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资本的研究。最近，关于资本的文章颇多。本文试图以一种通俗的笔调、带有文学性的本体论手法向大众讲清楚资本问题。不这样讲，夹杂太多前人著作的文字，很难祛除围绕资本、要素存在的理论迷雾，很难服务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在本文中，笔者对资本的用法并没有总是严格地遵循马克思的用法。比如，马克思区分了资金和资本，本文则未加如此区分。因为资金是潜在的资本，资金等一用于投资就变成资本。
一、关于资本，可以不盖棺而论定
一些观点看似合理，但可以认为它们实际上崇尚丛林法则。中国一些人很欣赏西方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信条，愿意并且主张要在中国建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然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种幻觉。在西方，围绕私有财产、公有财产的争夺，侵犯他人的私人财产比比皆是。私有财产决不神圣，侵犯遍地都是。比如，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初始发展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私人所有权（通过使劳动力从农业中解脱出来，进而使得地主土地贬值，使地主阶级丧失经济地位，摧毁其政治地位的经济基础，从而变封建君主国为资产阶级的立宪君主国或共和国）。如果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资产阶级为什么不尊重地主的私有财产，而是要动地主阶级的奶酪呢？
资产阶级不仅不尊重地主的私有财产，而且不尊重其他人，包括某些资产阶级分子的私有财产。欧洲移民不是对印第安人实施了种族灭绝政策而把美洲土地占为己有吗？洛克菲勒不是持枪抢劫等威逼利诱的手法把别人的石油开采厂、石油加工厂抢过来吗？西方人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时，尊重了中国的私有财产和皇家财产吗？英国首相撒切尔不是把许多公有资本贱卖给私人资本了吗？索罗斯不是利用金融投机攻击了英国资本、泰国资本，并且小鱼吃大鱼成功，还想攻击香港资本、俄罗斯资本，只是没有成功吗？美国通用不是借助美国FBI攻击并控制了法国的阿尔斯通吗？许多西方的兼并不是在用兼并对象的资本来实现对兼并对象的兼并吗？这还是顶级商业和政治经济领域。在普通人的生活领域，商业上的尔虞我诈少见吗？地下经济不是占比很高吗？许多中产人士不是要靠打几份工才能养活家庭吗？从西方这些实践来看，西方人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是谁有“本事”谁说了算。并且，谁强谁弱，并不与资本大小有线性关系。有钱的人也不一定有本事。有小钱的人也可以靠商业模式吃掉有大钱的人的资本。简单说，在几乎所有的商业和政治经济领域，西方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贯彻的是丛林法则。改革开放以来，侵吞公有资产发生的还少吗？马云不是豪言银行不改变，他就改变银行吗？所以，中国谁相信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谁就是无知。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某些获得了私人财产的人试图保有其财产而发出的唯心主义狂喊！
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外敌入侵，中国人就有富国强兵的梦想。洋务运动派想要发展自己的资本而自强，结果，除张之洞因广泛耕耘科学、教育、产业而为中国留下巨大物质和精神遗产之外（武汉多所高校都源自张之洞创办的多个学堂），其他人多半是任人唯亲，表面上是国之栋梁，实则假公济私，谋一己之门户私利。维新派是学而优则仕，既不懂产业，也不懂政治。孙中山无官僚之资，既看透了封建官僚之腐朽，又有对中国产业长远之谋划，还倡导天下为公，但没有找到革命的根本动力和源泉——人民。他依靠少数人的城市暴动，大概也有学习列宁十月革命手法之意。从推翻满族统治、封建王朝的意义上看，孙中山是成功的。但要说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即使天假其年，恐也难办，因为国民党太松散了，太缺少先进文化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政策给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以观摩政治、锻炼自我的机会（毛泽东曾参加孙中山的一次寿辰，广东中山翠亨村孙中山故居有照片为证），但同时又没能避免让蒋介石继其法统。蒋介石独夫民贼，虽然也承认国营经济的重要，也不无发展产业、教育（国立武汉大学是他当政时建立的），但他一生精力、所能借到的外国资源主要用于剿共，且美其名曰“安内”，实际上就是稳定蒋家王朝的统治。他和他的贤内助都没有驾驭20世纪中国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有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雄心，却在成立之初非常弱小，因此不得不寻找自己革命的最深厚的社会资源。少年和青年毛泽东都读书很多，这足以使他为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读书多，使得毛泽东能够粪土当年万户侯！官僚、资本，怎么可能放在他的眼里呢？“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就是毛泽东一生的写照！革命需要他这种精神，建设也需要他这种精神。如果今天的中国，不反垄断，不防范资本无序扩张，让私人资本傲视群雄、睥睨一切，中国还有脊梁吗？