黄文》为了论证我国原有马恩著作的不可靠，还偏听偏信地提供了一段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偏向的马恩著作的“编译史”。
《黄文》写道：“而苏联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是怎么来的呢？紫虬先生，以及众多言必称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或许不知，早年编辑马恩全集的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伟大理论研究者们的厄运。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这个和列宁一样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因为坚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译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为孟什维克内奸，于1938年被枪决；研究院的250名研究人员中，124人在肃反中遭到惨重迫害。”
这里的问题有如下几个大的方面：
（一）关于“苏联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是怎么来的”
这里的问题是：
第一，“苏联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是怎么来的”，这与我们争论的问题，以及与“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有直接的关系吗？难道就连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收入的《共产党宣言》，仅仅因为它是“来源”于“俄文版”，就认为其中“уничтожениечастной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这个俄译文及其中译文“消灭私有制”，就必然是“错了”？
第二，您真的“兼听则明”地全面了解过“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是怎么来的”这段编译史吗？您是否知道下述意见，即在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原文版”（即“历史考证版”或者“国际版”，亦即MEGA1）前，首先编辑和出版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最先其实也是梁赞诺夫的想法吗？
第三，您是否知道，无论是MEGA1，还是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它们的第一卷都是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梁赞诺夫本人事业的巅峰期，即在1928年，同样经梁赞诺夫的手而同时出版的？
第四，您是否还知道，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而且就连《资本论》，也有“学习版”（即“普及版”）和“学术版”（即“研究版”）的区别？您是否知道，两者的区别主要不是在供“广大读者”学习之用正文和书信与“供研究者”研究之用正文和书信之间，而是在是否收入手稿、笔记、异本（在同一著作多次出版的情况下）和其他学术资料方面？另外，您是否知道，梁赞诺夫最初之所以准备首先出版“普及版”的俄文版，并不是因为“苏联”对他施加了什么压力，而是因为他觉得当时苏联（具体执行者就是梁赞诺夫本人和他领导的研究院）对“原文”（包括书籍、手稿和笔记等）收集的还不够，并且是一项更加费时费力的工作，而作为普及版的俄文版在这方面的顾虑可以更少一些？
第五，您是否知道，早在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之前，伯恩施坦、考茨基、梅林和梁赞诺夫等人就已经率先出版过经过大量“删节”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考茨基也已经编辑出版过经过他的编辑、整理和改动了《手稿》次序和书名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而梁赞诺夫和考茨基也共同商讨、并由考茨基具体实施，编辑出版过《资本论》的普及版？为什么他们编辑出版普及版就是正确的，而苏联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学习版”就是错误的？更何况，不仅直到1931年梁赞诺夫被撤职和开除党籍之前俄文版的编译和出版工作就是由梁赞诺夫领导和主持的，而且就是在1931年至1937年之间，无论是“原文版”（即MEGA1）还是俄文版，都还仍然在继续同步出版着。而这些后续工作的前期准备和基础仍然在梁赞诺夫时期奠定的。
诚然，在当时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级”与俄共、苏共和“共产国际”交恶的情况下，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即使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译出版中，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和论战，对双方来说，都主要是体现在由编者自己所写的“前言”和“注释”等等一类的文字中。而在双方都宣称只有自己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好学生的情况下，有哪一方竟然去做这样的蠢事，即在原著文字的翻译上去做手脚，以至于给对方留下可资攻击的把柄和口实？
第六，您是否知道，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有第一版和第二版两个版本？其中第一版是在梁赞诺夫担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时期，由梁赞诺夫开始组织编译（在梁未出事之前已经出版了10卷）、并且是从1928年起与MEGA1同步出版的？
第七，您是否知道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1955-1982）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1955年才开始出版的？那时候，斯大林都快要被赫鲁晓夫“焚尸扬灰”了，他还能对俄文版的编译和出版施加影响吗？
第八，您是否知道，我国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1956-1985），也是在上一世纪50年代斯大林逝世以后才开始编译出版的（第一卷的出版年份是1956年）？对于由我们自己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中文版，赫鲁晓夫有那个本事和胆量来指手画脚、施加影响吗？他敢吗？
