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思想界出了梁启超、梁漱溟、郭沫若、吕思勉、潘光旦、钱穆、陈寅恪、费孝通这些杰出人物，他们都学有根基，富于真知灼见，能成一家之言。新中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确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本来是有强大解释力的，可一旦成为教条，反倒束缚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
这30年，学术界按说够热闹的了，以中国社会100多年来的九曲九折的巨变，社会神经感受到的刺激应该是够强烈了，学术思想的原动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看不到多少有原创力的东西呢？当然，回到世界体系内，跟着英美重新当学徒，这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既然当学徒，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东西都是师傅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也存在，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的，那时中国不过是跟着西方另一位师傅当学徒而已。所以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只有到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的重生再造，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让师傅离休下岗，中国的学术文化才可能真正出现大的气象。
但话也得从另一头说，人文社科跟自然科学还不一样，它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民族性，其普适的程度要远远低于后者。你跟外面的师傅学是能学到一些东西，解决共性的问题，但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那部分，你是没有师傅的，你只能把自己当师傅。1840年这一跤，中国真是摔蒙了，天旋地转，看谁都像师傅。本来“中体西用”放人文社科这块比放哪儿都合适，晚清民初这批读书人，从小读的四书五经史记汉书，他就是想全盘西化，把中国这个“体”当狗扔了它也要自己找回来，鲁迅就是例子。青年学子对他说，你对旧东西掌握得那么圆熟，我们觉得你真棒！鲁迅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那些东西我不是想扔扔不掉嘛！当时就是想扔，连着中医、中国戏、中国字什么都扔，但这些东西哪儿那么容易扔掉的？所以到后来又提“民族化”“民族气派”，提“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按说顺着这个路子是可以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你想那会儿帝、修、反都不要，可不只剩自己了么？但到末了连自己也没剩下——“文革”时期没有学术，因为不要的东西太多了，营养严重缺乏，把自己整得骨瘦如柴，一切都谈不上了。
八九十年代的这拨知识精英由于生在封、资、修被通通取缔的年代，四书五经还真没读过，读的净是《半夜鸡叫》，他就是想中体西用也无从下手，更何况他们再也不想中体西用了。我有个朋友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大历史系读书，他说：这四年什么都没读，娘的光读外语了——还没读出来！他的情况当然极端了一点，但也挺有代表性。就举外语为例吧。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会七八国外语的在大众眼里也就是“挺神乎”一主儿罢了，跟我们看人用脚穿针引线的感觉应该差不太多，会让我们佩服，但不会让我们自卑。前面说到钱钟书从80年代的学术界热到90年代的全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会好多种外语。我想中国也有会好多种地方方言的人，但就没有流传出来成为佳话。其实就是会斯瓦希里语、越南老挝语，甚至俄语、西班牙语也没什么用，还是得人均GDP高的那些国家的语言。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那种社会心理、学术风气的经济基础，简单说，就是美元跟人民币1∶8的比率。我们再说第三个原因：干西学批发商、零售商、广告商、运输队致富快。80年代出国，省一顿饭就能带回件小玩意，小玩意别看个头不大影响很大，往家里一摆，女同学见了就很可能就变成女朋友。当时经常听到，有学者出国为了多带些小玩意回来，顿顿方便面，由于营养跟不上，回国下飞机都是抬下来的。学者们去西天取经，取回美元马克和大好前程，被鲜花绕着，聚光灯照着，媒婆堵着，飘飘忽忽，哪儿还记得什么“中体西用”啊，他只恨自己这“体”生得不对，不幸生在了黄河两岸，只能站在黄土高坡上临风做自我批评，说黄土地上的体制不好，文化不好，人种不好，历史不好，地形地貌全都不好。都不好，怎么办呢？一些有宏伟政治抱负的说，那就让我们把东土改造成西天吧。另一些人说，那得猴年马月了，咱还争取直接移民西天得了。他们在争取移民的过程中发现，西天千好万好就是使馆签证处不好——不是所有人都给签。