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以为资本是要素，就把资本家奉为座上宾、店中客，甚至是上帝，那还有自我吗？不就成了拱手让权吗？拱手让权后，乐不思蜀、垂帘听政都做不到。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还能存在吗？老实说，赚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业。资产阶级能够赚好钱就不错了，哪里还有心思来思考国家治理呢？国家治理更是一个千头万绪的复杂事业，更是需要专门的政治家来处理。因此，中国如果允许资本家存在，也一定要置于国家的统御之下。然而，资本家为了赚钱，又会挖空心思来突破国家施加的限制。比如，搞金融的资本家一定会觊觎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的控制权。觊觎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已经使得英美建立起私人资本主导的中央银行，得到货币政策控制权已经使得英美的金融资本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兴风作浪。在列宁看来，金融垄断资本代表着战争。中国如果任由资本坐大，或者未能防止资本坐大，则危矣！
二、私人资本既是要素，又不是要素
只认定私人资本为生产要素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因为私人资本既是要素（在某些维度、角度），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要素，又不是要素（在另一些极其重要的维度、角度），而是奴役工人阶级的枷锁。工人阶级会承认私人资本是要素吗？今天中国流行的资本要素论，不过是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要素说的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诺思或许是明确提出资本术语的第一人。他把资本定义为能够达到增殖目的的货币。亚当·斯密视资本为用于生产“以取得收入的”资财，资财就不仅包括货币，而是可以包括土地、厂房、设备了。厂房、设备都是产品。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中，斯密的这种观点都是现代的。这种意义上的资本确实是生产的要素，离开它，就不可能有现代的生产。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的几百年中，西方的无产阶级确实过上了现代的生活，这种生活确实比封建农奴的生活要现代，要高级。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这当然是一种社会发展成就，这种成就的实现当然要归因于资本和资本主义。
然而，这种要素观及其基础上的现代和现代化本身都包含着话语的陷阱。在西方，无产阶级确实过上了现代的生活，这种生活甚至为经济落后国家的人民所艳羡。然而，这就是他们应该过上的最好的生活吗？996、月光族，百分之四五十的人储蓄存款不超过400美元，还时刻面临失业的威胁，还有大量有劳力却找不到正式工作的人，流落街头，靠施舍、打零工过活，还有大量的人不得不去卖淫、卖毒品、赌博。甚至毒品、赌博成为有组织的产业，卖淫也成为一种时尚的职业。这些现实问题，不得不让西方无产阶级对资本、资本要素、现代和现代化话语产生深深的怀疑：资产阶级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骄奢淫逸，无产阶级就只能埋头工作、朝不保夕、遵纪守法、无能为力吗？难道资产阶级的精英只能让他们的老百姓过上这样的生活？非不能为，乃不为也！西方资产阶级视资本为要素，对他们而言确实言之成理。因为他们确实是凭借对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获得了对社会的支配权，获得了对剩余价值的收益权。在他们获得这种权力和使用这种权力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成为了他们赚钱的工具。所以，西方的现代化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获得权力、保持权力的现代化，是资产阶级吃肉、无产阶级喝汤甚至无汤可喝（想想美国铁锈地带）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能够是这样的现代化吗？当然不能！因为这根本不是先进的文化，不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使有了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力对于这些无产阶级有多大的意义呢？这是对人力的极大的浪费，这是对人的尊严的极大的蔑视！
西方资产阶级要大发其财，首先就是要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在英国，一些国王虽然试图反抗资产阶级，但终归失败了。因为在资产阶级出现的时代，广大的人民发现，他们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资产阶级可以发动政变，甚至战争来反对国王。在政治的混乱之中，新晋的国王发现，需要开明一些，才能保住自己的王位，而资产阶级也不为己甚，愿意保留一种国王权力受到制约的制度。这样，在经历了残酷的斗争之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变化了的封建王权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就一拍即合了。这就是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大背景。然而，即使就斯密的本意而言，他在晚年，是否依然认同他写作的《国富论》里所表达的论调，也是值得怀疑的。他晚年不是要烧掉《国富论》手稿吗？而他写作《国富论》看来也是受到当时的金融资本家的授意而客观上为他们站台的。这样看来，今天依然为某些人所推崇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是斯密的最终的主张。