第九，您是否知道，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除了根据俄文第二版以外，在译校过程中还“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难道您以为这些“原著文字”也都是来自《全集》俄文版？难道您以为，“参考了”云云都只不过是说说，而实际上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或者说，难道您认为不是必须花费大量辛勤劳动的汗水（说“呕心沥血”也不为过），逐字逐句地去翻译和校订吗？
第十，您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俄文版和中文第一版如此不实事求是，如此苛刻，如此歪曲，如此鄙薄而以为不足道，这能够对得起中苏两党两国这些普通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翻译家和战士，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前辈、战友和同志吗？
第十一，您绕了那么大的“圈子”，打了那么多假想的“外围”，布置了那么大的“阵仗”，对于论证您的到底会起到多大作用呢？最后不还得回到本题、本句、本词的翻译上来？
六、关于梁赞诺夫的历史悲剧
这里的问题有：
（一）梁赞诺夫究竟是一位“和列宁一样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还是“老资格的孟什维克”？事实是：梁赞诺夫尽管在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是老资格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者，但在政治思想上的确是一位“老资格的孟什维克”，而不是“布尔什维克”。
因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原本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政党，而是同一个早期俄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两个不同的派别。历史上也并没有一个自称为“孟什维克”的党。正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的代表大会上，由于在《党纲》问题上，特别是在要不要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以及要不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松散的社团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在表决时才出现了“布尔什维克”这个“多数派”（俄文Большевик）与“孟什维克”这个“少数派”（俄文Меньшевик）的分化。而梁赞诺夫恰恰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站在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的对立面。（参见［德］罗尔夫·黑克尔：《〈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第一版在列宁时期的兴盛和斯大林时期的衰败》，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2期）
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斯大林和苏共当年对梁赞诺夫的处理就是正确的。而只是想说明：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也应当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不应该因为梁赞诺夫在学术上的贡献和在政治上的蒙冤，就倒过来，把他说成是“和列宁一样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
（二）梁赞诺夫是“坚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译马恩著作”的吗？
不是。因为他是既主张“按照原貌、全部“编辑”出版马恩著作”的“原文版”、同时也主张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编译”出版《全集》的俄文版即“普及版”或“学习版”的。虽然“编辑”“编译”和“翻译”在字面上差别不是太大。但在事实上和学术上，顾名思义就是几件不同的事。而对于加上了限定的“罪名”（无论对梁赞诺夫还是对斯大林）来说，特别是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也就是“扬弃”还是“消灭”的问题来说，就有一个是非问题和要不要实事求是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跟《黄文》一样，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目的也都不是在这来争论这个冤案的。之所以涉及这个问题，是因为《黄文》试图以他在这方面的提法为根据，借以否定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可靠性，从而间接证明他的见解是正确的。然而《黄文》的这一做法是不对的，因此才不得不设法查阅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事实证明了：不可靠的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俄文版和中文版（包括2009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而是《黄文》。
更何况，梁赞诺夫的这些想法做法都是得到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批准和认可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他和研究院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不是相违的。
（三）从列宁对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科学态度看梁赞诺夫的表现。
事实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出版，梁赞诺夫并非只是从1917年结束流亡生活回国后才开始的。而是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成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关系密切，并且参与了由倍倍尔和伯恩施坦负责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编辑和出版的工作。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在对于要不要完整地发表马恩的书信这一问题上，梁赞诺夫未能支持考茨基，而是站在了伯恩施坦一边。因为考茨基“在他还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是反对对马恩的书信进行大量删减的。而伯恩施坦则坚决主张要删减，或者至少也要无限期地推迟发表。其原因是：马恩在书信中有不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成员的批评，甚至是挖苦和讽刺。而在准备出版这个《通信集》的时候，被批评的一些成员还健在。所以伯恩施坦认为如不删减就会不利于党内的“团结”。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梁赞诺夫却支持了伯恩施坦的意见，并在伯恩施坦的主持下，亲自实施了这种删减和编辑。只是在事后，他才对伯恩施坦发表了批评性的意见（参见同上罗尔夫·黑克尔的文章）。