不让签也没关系，他们照样跟西方接轨。因为摸着黑接，有时会接出妙趣横生的结果来。随便举个例子，我原来干《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活儿，有回碰到一篇稿子，谈的是中国文学，里面有这么个词儿“世界新质生存母体关怀倾向”，一看头就大了。我找到作者说：这要译成英文，估计你也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你能不能把原文告诉我？他说：我也是抄来的，不知道原文怎么说。我说：那你就用家常话给我解释一下。他说：你就自己解释了吧。我说：是新生活么？他说：没错，没错，就那个意思。作者其实挺朴实的真是个好人，根本不是咋咋呼呼的新新人类，而且40来岁，本来是能好好说话的，但他说现在学术界就吃这套——显然也是被逼无奈。这路东西，90年代以来在史学理论和文艺批评中比比皆是。我有回浏览杂志看到什么“A层面上的D线效应”“B层面上的F线效应”，还以为是说二极管什么的呢，其实说的是中国话剧。学者们走到这一步还真不是学习西方，而是冒充西方了，因为西方好像也没到这地步。北京开的那家连锁店“加州牛肉面大王”，总部据说在加利福尼亚，历史据说有一两百年。有爱吃这面的去加州想尝回正宗，一打听根本没这么个店。前些时香港有位大陆出去在国外绕了一圈绕到那儿的政治学者丁学良教授，他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家够国际学术水准（也就是在国外什么杂志上发表了多少文章）的不过五人，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于是我对这个人便有了印象。有次等车买了张小报，上面正好有篇文章介绍他是中国“能品洋葡萄酒”的第一人。后来我又看到一篇报道，讲他从安徽山沟到社科院马列所，再到哈佛大学的成功攀登之路，也真是个人奋斗的一个小典范啊！他填出生日期只能填出年和月来，因为家里当年穷得买不起日历，父母只记得他呱呱落地、嗷嗷待哺的那段日子大雨倾盆，估计是盛夏。最近，我转到他的博客上浏览了一下，见他写的文章也跟《管锥篇》似的净是括号加外文，再一看那外文净是power、freedom、people之类，都是吓唬安徽失学农民兄弟的。本来从底层向上奋斗，特别值得大家的理解和同情，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公平的精神，也给社会带来生机和活力。但像这样把自己奋斗成一个蹩脚的“高等华人”，就不太有意思了，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学者群体中，可不能说是少数现象。由这帮睡觉都要打领带的学人出任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你又怎么能指望中国很快能出现有原创力、有“自由之精神”、符合中国实际、能够指导中国发展的学术文化呢？
前一段时间，中国政法大学一个男老师被男学生当堂砍死，原因据说是因为一名女学生。这件事情的始末原委还不完全清楚，但从网上报上披露的消息也能看出大概来。这位老师40多岁，来自湖北乡下，在法国留学多年，自觉血管里流的已经是“法兰西血液”，要以红格子裤的另类穿戴，把自己打造成大学校园的一道浪漫风景。这还不够，他还给女学生们写“徐志摩体”诗歌，还在课堂上跟学生夸耀自己法文比中文强，还在家里举办法国葡萄酒鉴赏派对，那感觉就好像他一生下来就被法国人抱养了似的。他从底层上来，想快点获得上层社会的身份标志，这没什么不对。但不幸的是，他弄了个法式徽章，法国不就是多风流韵事嘛。——要是英式、德式也不至于这样的结局。他正值中年，心未必不花，但也未必多花。不过既然佩戴了“地中海红帆”的法兰西徽章，他就不能不花，不花别人会说他那徽章是管人借的。于是寒光一闪，血花四溅。可怜他夫人怀孕5个月，也可怜那个男学生的贫苦父母省吃俭用，刚把孩子培养成人。这个悲剧的背后显然有崇洋文化的因素。
话说回来，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术的洋奴化应该说稍稍好了点，原因比较简单——学者领到的人民币多了。国家发放的科研基金几千已经不叫钱了，动辄几万几十万，那都是亿万劳动者辛辛苦苦干出来的，用老话说就是“民脂民膏”。怎奈被贪心学者蜂拥而上、须臾而尽——胡诌一篇谁也看不懂、谁也不会看的《科学发展之我见》就骗去了西部好几家农民一年的收入！某单位的领导就对下面的学者推心置腹说：小钱（科研基金）你们自己去骗，大钱我帮你们（到财政部）去骗。这些年搞的科研基金，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知识精英对人民资产的抢劫，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学术腐败如今已严重到了见惯不怪、没人拿它当回事的程度。由于学术的腐败，读书人越来越没读书人的样子，一个个看着像官场上的小秘书、市场里的小商贩。小时候，商店卖东西的见小孩子淘气就嚷嚷说：学生，学校是这么教你的么？那时社会对读书人的道德水准是有较高期待的。如今谁还把读书人当回事呢？他们也没把自己当回事，社会的化粪池里，他们不算最如鱼得水，但也够能扑腾的了。从历史上看，读书人怎么也都还算是社会中比较健康的力量，带着棺材上任，国亡自沉的可不尽是读书人么？相对于其他群体，读书人成天“上下古今”，本来最有可能超越自身经验和利益，最有可能截断恶的链条，打破堕落的循环，成为前面说过的、社会改良的启动基金。但今天，你看他们或一头扎当权者怀里，或歪坐在资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俩主儿轮包。我真纳闷，他们怎么会腐朽得这么神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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