在资产阶级确立了他们的统治之后，要继续大发横财，就不得不实行资产阶级的社会控制，不得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大发横财。当然，这种专政既包括对无产阶级反抗的暴力镇压，甚至包括对无产阶级饥饿致死威胁下偷窃面包的残酷法律制裁，还包括采用教育、宣传等手法对无产阶级的欺骗、诱导。所有这些手法都是为了维护资本家通过占有私人生产资料拿走私人利润，在资产阶级内部分享股息、利息而让无产阶级最多获得工资的制度。资产阶级当然还凭借其工业能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建立起相对落后民族的军事优势，进而凭借这种军事优势及其所产生的政治优势、经济优势、文化优势等获得落后民族的资源和财富。这也就说明，仅仅有资金、机器、厂房、设备这些物质是不够的。这些物质要给资本家带来财富，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没有相应的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资产阶级就无法在自己的领导下借助剥削劳动力来生产价值，就无法把这些价值中的剩余部分攫为己有，化为己用。因此，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这正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不仅认识到私人资本的实质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社会关系，而且认识到并以无比精确的文学话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所以，如果资本要素观是资产阶级的观点，那么，这种要素观是广大无产阶级应该持有的要素观吗？当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建立的国家看起来实现了富国强兵，西方的无产阶级甚至如果没有西方的对外掠夺和侵略连上述那种卑微的生活都过不上，但这是作为人能过上的最大可能的生活吗？西方人不是满口理性、自利吗？怎么无产阶级就没有理性和自利的权利而只能满足于卑微、蚁命的生活呢？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这种要素观是桎梏自己的工具，是毁掉自己前途的凶器。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经济建设理所当然，因为物质是基础，甚至服务也不可或缺。然而，本来已经获得相当彻底解放的中国人民还要给自己再带上西方资产阶级要素论这种紧箍咒吗？当然不要！因为中国人民完全可以在公有制企业中来为自己和国家创造价值，而不为资本家创造价值。私人资本作为“生产资料要素”的经济属性就是实现其原始价值的增殖，而不管人民的健康，甚至不管人民的死活。富士康不是有十三连跳吗？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么多人被逼自杀？而那些没有自杀的工人就过得好吗？当工人因为在资本家的工厂里累死累活地打工，使自己的身体在极短的时间里折旧，还要被市场化、西方化的医疗来榨取自己的最后的价值，甚至在死后，还要因为一块墓地而再次遭受资本家的剥削。这样看来，私人资本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社会主义生产要素，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求得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必然要素。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非要把资本与要素联系起来，也只能在资本前面加上限定词“公有”，说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生产的要素。这种说法就把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统一起来了。当然，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按照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理解，也可以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但私人资本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占据次要、补充地位。
三、资本权和人民政权形成对立
权力属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本质；权力属于资本，是一切资产阶级政权本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必然要顽强表现出来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社会客观规律。资本要素说混淆了资本主义资本和社会主义资本（如果我们在我国也借用资本这个话语来说）。这种混淆客观上不仅构成了对今天已经坐大的私人资本的背书，而且还日愈构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解构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过去代表的是，今天代表的也应该是无产阶级，而不是私人资本。如果听任私人资本野蛮发展，让其超越公有资本而占据社会经济主体地位，则必然要求相应的私人资本的政治主导权，从而事实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权，否定人民政权的政治性质。所以这种公私不分的资本要素论，实质上是为把中国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政党、把人民政权变成资产阶级政权做铺垫。