对于伯恩施坦的这些删减，列宁在当时或许并不知情。但他却从另外的角度，在其“《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一文中对于伯恩施坦进行过严厉的批判，指出：
“编辑工作，也就是为各个时期的通信写前言的工作，是由爱德·伯恩施坦担任的。这个工作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做得不能令人满意，这原是意料中的事情。伯恩施坦既已完成向极端机会主义观点的臭名昭著的‘演进’,本来也就不能担任这些充满革命精神的书信的编辑。伯恩施坦写的前言，一部分空洞无物，一部分简直错误百出，例如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拉萨尔和施韦泽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确切、明白、直接的说明，而只有一些折中主义的语句和攻击，如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并不全对’（第3卷第ⅩⅧ页），又如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策略问题上与其说同李卜克内西‘接近’，不如说同施韦泽更为‘接近’（第4卷第Ⅹ页）。这些攻击除了掩盖和粉饰机会主义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内容。遗憾的是，在现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对马克思同他的许多论敌所作的思想斗争持折中主义态度的人愈来愈多了。”
而在我们看来，梁赞诺夫在这个问题上，就属于这类“持折中主义态度的人”。
请问：伯恩施坦的这些做法有没有“意识形态”呢？
除此之外，列宁还在编辑的技术方面，提出了若干细节上的批评。
但是，尽管如此，列宁还是把对该《通信集》评论的重点，放在了学习、研究、推介该书所收入的这些通信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上，丝毫也没因为它们是由伯恩施坦主持编辑的，就怀疑这些通信本身的内容和文字。我们认为，列宁的这种做法才是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
以上所说只不过意味着，在我们看来，即使是在对梁赞诺夫的编辑工作的评价上，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是一、二是二，不应该随意篡改历史。不应当仅仅因为梁赞诺夫在马恩著作编撰上的卓越贡献，就倒过来，连他在政治上的蒙冤也说成是“因为坚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译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为孟什维克内奸”。
（四）再从列宁和斯大林对于梁赞诺夫工作的支持和信任上来看。
第一，列宁当初究竟因为梁赞诺夫是一位“和列宁一样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而请他出来主持MEGA1的编辑工作的，还是出于对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梁赞诺夫的尊重和珍惜，才请他出山来主持研究院的这项工作的？
如果不是后者，您又如何解释列宁以尊敬和商量的口气写给梁赞诺夫的下面这两封信？
书信一：
“梁赞诺夫同志：你们图书馆里有没有从各种报纸和某些杂志上搜集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
例如，1894年，《莱比锡人民报》上关于唯物主义的书信？
《前进报》上谈Beesley的？（可能不完全是这样拼写？这是位英国教授，孔德的信徒，马克思的熟人）
以及诸如此类。
有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书信的目录？
它，即那个目录能不能给我看一个星期？
您的列宁”
书信二：
“梁赞诺夫同志：
务请：把书还回来。
（1）您是否知道恩格斯书信里画了着重线的那些地方是从哪里摘引来的？
（2）这些书信是否全文刊登过？登在什么地方？
（3）如果刊登过，能否找到并弄到手？
（4）我们能否向谢德曼之流及其同伙（要知道他们是一群见钱眼开的家伙）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者是书信的照片？
（5）我们有没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
（6）在这里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有没有目录？
（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复制件）由我们来收集，此议是否可行？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
如此等等。
因此可以看出，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了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党和列宁对梁赞诺夫等人求贤如渴般的保护、尊重和支持，梁赞诺夫主持的MEGA1的工作是根本不能顺利开展起来的。
第二，斯大林反对过“坚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译马恩著作”吗？
显然也没有。因为：
1. 从斯大林对于梁赞诺夫工作的支持上来看。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事实上，无论是编辑和出版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还是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原文版”（即MEGA1），最先都是梁赞诺夫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包括俄文版的篇幅不同于MEGA1，亦即应当进行大大的压缩（主要是不包括马恩的《手稿》和《笔记》）。梁赞诺夫的这些想法全都得到了俄共（布）和苏共中央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
