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看到了一些事情，却总也想不太明白。我们总说一个人才，他所应该具备的较高境界应该是德才兼备，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应该争取做到德艺双馨。然而，在现实中，有的人、有的媒体、有的研究者，似乎恰恰不以德为意，而只注重所谓某些名人的才。在他们看来，有德无德并不重要，而他们具备的才华那才是最值得关注与欣赏的。
比如，近年来，一些研究周作人的学者，似乎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很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他们看来，虽然周作人在历史上做过汉奸，做过伪官，但他的文学才能还是很出众的。所以他们认为，对周作人的研究不仅要深入，似乎还要不断扩大其影响面。我实在不明白，这些研究者花这样的大的力气，你要研究周作人，也不是不可以，至少要把研究的领域做得更全面一些。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人物，你不能只看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还必须要看到他在民族气节、在做人的品德方面的欠缺与缺陷。这样的研究才能算是比较完整的研究。
现在这些研究者们，几乎都是把周作人的文学才能当作一种正面的东西来极力推崇。这是很有问题的。如果你不从完整全面的角度来看待一个人，只是片面地夸大他的所谓某些才能的一面，这是要把他当作一个所谓正面的形象来向公众推崇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推崇本身是不是存在着在价值观方面的严重问题?因为他们的这种推崇，周作人在历史上的污点几乎就被他们完全给掩盖住了。这种对所谓历史人物的评价怎么可能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如果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在做一种虚假的、带有欺诈性的事情?这样的做法难道不应该加以制止，甚至是加以封杀的吗?
据说，历史上的秦桧书法很漂亮，写得一笔好字。但今天在世面上，没有人再见过秦桧的书法作品。因为在历史上，他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是汉奸，是卖国贼。他有再好的书法，再好的文笔，他也是遭到中华民族永远唾弃的败类。这样的人，尽管有所谓某些方面的才能与才干，依然不配拿出来展示，依然不配享有对他的所谓才能或者才干的赞赏。
对于一个人才来说，德才兼备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或许由于发展或者建设的需要，有些人才，尽管无德或者少德，但如果能为国家所用，当然还是要尽量利用。但这样的人并不适合进行广泛的宣传，更不适合向公众进行推崇。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在文史哲领域中出现的这种怪现象，是不是需要某些必要的约束?
再如曾国藩。近年来，出版界出了不少曾国藩全集、曾国藩家书之类的出版物。在我们小的时候，所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曾国藩一下子成了名人，而且还是楷模式的名人。这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看到有人说，伟人在年轻时也很推崇曾国藩，似乎这就成了可以随意出版曾国藩文字的一柄上方宝剑。然而，伟人在青年时代确实很服气曾国藩，但那是在伟人接触到马列主义之前。在伟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对曾国藩的评价主要是看到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疯狂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大肆屠杀大批群众，被人讽为“曾剃头”。当然，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伟人看问题，包括看待曾国藩是从多方面来认识的，既不可能全盘肯定，也不可能一味抹黑。但是把曾国藩看成了当时中国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一点，伟人是非常明确的。当然，曾国藩在治军、做人、读书、待人接物等方面也有一定独到的见解。但这些所谓才能，都是建立在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基础之上的、为地主阶级服务与效劳的具体的品性与才干。这些品性与才干或许在某些人们看来，是可以拿过来为人们所用的。
但是，对曾国藩，没有完整准确的评价，只是拿到他的某些方面的品性与才干，就大量出版他的文字、家书、日记等，完全不考虑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的负面作用与影响，是非常不妥当的。尽管曾国藩有许多所谓才能，但他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这样的历史观，导致他虽然具有那些这样那样的为今天某些人们所赞佩的才能，但终究挽救不了清王朝的覆灭，也挽救不了地主阶级最终的没落。另外，旧中国一盘散沙，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腐败反动的清王朝，对中国人民极尽剥削压榨，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这样的百姓，怎么可能认同这样的朝廷?在老百姓看来，国家就是朝廷的私产，与百姓无关。而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更是加剧了百姓的苦难。他为这样一个朝廷效力，难道不是对历史潮流的反动吗?曾国藩所信奉的“道”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所以他的那些为统治者剥削与欺压人民之“道”所服务的“术”，就是再有这样那样的用处，所真正能够起到曾国藩所期待产生的效用也是极其有限的。
对于周作人，某些研究者只讲所谓文学才华，却可以丢弃民族大义。对于曾国藩，某些人只讲所谓才干才能，却可以丢弃阶级立场。这种以偏概全的做法，只能在误导公众，给社会带来相当恶劣的影响。
在文史哲学术领域里，还有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就是胡适。似乎因为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还是做了一点工作的，于是今天的某些人也要把他当作所谓文化界名人的楷模和典范。殊不知，纵观胡适的一生，他的所作所为，既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尽犬马之劳，也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他的那点才华，比起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所作所为，真的也算不得什么。他仇视马克思主义，仇视人民革命，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面前，他选择屈服与顺从。这样的人，今天某些人还要把他作为学人的榜样，这也实在太没有天理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与上述的错误做法划清界限，必须与上述错误做法做明确地切割。如果再这样稀里糊涂地把这些完全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相反相逆的人物当作什么青年的楷模，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不过，从这三个事例来看，总让人感觉在幕后很可能有一只黑手来推动着这种在文史界中的倒行逆施。吹捧周作人，不仅从某种意义上在否定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且还在极力淡化汉奸对中华民族的极大破坏作用；吹捧曾国藩，不仅对这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极力掩盖其滔天罪行，也在否定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性；而吹捧胡适，则是对这个一个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投降派分子极尽赞扬，还要把他奉为中国文化的巅峰人物，更是对中国新闻民主主义革命，对这场革命中对旧世界所进行的文化革命的一个极大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同样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革命，否定在革命中做出巨大牺牲的先烈，同时还要大力抬举和吹捧那些站在人民革命对立面上的反动分子。这就历史虚无主义所使用的正反两手。过去，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从它否定中国革命的角度来进行的。现在看起来，历史虚无主义还通过肯定中国革命的打击对象，来推行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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