本来，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态，及时地正确地认识私人资本，及时地对政策进行调整，我们是无需面对国内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坐大的格局的。对私人资本的认识就那么难吗？如果从政治上看问题，它一点儿都不难。党的领导权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党的力量源泉在人民。然而，如果百分之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以上的劳动者在私人工厂里工作，那么，他们是首先听私人资本的话，还是听党的话呢？每一个私人工厂不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吗？党应该代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然而，“资本”从来没有让“劳动力”决定工资多少、要干什么、怎样干。当资本用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更新设备时，劳动力也可被视为多余而被解雇。资本解雇了大量工人所形成的社会问题反而要党和政府来托底。而且，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不会出现，但到20世纪90年代就以非常大的规模出现了。
当私人资本越坐越大后，就控制了大量的资源。有的私人资本会控制媒体，建立新的大学，或向已有的大学渗透，影响官员，甚至会直接进入党和政府机构。当这种格局形成后，党的领导权就有了巨大威胁。在中国封建历史中，一个皇帝娶了一个女人，就把外戚引进来了。建立了宦官体制，就把宦官集团引进来了。中国古代外戚专权、宦官专权的事例太多了，甚至外戚夺权的事例也非绝无仅有。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可无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是要亡羊补牢，而且还得只争朝夕，切不可拖到为时已晚、无可挽回的境地。
如果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那么，由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已经视黄种人为最大威胁，中国就必将面临以中国的资本主义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了。在这种战略格局下，中国的胜算是微弱的。因为资产阶级以赚钱为最大目的，没有斗志，没有牺牲的精神，更没有远见，也得不到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更何况，今天中国富起来的少数人有的是凭借买办（做外国资产阶级的代理），有的是凭借外国资本的支持，有的在发达国家有工厂，有的在发达国家有存款。在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中，中国人的凝聚力已经大大降低了。而如果在今天所面对的西方挑起的对抗中，中国失败了、退缩了、软弱了，中华民族就可能落到印度那样的命运了！这也就推出，在今天的中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要高于私人资本权利，要把私人资本的话语权限制在确保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底线范围内，要防止私人资本觊觎政权。
即使中国没有外患，生产力发展还是当务之急，其实也不用向私人资本让渡太多的权利。这个道理早已被斯大林和毛泽东所认识和实践。因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发展生产力的低能儿。如果资本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好制度，那么，许多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发展得不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就连美国资产阶级今天也是焦头烂额。中国今天之所以发展得还比较好，实在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带领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民为今天的中国留下了一个社会主义基础。这样看来，即使仅就发展生产力（大致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经济增长）的目的而言，那种资本要素论也是站不住的。
四、大力发展公有制是稳定经济的需要
当前，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许多产业出现产量饱和，又由于疫情，又由于西方不断加大的压力，中国经济面临增速趋缓的问题。当经济增速趋缓时，原有的就业制度就必然遭受冲击，原有的发展方式就必然难以为继。而且，由于我国的地方财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依靠土地财政，因此，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多个省份的财政也出现赤字。当然，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实际上是长期存在的。在经济增速趋缓的背景下，即使中国还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余地，其发行成本也必然增加。如果不采取办法加以处理，也许不用多少年，中国就会成为财政债务缠身的国家。
