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会一词，中国人已经耳熟能详，似乎无须多置闲喙了。然而批斗会何以具有那么大的魅力或者说魔力，何以能够流行于那般广大的时空，何以能够席卷亿万智商并不低下的人群，何以能够真的使一些被批者洗心革面，而使另一些被批者生不如死，何以真的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乾坤、翻天覆地……这些恐怕是事过境迁之后，值得费心琢磨一番的。
日前朋友传给我一组照片。其中有四川农民斗地主、开滦工人斗把头、交通部斗章伯钧、黑龙江斗李范五等。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父亲被批斗过，自己也参加过许多批斗会，但那时毕竟年纪小，脑子里留下的画面不太清晰。这次仔细地观赏了这些老照片，设想自己置身于其中，或批人或被批，不禁心有感焉。
首先我注意到这些批斗会的场面，都很“文明”，没有血腥的、恐怖的镜头。我们知道，有不少批斗会是发生过打人、折磨人、虐待人、甚至打死人的情况的。许多回忆材料集中渲染和夸张了这一点，容易使人误以为批斗会就是打人会。其实那不是批斗会的常态。土改时期中共中央专门发过文件制止批斗地主过程中的打人倾向。土改工作队经常要在批斗会上努力控制农民的复仇和泄愤情绪，提醒农民只有“人民政府”才有惩罚地主的权力。文革中毛泽东专门为此类问题发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警句。事实上，多数的打人折磨人事件不是发生在光天化日的批斗会上，而是发生在少数人私设的“公堂”里。必须把批斗会跟公审大会分开，跟批斗会前后的押送、囚禁批斗对象的阶段分开，才能理清批斗会的实质。否则，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通乱打，批斗会就与黄世仁打杨白劳、与南霸天打吴清华混为一谈了。
打人的、折磨人的批斗会其实是失败的批斗会。批斗会的奥秘正在于以不打人的方式彻底地把人打垮。
在表现农民受压迫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很多作家都愤怒地描写了狗地主如何打断农民的腿，如何烧毁农民的房，仿佛非如此不足以反映阶级压迫之残酷。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常态。只有鲁迅先生，他从来没有写过地主打人、杀人，他写的祥林嫂，到了鲁四老爷家里后，居然还变得白胖了。但正是鲁迅的写法，真正写出了农民在灵魂深处所受到的压迫。鲁迅最懂得，征服灵魂才是征服人的根本，而征服肉体，却恰恰容易唤醒灵魂，激起加倍的反抗。一部《红岩》讲得再清楚不过，单纯的肉体折磨，不但不能使人臣服，反而令折磨对象产生自我崇高感，敌对的力量不是减弱而是以几何级数增强了。建国后对待“反动势力”的基本政策也是如毛泽东所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当然在实际执行中，还是杀了、抓了不少。但为什么以少杀人、少抓人却能够产生比多杀人、多抓人更大的效应呢?我们不妨从批斗会的形式来管中窥豹一番。
正常的批斗会要具备三个硬件：批斗者、被批者、会场。三个软件：合法性、罪行、仪式。在三个硬件中，批斗者是主体，他们决定其他两个硬件。但批斗者的主体地位要由合法性来支持和维护，合法性又要由罪行来反证，而合法性和罪行都要依靠仪式来展现。所以，批斗会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仪式来确定合法性和罪行，也即确定批斗者对于被批者的专政权力。文革初期大搞武斗的造反派，不久就纷纷失势，走进穷途末路，由耀武扬威的革命先锋变成“破坏文革”的打砸抢分子，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武斗者没有通过仪式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只能夺权一时，不能掌权长久。文革的中后期各种运动中的批斗，几乎都是通过熟练的仪式进行的。
由此可见，设计和操纵仪式，乃是批斗会的生命线。批斗会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正常的批斗会不许乱打人，并非否定暴力，而恰恰是证明批斗者对暴力的绝对拥有。即“我有打你的绝对权力和绝对理由，而我偏不打”，这才凸显出什么叫做“生杀予夺”。像丛林般高举的手臂可以把被批者一千次砸成肉泥，而批斗会的主持者偏偏要保持良好的革命秩序，要令行禁止，这才给被批者带来天塌地陷的心灵震撼。文革中有些批斗会上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唱到“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解决克服掉”和“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唱这些的动机除了提醒群众自觉维护会场秩序外，主要在于昭示谁是主人谁是俘虏。“不许逞霸道”是为了要“逞王道”。王道之师，堂堂正正，排山倒海，摧枯拉朽，面对如此天威，倘若还执迷不悟，负隅顽抗，岂不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然而，不许乱打人，不等于没有对被批者身体的暴力性支配。批斗者和被批者的身份，是必须呈现在身体的状态和姿态上的。这是批斗会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批斗者的人数相对于被批者一定要占压倒优势。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我军至少要两倍于敌军，一般要三四倍，最好五六倍，条件允许时十倍八倍的多多益善。这是指军事作战。而批斗会的两者比例远远大于此数，十倍八倍的很普遍，百倍千倍的也很常见，几万人批斗一两个人的大会也不新鲜。千万个肉体对一两个肉体，在生理上所引起的压迫和恐慌无疑会击垮大多数正常人，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也。
