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杭州一位七旬老人因为长期服用的药品价格暴涨10倍，不想给子女增加负担而被迫自杀的消息，居然没有像此前成为热点那样在网络舆论上泛起丝毫涟漪，感到十分悲哀。看来人们对这种悲剧早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人们不再呼吁要像大多数国家和港澳台那样实行公费医疗，也不再呼吁政府制止药品价格爆涨，而是默默接受了让“药儿子”、“绳儿子”、“水儿子”等等给贫困老人养老送终这个残酷现实。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直被妖魔化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毛泽东时代，老百姓可以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和免费享有一切公共设施和公共资源，而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引擎和进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中国，作为对世界一带一路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投资的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主的中国，却在全世界180多个国家都已实行免费医疗的情况下，就是不能恢复老百姓的免费医疗?并且谁提免费医疗就把谁称为是“极左”?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制定医疗政策的官员是公费医疗，他们自己看病不花钱，也就不管老百姓看病多么艰难。为了保障他们的公费医疗拥有充裕的资金来源，便把原本是老百姓免费医疗的福利事业，改革成了国民经济的暴利产业；把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免费医保体制，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商业医保体制。而商业医保体制在全世界仅美国等很少几个国家实行，并且美国的商业医保也仅限于富人和中产阶级，而社会底层的穷人仍然是由国家负担的免费医疗，与中国高层官员享有国家负担的免费医保一样。
可见，目前中国老百姓不能实行免费医疗，完全是医疗体制双轨制的结果，是官员享有公费医疗，不参加医疗保障商业化改革的结果。如果中国官员和老百姓一样全都实行商业化医疗保障改革，和老百姓一样花钱看病，恐怕中国早就恢复了全民免费医疗体制。中国这种官员实行公费医疗，老百姓实行商业医保的医疗改革，结果绝不仅仅是造成官员看病不花钱而是老百姓要看病花钱那么简单，更可怕的是造成了老百姓花钱也看不起病的天价医疗体制。
官员看病不花钱而只有老百姓看病花钱的医疗改革，表明中国的官员成为了改革主体，老百姓成为了改革对象，一块蛋糕由官员在自己和老百姓之间进行切分，官员当然要切一块最大的给自己，剩多少给老百姓留多少。这就把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完全颠倒了过来，把免费医疗这个原本属于政府财政应该对老百姓承担的义务，变成了政府财政向老百姓收取天价医药费的权利，而把享有免费医疗这个原本应该是老百姓享有的权利，变成了老百姓应该支付天价医药费的义务和负担。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弊端就在于此，其他方面改革的弊端也在于此。要克服这种弊端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政府和百姓之间被颠倒了的权利和义务重新颠倒过来；把官员和人民大众之间被颠倒了的改革主体和改革对象重新颠倒过来。就第1个方面来讲，应该把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社会福利事业与社会产业分离开来，社会福利事业是政府向老百姓承担的义务，不能变成向老百姓赚钱的产业；就第2个方面来讲，公众应该成为改革主体，官员应该成为改革对象，把权力锁进笼子里，钥匙交给老百姓。这样所有社会改革，自然就会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不会成为约束老百姓的枷锁。
目前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钥匙交到老百姓手上，需要分两步才能实现。第1步就是先实行现代资本主义的官民平等原则，所有官员和老百姓都实行同样的改革，所有改革政策都包括全体官员和老百姓，无一人拥有改革之外的特权，无一人享有改革之外的成果。通过这一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第2步就是在实现了平等改革的基础上，再实行社会主义官员待遇不得高于社会平均待遇的社会主义巴黎公社原则，由人民群众来监督和实行这一原则，把关闭权力的笼子钥匙交到老百姓手上，由老百姓来决定官员乌纱帽的去留。
为了避免群众决定官员乌纱帽会出现无政府主义现象，更加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我们应该建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干部管理体制，由党组织任命干部“戴乌纱帽”，由老百姓免职干部“摘乌纱帽”，以此来保证官员既不敢违背党的原则，也不敢侵犯群众利益，真正能够实现最高领导人提出的两个政治目标，一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二是“实行全过程民主”。只有让老百姓来摘乌纱帽，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只有让群众来摘乌纱帽，才能真正实现全过程民主，避免资本主义选票民主老百姓有权选举而无权监督的弊端。
总之，人民失去免费医疗，是人民失去主权的结果；要恢复免费医疗，就必须恢复人民主权。这既是一个官民之间权利分配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人类社会顺序的文明问题。重建免费医疗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发展经济就是为了让人民享有更多福利。如果连免费医疗都做不到，也就失去了经济发展的目的，如同我们经常所说的那样悖逆了天理。
202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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