中国本来应该保留和发展大量的国有企业，使之作为人民群众安身立命的平台，使之成为那些有雄心和能力的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这样，就既能快速发展生产力，又不至于使中国收入两极分化。现在，中国只剩下不足一百家的央企和一些地方国有企业。而央企又过多关注项目运作和资本运作，“所养”的工人队伍很少了。许多县市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企业，更没有可以为自己提供收入的企业。而汪洋大海般的私人企业大多只想向政府要补贴，不想给政府多交税。这样，从卖地得不到多少收入后，中国地方财政必然出现困难。卖地本来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构成政府的可持续收入。这样看来，中国在所有制上该怎样操作不是非常明显了吗？依靠西方所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有前途吗？离开了国有企业，而把希望寄托于私人企业，只会把中国引导到万劫不复的境地。有人还试图通过混改让仅有的为数很少的国企、央企再进一步私有化，来给私人资本提供信心。这种主张难道不是要挖掉中国社会主义主义最后的经济基础吗？
有人说，农村是中国的稳定器。过去和现在，农村确实是中国的稳定器。本来，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就有农村就地城市化（城镇化）的理论主张。从广东等地实践看，虽然省内也有地域的不平衡，但它们也确实是实现了一些农村的就地城市化（带有资本驱动性质）。而中国中西部的大量农村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相对衰落了。相对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应该归结为我们没有采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小农经济实际上就是各自为战的经济。在战争年代里，在敌人非常强大的情况下，各自为战地开辟敌后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革命连锁经营。但当形势变化后，如果这种连锁经营不更好地组织起来，形成正规化部队，进行革命的大决战，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遥遥无期。在经济建设中，各自为战就能很好地发展经济吗？当然不能！现在，农村人口稀少了，粮食供应产生隐患了。到底是让资本下乡，还是在新的生产力（如人工智能）条件下以集体经济来实现乡村振兴，也是摆在我们国家面前的一个重大选择。假设中国的人口和产业集中到若干大城市，则敌人一旦对这些城市发动打击，中国人口就可能出现巨降！这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现在，似乎还有一种主张，即所谓要盘活农村资产，给农民以财产性收入。这是一条死路。如果我们城市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饱和的地步，农村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与城市部门在经济上分庭抗礼呢？这样来看，盘活农村资产主张一旦变为政策，最多就是为农村土地的交易提供政策合法性。它基本上纯粹是把原来属于集体的土地变为属于资本和少数人的土地。这样，恐怕中国就会重新出现大地主，而几亿农民就真的可能面临当年英国农民面临的“羊吃人”的命运了，这将会使中国出现历史的大倒退！所以，试图将土地、房产资产化的盘活农村资产，绝对是一条死路！中国农村只有发展起强大的集体经济，将农民转化为现代的拥有企业所有权和国家管理权的工人，才可能提高原来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才能使原来的农民有生活的保障，才能实现乡村的真正振兴。这种振兴最终必然表现为城乡差距的缩小，甚至农业部门成为城市部门欣羡的部门。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学界充斥了西方经济学的思维。这种思维在十八大后虽然已经消退不少，但至今依然顽强的存在。中国到了再次推动对《资本论》好好学习的时候了。我相信，通过这种学习，可以明确，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意义上是由私人资本推动的，但不能在理论上认为私人资本是（社会主义生产）要素。因为马克思在理论上已经说明了，资本家对于现代生产来说是多余的，也就是并非必要的。假如今天中国非要推出一个资本要素理论，这一方面不过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遗迹，根本不是什么创新；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更高阶段，而且遗留下一个问题：再过多少年，中国才可以终于要从“私人资本是社会主义生产要素”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呢？换问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还有没有性质区别，还要不要区别呀？人民怎么看？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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