第二，被批者的位置必须处于批斗者的包围之中。或者是四面包围，或者是三面包围和半圆形包围。被批者不被包围的方向必须有墙壁、死角或者执法人员，而不能是空廓地域或者活路等自由空间。这样的布置并非担心被批者逃跑——其实有些被批者是被勒令自己从家里来到会场的，批斗会结束后也可以自由回家——它的功能是一种戏剧化的象征，天罗地网，无路可逃，“你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除了束手就擒，别无选择。
第三，批斗者与被批者的关系由“打与被打”转化为“看与被看”。看是批斗者的权利，他们看着、盯着，捕捉着被批者的神情，欣赏着被批者的姿势，在视觉效果中抒发自己的愤怒和正义。而被批者没有看的权利，他不能直视批斗者，不能左顾右盼犀牛望月，不能望天惭高鸟，望水愧游鱼，既不能高瞻，也不能远瞩，不能死盯着一个东西，也不能东瞧瞧西瞅瞅，更不能闭目养神当鸵鸟，总之他怎么看也不是，不看更不是。他经常被呵斥：“看什么哪!”“往哪儿看!”“仔细看看!”他的视觉被剥夺、被支配了，从而他的世界便走向破碎，他只有投降于人家的那个完整的世界。
第四，由于看与被看关系的确立，就决定了批斗者的身体姿态是便于看的，而被批者的身体姿态是便于被看的。批斗者或昂首挺胸，或横眉怒目，身体舒展，便于出击。只有会场人满为患水泄不通或小孩胡乱拥挤看热闹时，才造成身体不便。而被批者则不能昂首挺胸，更不敢横眉怒目，他的最基本姿态应该是低头。低头则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这叫做扪心自问，良心有愧，所谓“低头认罪”是也。因为低头被看作认罪的外在指标，所以这成了批斗会仪式中最重要的一环。由此便产生了与低头相关的仪式系列问题。
首先有一个低头幅度的问题。被批者被一再要求低头、再低头，不低头就意味着不老实、就意味着顽抗，顺次就产生了强迫低头的问题，再接下去就产生了使用暴力的“牛不喝水强按头”的问题。许多批斗会上发生的打人和虐待人的现象都与低头有关。根据动物学家的研究，动物之间表示臣服的身体动作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趴下，一个是低头，这两个动作都是主动使自己放弃攻击姿态，以不设防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对方，从而获得对方的满意，进而保全自己的生命。批斗会上如果“趴下”，不利于“看”，只有“低头”既表示了臣服，又满足了观赏。所以，把人打趴下，一般只用来威胁，轻易不实践，而迫使人低头，才是最合目的性的。老舍先生为什么宁愿去死?因为死是没有看头的，他不愿意被人看他低头甚至下跪，他宁肯悄悄地走进看不见的水底。
在黑龙江省批斗李范五等人的大会上，七八个被批者不但标准地低着头，而且齐刷刷地站在一排椅子上，用现在媒体上没良心的时髦话说，“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样的仪式，不用语言解说，恐怕动物都能看懂。假设让一队老虎进入会场选择食物，它们一定会选择被批者，因为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家伙软蛋啦，服输啦，没人缘啦，吃了白吃啦。
明白了这种仪式的性质，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批斗会的神奇功能。它有点类似于教师的体罚学生，虽有个别教师的体罚造成了学生的身体伤害，但大多数教师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身体的不愉快来“触及灵魂”。批斗会上对身体的处理同样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对被批者来说，第一在数量上也即力量对比上感到了不可抗拒的压力，第二在空间位置上陷入走投无路、四面楚歌的绝境，第三在千百道灼灼目光的逼视下对自己发生质疑，难道说人家这么多人都错了就我一个人是对的?第四由于身体的屈辱姿态不断产生心理暗示，我错了，我是真的有罪的，我真该死。身体不断向意识控诉：我现在的痛苦都是你害的，还不赶快认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突然遭到暴力殴打，很可能会中断那些心理暗示和自我谴责，重新唤起被批者顽强的理性，从而使得批斗会的仪式前功尽弃。而倘若这种仪式延续下去，则多数人的理性会被击垮，因为每个凡人都多多少少做过有愧于良心或他人之事，在这种精神的炼狱状态下，认罪就成为摆脱屈辱获得新生的一个令人自豪的选择。
所以，许多人真诚地认罪了，忏悔了。许多人“转不过弯子”，跳楼了，服毒了，疯癫了。还有一些人，假装认罪了，忏悔了，日后时来运转，再去逼迫别人认罪或跳楼。只有很少的人，不认罪，不跳楼，也不疯癫，他们的身体增添了一些伤疤或病痛，他们战胜了时代。然而许多年以后，他们也无意去展示那些伤疤和病痛以博人赞颂或索人钱财。他们，是真正的人。
（原载于《学术界》(双月刊)总第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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