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结合，那么对应可以说：使用价值是物质和劳动的结合（劳动物理场），价值是主体和劳动的结合（劳动社会场），使用价值、价值和劳动二重性既是《资本论》开篇的结构，也是全书的布局。其意味着商品生产的工艺学，可能面临“凶卦”。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排污计划，第一批排放7800吨核污染水，整个排放过程预估为30年。尽管如此，动辄百万吨核污染水入海，其超级海洋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
就事件性质而论，人们不能满足于对“反人类的大祸害”的道义指责，而需要深层次由“核能商品化”的事件本体探究。既然不能从形式逻辑上将核排污界定为“负商品”（即作为负使用价值由消费者购买，或作为负价值由生产者制造），那么首先要做的，是探明商品的两个因素，甄别其事件性质。需要明确的是，“日本排污”不是使用价值事件，而是价值事件。价值事件决定使用价值事体及其工艺学事项，这就是资本恶的政治经济学的事实真相。从而，这里仍然是“生产关系的经济学”，而非“资源配置的经济学”。
（二）
商品两因素的使用价值以“去污化”为前提，即作为研究对象的商品使用价值是一“平均质量的商品物体”。“平均质量”作为标准，由市民社会的竞争状况决定。其杜绝了“工艺学的非法排污”。所谓负使用价值绝没有消费者购买的说法，真实的意指是工艺学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资产阶级政客却拿这个作为挡箭牌，鼓吹合理“核排污”，——所谓“按标准（所谓国际标准）排污”。核污染零排放是人类海洋公则；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海洋生存权”，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发展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拟制，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马克思这话的意思是，一旦超出工艺学的范围，一旦劳动过程文明规划遭到扭曲——如物质起来反对劳动，工艺学的规律就会被丢弃一旁。现在，消费者要不得不面对“负使用价值”，这不是工艺学的罪过，恰恰是工艺学规律不能被遵守的罪过。因此，这里还不是格“使用价值工艺”的问题，而是格“价值学”的问题。
按照工艺学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排污是生产的内生事件，排污即意味着“负使用价值”，而负使用价值得不到“价值实现”，故而“非法的排污”是被禁止的。但是，“负使用价值”（核排污）终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它现在要迫使消费者购买！从最终的因果链条看，它的意义显然不在于迫使消费者购买“负物质”，而在于扭曲劳动和物质的结合方式，直至使二者彼此对立。这样有了“物的有用性”的二重性：单纯物质性（物性）和劳动目的论设定（审美性）。一旦仅仅追求物性，劳动就变成“不审美”过程，仅仅是为作而作的具体劳动的有用东西。显而易见，这是使用价值的“两仪结果”。
（三）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格“使用价值”？是依照工艺学标准，还是依照政治经济学标准？商品使用价值的标准有两个：工艺学和商品价值。两个标准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取决于对商品两因素的正确理解。一旦脱开知识构图，依据“商品两仪”理解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商品价值标准之于工艺学的决定作用就恰当地体现出来。对于商品生产方式而论，如何格“价值”的问题同样是如何格“使用价值”的问题。资产者进而将其作为价格机制发挥效能的“资源配置问题”，以价格实证性全面排斥了审美规范性。所以对支持“日本排污”的人来说，这里就不会是格“使用价值”的问题，而是格“价值”的问题。
使用价值的两个理解维度——物质和劳动，也可以称之为“使用价值两仪”；作为彼此对立的东西，它不是天生的，它“名实背离”，委实由物有用性的二重性对应而来。一种不恰当的见解是：将使用价值两仪的根据赋给“物质财富的两因素”，或者直接等同二者。这当然是地地道道的一种混同。其不了解以物有用性的二重性为中介，使用价值两仪在根据上源自“价值二重性”。所谓价值二重性，即价值是一种二重物：算法主体的异化性和人类劳动的实体性，马克思以人类抽象劳动的“一元论”称呼之。在价值二重性义项下，有所谓“价值两仪”——价值的主体（异化性）和价值的劳动（人类性）。价值两仪是隐藏在使用价值两仪背后的深层利益机制。以此为依据，可以断定：“日本排污”委实暗藏太多祸心，排放核污水只不过作为骗人的幌子罢了。仅凭一张卫生行业“世界绿色通行证”，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排核污入海，逻辑着实说不通。一系列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利益的算计在暗中发酵、连锁发挥作用……按照这种排污做法，“日本拥核之路”将并不遥远！
（四）
需要重申的是，使用价值的实体分裂绝非天然！在一般商品生产体制下，它由“不完全意义的价值两仪”（生产资料价值和生活资料价值）调节；在由资本全面主持的商品生产体制下，则发展由“完全意义的价值两仪”（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生产资料价值和生活资料价值）调节。在前一种场合下，价值两仪仅仅表现为“算法两仪”：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虽在量的规定性上各有归属，质的方面则是实践统一的；在后一种场合下，价值两仪进一步表现为以算法为基础的“雇佣两仪”：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不仅在量的关系上对立，在质的关系上也对立。以劳动力商品为例，劳动力价值仅仅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量”，它的“质”则是可变资本，无产阶级作为雇佣劳动者是在这两方面同资产者对立。这样导致和劳动力价值相匹配的使用价值，绝非一般意义的有用的物质性，而是可变资本意义项下的商品使用价值。“可变资本的使用价值”必然是物质与劳动对立，直至是资本操持的物性对于主体审美活动的无情撕毁。其进而导致“真正的生产劳动”并非物质劳动本身，而是由劳动二重性所支持的创生社会财富形式的人类劳动。
劳动是反映人类本质“物质的镜子”。物性的卑污、高尚与否，全决于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生产灵魂——劳动。同样，劳动也绝非像某些学者所说明的那样是“对象化+非对象化”的二重存在，或作为“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辩证统一”。劳动始终在场，从而本质上是“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劳动物化之作为“非对象化”，是异化运动使然，由资本所致。面对资本恶，劳动仍然是“不在场的在场”即主体反抗性。在这一意义上说，制止“日本排污”的力量是世界各国人民，而最终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地球的海洋劳动过程文明规划。2011年3月11日，日本沿海发生严重地震，引发一场高达15米的巨大海啸。它淹没福岛第一核电站，导致了继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之后历史上第二严重的核灾难。这是标准版的使用价值“自然灾害”。接下来，事件性质发生了惊天逆转，使用价值的自然灾害事件哗变为资本规律的价值事件。说明了什么？核能商品化不可持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持续！生态文明是表面文章，国际阶级斗争的矛盾激烈化是内里实质。新冠放毒、核能排污无一不以“使用价值事件名义”维护着资本霸权的恶劣行径，实则是国际版“马户”“又鸟”。价值常颠倒为使用价值，这种新帝国主义的行为动态非常值得深思，非常值得警惕！
2023年8月28日
【文/许光伟，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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