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11日,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南方周末》“时事纵横”,发表了一位杂文家署名刘友德的关于浩然事件的政论:《关于浩然的奇迹及其他》,文章说:
“近10个月来,浩然(‘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文革’十年中独领风骚的那个作家)及其‘奇迹说’,几乎成了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问题不在于浩然写过什么作品,有过什么奇迹般的宠幸,甚至也不在于他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已20余年,彻底否认‘文革’早已成为一条政治原则,实践证明一大二公的所谓“金光大道”是“精光大道”,家庭承包责任制已有效地实行这么多年,浩然及其同志们为何还能这么气壮如牛地吹嘘?……我一点没有责备发表上述专访与为浩然辩护的文章的传媒的意思。……我只是想借此说明:左的那一套影响力切不可低估,思想解放任重道远。……从浩然的‘蒋干表功’到某些人所谓‘重新审视’的呼吁,再一次告戒我们,切切要牢记邓小平的告诫: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刘文指出“浩然左意犹存”仅一天,《南方周末》就收到了一些电子信件,为浩然叫屈,天津《今晚报》也早收到一些为浩然说话的稿件;编者不禁感叹:通过“争议浩然”,一下子检验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到底深入了多少民心,取得多少永久性的胜利。真是“改革远未成功,同志亟须努力”!
1999年6月13日,北京一位和浩然关系非常深的青年记者红先生(自称是浩然辅导起来的一百多个文学青年之一),甚至电告我一个特大新闻:一些作家之所以反对浩然,因为浩然手里捏有他们人格卑下的铁证——文革期间,有100多位作家(许多至今还有相当职位,以改革开放英雄出现)曾亲笔写信给浩然,求他在江青面前为其美言几句和转交向江青的效忠信。浩然没有帮他们这个忙。至今把这100多封向江青效忠的信都保留着,并将在其《文革回忆录》中全部如实公布。
他和我的具体谈话如下——
朱:我看到《读书》上有一篇文章写浩然,说他在七十年代末在“文联恢复大会”上作检查,那个事件你知不知道?
红:那是1978年前后的事。我跟你讲啊,关于浩然老师的一些情况,虽然外界写了一些微词,很多人对浩然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很理解和了解,这是为什么呢?当时让浩然作检查,那也是当时中央强加给他的,当时有一些情况,最近浩然在写他的第四本自传体长篇小说里有披露。
朱:他出了几本自传了?
红:三本啊,早出来了,现在进行到第四本,第四本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章,这一章就是写文革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这就是说当今中国最活跃的一大批作家,包括死去的一大批作家,他们当时为什么批浩然那么狠啊?这些人害怕了,因为他们在当初的时候,在文革期间,他们给浩然写了一百多封信,这一百多封信是什么信呢?是对江青的效忠信,这些信捏在浩然手里了,到现在都有。当今所谓最活跃的、所谓最改革的这一批人,其实当时(文革)是最软弱的。而且这帮人求浩然说,浩然同志,请你在江青面前给我说句话,给我一次生命,给我一次机会,也让我复出吧,不要再斗我了。那都是一帮软骨头,你知道吗?这一百多封信,在他的第四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当中要毫无保留地全部公开化。所以有很多人就怕这个问题,一公开,好多人就要重新看了。有很多人,你别看他当个什么官,可能是个什么人,可当时他们只不过是下流的,要不然批浩然为什么批那么狠啊。
朱:噢,都是求过浩然的。
