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到了“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观点。从那之后，有不少学者纷纷对“两个结合”进行各自的阐释和解读。应该说，对“两个结合”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肯定能够起到较大的推进作用。当然，在研究中，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而且，对“两个结合”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个不断深入和理解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文明环境也是西方的文明环境。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来说，必然存在着一个产生于相对陌生环境的理论的认识过程。最初可能主要存在着理解上的难度，然后就会出现生硬的教条主义，有点食洋不化。再后来，才出现了由毛主席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的学风，并且开始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程。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毛主席开创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就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只是由于我们过去主要都在关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革命实践、与建设实践的相互关系，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结合，还需要一个新的认识角度和认识领域。
在毛主席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阐发的大量思想、观点、意识与政策，无不带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气息和味道。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涉及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言和词汇比比皆是。“实事求是”这个今天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来自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典籍之中。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实事求是”，已经完全不是典籍中所说的“实事求是”的原始含义了。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中，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人给它赋予了更为新鲜和更为伟大的意义。
毛主席讲实事求是，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毛主席强调调查研究，引用过孔夫子说过的“每事问”，这既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是为了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运用得非常自如，有如神来之笔。
有的学者，一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有点想当然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一些词语说法直接而简单地并列地挂在一起，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一起了。其实，这事绝对不会这么简单。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汗牛充栋，如果硬要去找，是有可能找到某些观点或思想，似乎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搭上线或者挂上钩，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到目前为止，人们发现能够这样直接搭线和挂钩的还不多见。前几天，听到一个讲座，就把中国文化中“内圣外王”的思想硬要与马克思主义搭上线。这不仅让人听得不明白，而且还让人感觉这样的搭线，实在有点生硬。
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传播到中国来，并不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多么华丽，有多么漂亮。而是在中国人民寻求救亡图存、需要把苦难中国从列强瓜分局面下拯救出来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中国人民确实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能够启发和指引中国人民实现伟大斗争目标的科学理论。而这个理论的核心是说，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广大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完全能够通过掌握这个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思想内涵。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挽救中国的危险局面，与中国人民上千年以来所存在的家国情怀，那当然就是不谋而合。还有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思想与感情，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革命目标深深契合在一起。
中国革命，中国的救亡斗争，都是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后期再加上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革命目标与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树立的目标完全是一致的。所以，中国革命必须而且只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同时，中国的几代革命者，都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他们的舍生忘死、不怕牺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精华所哺育和培养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以及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与孟子的“重民”思想有着许多相通的地方，但二者又是有着根本立场区别的。孟子毕竟是封建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真正把人民摆在应有的历史主人地位，他所提出的“民贵君轻”，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种政治口号，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封建剥削阶级的统治，是缓和而不是支持人民的反抗斗争。而中国共产党人本身就来自人民、代表人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群众史观之体现，是“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本原之归结，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之必然，当然也是任何传统的“重民”思想所难以企及的。
在党的三大作风中，有一条“批评和自我批评”。毛主席在讲到党的这条作风的时候，就引用了苏东坡的老爸苏洵在《衡论·远虑》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说法，强调在做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应该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无谓的保留。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则来自于《诗经·大序》中“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则来自于宋代朱熹在为《论语·学而》作注时所写：“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毛主席引用的这些中国古代先贤们的用语，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做了很好的说明，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创新观点。这既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在发展中的伟大贡献，也是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杰出表率。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丰富的思想来自于中国古代典籍，但还有许多丰富的思想未必在典籍中有，而是来自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史发展中的人民的伟大实践，是在人民群众的口口相传中，一直流传到今天。例如虽然宋明理学强调“气”，也强调“节”，但在民众之中，“气节”二字的份量是非常重的。民族气节是中华民族最高尚也是最为尊崇的品质。岳飞、文天祥是有着高尚民族气节的，秦桧、洪承畴是没有民族气节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也是最讲保持革命气节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有不少学者都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注重社会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动因，就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第一重要的，全部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都无法离开人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在关于生产的问题上，马克思也非常推崇大卫·李嘉图，因为李嘉图认为，人类只要为了生产，其他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舍弃，也能够舍弃，都要为生产让路。生产永远是第一位的，也必须永远是第一位的。
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也非常注重生产，注重劳动。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生产，可能在认识角度上有所区别，但其本质则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生产，人类社会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发展。而中华民族认为，没有勤劳的生产劳动，人们的生存也无法保证。人们要想过更好的生活，就必须要劳动，要生产，而且还要非常勤劳地进行劳动生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完全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关键的契合点。
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农耕社会。农耕就是农业生产，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历史上的中国更重视农业生产。西欧在文化上，能拿到明面上的是对经商的推崇，拿不到明面上的是对海盗的推崇，而生产，包括农业生产都是要放到之后的位置上。
或许跟海盗文化有关系，西方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对于勤劳是有着负面认知的。那儿的人们，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去劳动或用其他办法挣钱，但他们一旦拿到了能维持自身一段时间生存的报酬之后，就会马上辞去工作，然后去逍遥享乐。等钱用光了，再去找工作挣钱。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劳动方式，中华民族是很难理解的。反过来也一样，有着那种偏好享乐习俗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的勤劳同样也无法理解。
马克思主义对于生产的阐述与论证是讲了许多内容的。而在这个方面，我们所给予的重视似乎还不太够。而中国今天的建设与发展，中国要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不能离开物质资料的生产。而生产本身都是由人来从事的。生产不可能不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对人们的文化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至少我们有理由认为，极为关注生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与同样重视生产劳动的中华文化有着更为深切的内在联系。
对于研究“两个结合”特别是研究“第二个结合”的学者们来说，历史典籍需要研究，但一定不要把自己锁在“故纸堆”里。我们研究这“两个结合”，还是要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当中，以及这些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中去挖掘、去思考。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宝库异常丰富、异常珍贵，我们用几辈子都不一定挖掘得完。但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这种挖掘才真有价值。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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