（1）1920年12月7日，俄共(布)中央通过了创办马克思主义博物馆的决议，责成梁赞诺夫负责筹备。仅仅一个月以后，即1921年1月11日，这项决议被修改，博物馆的名称改为社会主义科学院所属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而斯大林是在1921年4月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的。这说明：在斯大林就任党的总书记之前，对梁赞诺夫的工作也是支持的。
（2）1922年7月，中央又进行了一次组织调整，将现有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改为直属俄罗斯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研究院，并任命梁赞诺夫为院长。
（3）1923年6月1日，党中央组织部作出决定，由马恩研究院负责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
（4）1924年5月，在由斯大林主持下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出版《全集》的专门决议：“委托中央委员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协商，采取一切办法来尽快地出版俄文版和其他文字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5）1924年7月7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而通过决议，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和普及版。同时呼吁各国共产党协助“搜集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和活动的材料”。
（6）与此有关的是，不久以后国家作出决定，搜集苏联境内所存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文献并存档。这项规定甚至直到在苏联1991年解体以前一直有效。
苏联的党和政府对于这项工作支持的力度究竟有多大，甚至在今天看来几乎都是有些难以想象的。其中，单就文献资料的收集来说，除了梁赞诺夫及其领导的研究院凭借梁赞诺夫的个人关系和努力，再加上苏共中央和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人的支持，通过获赠、拍照、拍买、购买等途径得来之外，有许多甚至都是把整座图书馆全部买过来！例如：
（a）1920年研究院收购了维也纳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文献收藏家狄奥多·毛特内尔和威廉·帕朋海姆的图书馆（藏书2万余册）。
（b）同年收购了卡尔·格律恩伯格教授的图书馆（藏书1万余册）。
（c）1921年收购了威廉·文德尔班教授的费希特图书馆。
（d）1923年收购了1920年在维也纳去世的俄罗斯移民S·克里亚琴科的图书馆。
（e）1925年收购了约翰·亨利·麦凯的施蒂纳收藏室，内含这位收藏爱好者用30年时间收藏的1100册图书和300份手稿。
（f）1926年研究院收购了著名国民经济学家阿道夫·索特伯尔的图书馆（4500册关于货币和银行业历史的图书）和维也纳教授威廉·诺伊哈特的图书馆（1000册图书），并从法国革命历史编纂学家查理·韦利那里购买了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著作集（包括与他们有关的文献）。
（g）1927年，研究院收购了维也纳著名的海尔菲特收藏馆（5000册书籍、1万多份传单以及330份报纸等）。
（h）此外，研究院还收购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期出版发行的全套《泰晤士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通过大量收购这些专业收藏，并不断充实新的出版物，研究院拥有了该领域举世公认的最好的图书馆。
以上这些投入，除了少部分是在列宁时期购买的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在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支持购买的。
（7）1930年，在梁赞诺夫在60周岁寿辰之际，即在梁赞诺夫在政治上遭受厄运的前一年，党和政府还授予梁赞诺夫“红旗劳动勋章”。该勋章是在1928年9月7日才由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设立的，是为了表彰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杰出劳动成就的劳动英雄。
以上可以看出，从1922年7月任命梁赞诺夫为直属中央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起，直至1930年授予梁赞诺夫“劳动勋章”，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发生的。在这些决定中，既包括编辑出版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包括编辑出版它的原文版即MEGA1。梁赞诺夫的计划，也是到1933年3月，即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时候，完成第1版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15卷的德文普及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基本完成第1版原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一部分相关卷次的出版。
请问：如果真的如您所说梁赞诺夫是“因为坚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译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为孟什维克内奸”的，那么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共和苏联为什么还要花费如此巨大的财力和物力来支持梁赞诺夫和研究院的工作呢？
（五）从梁赞诺夫在遭受厄运之前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这两个版本的编辑和翻译出版实际情况来看。
在事实上，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第一卷，与MEGA1的第一卷，的确也是经梁赞诺夫之手，在1928年同步出版的。而且直到梁赞诺夫被开除党籍和被捕之前，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已经出版了其中的10卷，而MEGA1则才刚刚出版了其中的7卷。
这怎么可以说梁赞诺夫“因为坚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译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为孟什维克内奸”的？