红:对呀。浩然这些年,人家是注重生活,回到农村去,那么在山沟里当作协主席,培养了一百多位文学青年,结束了三河市没有文学的历史,人家出了长篇小说、出了短篇小说集、出了诗歌,培养了一百多位,辐射京东八县。那么,我就是被他辅导过的,被他影响过的,浩然和刘绍棠他们两个对我都挺好的,刘绍棠当时,文革结束后,刘绍棠当时是和浩然同时挨批的嘛。刘绍棠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说“祖国是我妈,妈都受了那么大的损失,那作为儿子我算什么呢?”当时刘绍棠说了一些很革命的话,这样,浩然就被迫作出检查。当时的情况是,江青找了他很多次,他还远离江青呢。实际上严格来说,他不是江青的人,江青当时是要用他做这些事。当时你想,江青用人,谁敢不动啊,但是浩然那个时候,人家是出于一种政治热情,对国家的感情,写了那么几个东西,那你说拿那个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丝毫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对当初那些作家,浩然至今为止,他没有说过任何一个作家的坏话,在任何一个场合没说过一句对别人讽刺的话,对党对祖国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所以说,你比如说前几年,关于浩然问题的指责,有一个大的企业老板跟浩然谈,只要浩然说一句话,“渴了×××饮料,我还可以重新写一部《艳阳天》”,答应给浩然一百万,建立浩然基金。浩然都公开拒绝了。这就说明什么?他的人品极正的,他在家里,现在老伴有心脏病,浩然也中风了,半身不遂,还在不遗余力地在写自己的作品,而且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要自己陪着老伴到医院看病去,你想现在哪还有这样的人啊?自己培养了那么多作者,《苍生文学》那杂志,办了那么多期,他自己每期都要审稿要看,要跟作者谈话,要复信,还要组织活动,你想,现在中国还有几个浩然这样的作家?我倒觉得中国像浩然这样的人太少了,应该多出几个浩然来。现在很多思想有问题的人对浩然才有看法。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最平等的、最平静的一种心态去审视一些作家,因为对这段历史如果不清楚,那就没法让别人明白。否则,因为你不处在这个时代,你要处在70年代那个时候,就知道浩然的作品是个什么份量了。我认为要研究一个作家,不能抛开历史、抛开环境去看他的。因为我跟浩然同志的感情是很深的,多少年了,我们有一些交情。
那些人当时都熬不住了,给人家江青写信,通过浩然,那都在浩然手里呢,浩然就没把这些信给江青送过去。你明白吗?这些背景,什么声讨他,都有很大的政治因素,包括当前文艺界一大堆现象。我就是说,你们这些写杂文的也好,什么人也好,要声讨就声讨余秋雨去,这些人,简直他妈的小丑似的。像浩然这种人深入生活,深入农民,一个老老实实的作家,中国多几个才好呢。你说像什么余秋雨这帮人,多几个这种人,中国就完蛋了。这帮人像什么政治小丑似的,我是这么看。
朱:《读书》上那个陈徒手,你知道是什么人吗?你看了那篇文章没有?
红:我不看那杂志。很多反动杂志我根本都不看。不能看。为什么?他们骨子里有的是亲美的,有的是反共的,他都是被少数人左右的那些东西,骨子里头都不是什么很好的杂志,我是不看那种杂志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浩然关系很深的,问我一些浩然的情况,我跟他们都是比较客观地说浩然,为什么?因为他是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很多人都指责这面镜子,那你赖谁啊?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不争名不争利,在郊区干自己的事,多好的人啊!起码比那些到处鼓吹跟江主席是好朋友、跟什么人怎么样,比那些人强多了⒄。
此说如果属实,真是颇像马克·吐温在小说《败坏哈特莱堡的人》中所描述的,一个世称诚实清白的小镇,结果其中的名人们皆是为不义之财而不惜冒名顶替的骗子——如果浩然此说真有凭据,那么中国文革史就又添精彩史料了——像反右时期一样,一批可怜的右派,既是受难者,也是被迫互相揭发,投降专制的软骨头。不过,就算浩然真有这一百多封效忠信,就能减轻他自己的“争议”——特别是他九十年代以来的狂妄?别人的欠帐不能减自己的债吧。
看来,几篇小小的的“争议浩然”之文,将引发一场关于中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到底有多少深度和广度,中国知识分子中,到底有几个人是真正的不为权势所动的“威武不能屈”者的大讨论。较之前几年“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也许是一次更为现实而深远的论战。
“争议浩然”何处去?谁胜谁负?好戏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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