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适区是近些年颇为流行的大众话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用“走出舒适区”来激励和挑战自我。近日，土耳其《每日晨报》发表了经济学家凯雷姆·阿尔肯的一篇文章，题为《西方必须承认舒适区已经一去不复返》。可以肯定的是，仅就这个标题而言就足以引起西方一些人的不适，因为一个经验性的事实是，舒适的状态一旦时间长了，往往就会滋生或强化自满和自大情绪，外部的提醒尤其容易招致一种下意识的抵触，并伴随不愿承认的执拗。撇开西方的态度不言，上述文章的论断揭示了当下世界剧烈动荡的一个重要成因，有深入阐发的必要。
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冷战结束后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是西方处于舒适区的状态。这个时间区间正是西方借助冷战的胜利将资本向全球撒播，并将利润从全球收回的凯歌行进阶段，从根本上说，所谓舒适区是西方依靠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统治和控制地位获得巨大的利益建构起来的，在这里，舒适区其实更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不过，西方的舒适区不是纯粹的自我建构，每一个角落都有发展中国家的付出，西方的舒适与发展中国家的不适并存于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进程之中，理解和阐释经济全球化只有基于这个维度才能上升到本质的层面。
这篇文章之所以作出“在世界上任何部分或区域讨论舒适区的概念都不再行得通”的结论，主要基于两个根据。一是诸如恐怖主义、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事件的综合影响“粉碎了安全与稳定的假象”。全球化不仅带来技术和物质上的进步和繁荣，也带来一系列副产品。如果以严肃的态度反思西方舒适区生成逻辑的话，就应该认识到绝大部分挑战正是西方舒适区建构和维持的必然产物。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气候问题“并非世界上穷人造成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所有人都明白，气候问题现在如此紧迫的原因是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排放”。二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力上升的新国际环境一无所知。所谓一无所知与其说是认识的局限倒不如说是主观的偏见，无论是西方舒适区的形成还是消失的分析，都不能离开发展中国家这个重要一极。正如这篇文章所言，它们“一直积极地争取进步，时刻意识到并不存在舒适区，并始终准备勇敢地直面威胁和挑战”。可以说，这一评价用在中国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不管口头上承认不承认，西方的不适感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
对于西方来说，积极应对“舒适区”的消失，需要承认它，然后作出主动的调适。首先应去除所谓的优越感，“如果西方想要获得它所期待的影响力，就必须认识到，其宣称的道德优越性既不是不可挑战的，也不是未受质疑的”。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必须与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展开更有力的合作”。在马丁·沃尔夫看来，对合作的需求和对冲突的恐惧使全球竞争有所缓和。这显然是一个过于乐观的看法。全球性挑战的增强并没有改变国际关系弱肉强食的法则，西方欠缺的不是承认舒适区消失的勇气，而是在世界权力结构中失去主导地位的从容。更重要的是，正确认识自己从来都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更何况虚伪性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双标”作为西方的标配，构成优越感的生成基础。现实情形是，西方虽然对“落花流水春去也”有了越来越深切的觉察，但依然幻想继续统治世界。从压制发展中国家成长的种种拙劣表演中，能够深切感受到西方的不甘。
这个时代的加速变革，使得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对一个如此不确定的未来。关于西方舒适区问题的讨论，是与对人类社会前景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在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虽然可能出现历史的暂时倒退，但颠覆不了历史进步论。这一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正确认识和把握自我对于每个民族国家来说都异常重要。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承载着超越资本主义生存方式使命的中华民族，无论行进到什么样的高度，都不会有建构舒适区的立意，而只会沿着历史必由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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