更何况，“编辑出版”和“翻译”，这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而梁赞诺夫从来也没有主张过俄文版要“按照原貌、全部翻译马恩著作”！
（六）从梁赞诺夫对于其他国家、其他语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选集》的态度上看。
事实是：梁赞诺夫不仅在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和出版上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认识和态度基本一致，而且就连梁赞诺夫计划编辑出版的其他语种的“普及版”方面，其基本精神与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主张也是完全一致的。其中包括，例如：
A.计划编译出版的18-2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德文版；
B.计划从1931年开始出版的英文版；
C.以及意大利文版和乌克兰文版等。
以上各种计划，无一不是所谓的“普及版”。
请问：如果真的如您所说梁赞诺夫是“因为坚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译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为孟什维克内奸”的，那么为什么他还会从外国党那里接受并安排如此多的“普及版”的任务和计划？难道这些也都是斯大林苏共中央强加于他和研究院的吗？
（七）再从梁赞诺夫被撤职、开除党籍乃至被捕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这两个版本的继续出版上来看。
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即使在梁赞诺夫在政治上被撤职和开除党籍，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原来的列宁主义研究院合并，被改组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以后，在继任院长弗·阿多拉茨基领导下，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版”（即MEGA1）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其中仅在1932年至1935年之间，MEGA1就继续出版了第1部分的第3、4、6卷，第1部分的第5、7卷，以及第3部分的第4卷。所以，现在保存下来的MEGA1共有13卷，其中梁赞诺夫主持出版的是7卷，梁赞诺夫遭遇不幸后继续出版的是6卷。此外，改组后的研究院还继续出版了按其实质来说也应当属于MEGA1的续卷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合卷（封面上印有MEGA的字样）、《马克思生平细目年表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马克思《1957-1958年经济学手稿》）第1分册和第2分册等。
另一方面，在梁赞诺夫时期就已经出版了1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的出版也明显加快了，这也是事实。但是两者最终都还是中断了。究其原因，最直接的，当然首先应该说是因为梁赞诺夫的冤案和错案，从而导致人才缺失殆尽。以至于即便阿多拉茨基和苏联想把梁赞诺夫开创的这两项伟大工程继续下去，也已经难以为继了。再加上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才导致不仅MEGA1的出版工作没有继续下去，而且就连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的出版工作也没有完成。但这与梁赞诺夫是因为“因为坚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译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为孟什维克内奸”毕竟是两件不同的事。
这怎么可以说，梁赞诺夫的遭受厄运，是“因为坚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译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为孟什维克内奸”的呢！
至于梁赞诺夫的冤案，这肯定是国际共运史和马克思主义史上一个悲剧。同时又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据我们初步看到的一些材料，持您这类主张的也有，但主要是从政治上和斯大林的整个“大清洗”错误的角度来说的。但像您这样完全归结为梁赞诺夫是“因为坚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译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为孟什维克内奸”的，似乎并不多见。至于梁赞诺夫冤案的“冤”也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冤”在像莫须有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案上，同时也有斯大林与梁赞诺夫的个人政治不合和性格不合等等有关。至于从梁赞诺夫个人主观方面来看，也有人认为，与他一贯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有关。例如在他被分配去做研究院工作以前，在工会工作期间，曾经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呼应，在党和工会的关系上主张工会独立，从而导致很大争论，直至列宁最后出面调解，并且专门写了两篇文章才将这一争论平息下来。党中央在组织上并且做出决定，将他调离工会工作，专门去从事他擅长和当更需要他的研究院去工作等。另外，他的这些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也表现在他在党的数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最后，则是与他以“持不同政见者”的姿态示人等等也是有关的。但对于这些意见的孰对孰错，我们不做具体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梁赞诺夫绝不仅仅是“因为坚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译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为孟什维克内奸”的。因此更不应把这当作怀疑和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根据。
由于篇幅问题，与您的这次讨论暂时就到这里。遗憾的是，暂时也还没有讨论到我们争论的那个“扬弃”问题。下一次，我们将继续与您讨论。
顺颂研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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