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是美国根据自身利益和偏见制定的一套等级秩序，它戴着有色眼镜，自大地认为西方国家是民主自由的，而非西方国家是半民主自由或非民主的。这实际上是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一套以西方价值观为标准的等级制，是西方种族主义和“文明标准”的延续。
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然而，近年来在西方学界却流行着这样一种叙事，即“帝国”在二战后戛然而止，被“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所取代。事实并非如此。
走向帝国主义的西方国家
在西方语境中，如果说对内统治，“帝国”往往是一个贬义词，而如果是对外统治情况则不然。随着罗马共和国征服地中海世界，其共和政体被凯撒、奥古斯都等独裁者颠覆，罗马共和国变为罗马帝国，政府官员的最高权力被称作imperium，这一词汇日后演变为empire（帝国）一词。西方学者认为，对内而言，共和国优于帝国，因为共和国统治依靠的是“公民美德”，而帝国则是“公民美德”丧失后遭到的惩罚，因为民众不得不屈从于帝王的残暴统治。对外来说，西方人一直对昔日的罗马帝国“念念不忘”，誉之为“罗马和平”，认为正是由于罗马人武力征服地中海世界，才带来了“和平”。尽管罗马帝国早已不复存在，但其曾经的“辉煌”与野心，仍如幽灵一般在西方世界游荡。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国家的帝国冲动找到了新出口，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继之而起的荷兰、法国和英国均建立起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
18世纪，英法在全球范围内抢占殖民地和争夺霸权。法国实行“直接帝国”政策，即在吞并殖民地后进行直接管理。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等一面谴责欧洲的殖民统治，一面主张要向落后地区传播“文明”，并将法国吹嘘为最“文明”、最具传播资格的国家。“自由派”学者托克维尔原本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印第安人等殖民侵略受害者摆出一副同情姿态，但在涉及法国利益的时候却索性撕下这张面具，急不可耐地为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辩护，并叫嚣着要用武力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大革命后，法国继续加大对外扩张，并出现了两个“帝国”——法兰西第一帝国与法兰西第二帝国。马克思指出，“法兰西帝国”是贵族保守派、资产阶级与革命群众力量僵持的产物，它通过对外征服转移了国内的阶级斗争。这一法宝也被法兰西共和国所继承。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以传播“文明”为使命，致力于在殖民地推行同化政策，将其美化为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传统的延续。因此，法国的“直接帝国”政策显得格外教条和野蛮。
英国更具功利主义色彩，也更加狡诈。英国起初也对殖民地采取直接控制的手段，但在印度民族大起义后，意识到不能像法国一样蛮干，需要重视当地的传统习俗，利用当地宗教、文化和部族矛盾分而治之，由此从“直接帝国”转为“间接帝国”。英国还发展出“自由贸易帝国”或“非正式帝国”，即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对亚非拉主权国家进行经济控制，而不是将其变成殖民地。帝国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和卫道士、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是“间接帝国”的支持者，他在1852年抱怨，殖民地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曼彻斯特学派的科布登、布莱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英国自由党领袖布莱克斯通等，名义上也都反对继续征服扩张，但实际上都支持英国的全球经济霸权和“非正式帝国”政策。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爱德蒙·柏克等也都曾对本国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提出激烈批评，但他们只是希望英国的统治能变得更“文明”，而不是拆散帝国。
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痼疾开始发作。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工业文明”升级为“金融文明”，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各国加紧争夺海外投资渠道、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帝国”的诱惑在增强。与此同时，世界上存在诸多“帝国”和“皇帝”，如奥匈帝国皇帝、德意志帝国皇帝、日本帝国天皇以及俄罗斯帝国沙皇等，标志着“帝国时代”的到来。
迪斯雷利1872年先后发表了曼彻斯特演说和水晶宫演说，宣称托利党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本国制度”，其次便是“维护英格兰的帝国”，并将国内反帝主义者贬称为“伪君子和书呆子”。英国矿业大亨塞西尔·罗德兹、保守党首相张伯伦、自由党政治家查尔斯·迪尔克等都是公开的“帝国主义者”。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76年加冕为“印度女皇”，1902年设立了“帝国日”，以激发普通民众对英帝国的认同。“帝国”看上去能带来许多好处：国家荣誉和地位、原材料和市场、投资渠道，同时也体现为“社会帝国主义”，即通过对外征服缓解和转嫁国内矛盾。罗德兹直白地说道，“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恩格斯也谈到了在帝国问题上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问题，认为它甚至能激发虚伪的道德感。英国作家吉卜林颠倒黑白地称，“帝国”是“白人的负担”，是白人为了“文明”的使命而“负重前行”。然而，当“非正式帝国”面临岌岌可危的情形时，英国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占领埃及、发动布尔战争，将此前没有正式占领的地区转化为“正式帝国”。
打着“反帝”旗号的美利坚帝国
对于“帝国”，美国的态度有一个演变过程。殖民地时期，英属北美人以身为英帝国臣民为荣，倚仗英帝国支持，不断侵蚀和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美国独立后，华盛顿用“崛起帝国”、富兰克林用“强大帝国”、杰斐逊用“自由帝国”和“广阔帝国”等词语来描述美国，这说明殖民地时期和美国早期领导人对“帝国”持认可态度。
不过，独立后的美国人认为，分清与其他帝国尤其是与英帝国的差别更为重要。西进运动中，美国不断驱赶屠杀印第安人，吞并他们的土地，这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没什么不同。但美国人认为，获取土地以最终建州为目标，不存在英帝国“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同时，美国是一个“白人共和国”，只欢迎白人移民，这与英帝国的多元化也有明显差别。因此，在这一话语叙事中，美国与“英帝国”有了区分，美国的扩张是“好的、理性的、共和的”，而“帝国”则是专制的和非理性的。美国自欺欺人地使用上述言辞来粉饰和掩盖对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人犯下的累累罪行，并试图以此标榜自己的“例外特性”。
1898年4月25日，美西战争爆发，美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12月10日，美国和西班牙签订《巴黎和约》，西班牙割让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等殖民地给美国，美国成了像欧洲列强一样的殖民帝国。
随着美国崛起为工业强国，镀金时代的垄断资本集团主宰了国民经济，再加上内陆“边疆”已所剩无几，鼓吹对外扩张的“新天定命运”、社会达尔文主义、边疆论和海权论等论调甚嚣尘上。1873年和1893年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社会精英产生了不扩张就萎缩的焦虑情绪。这种情绪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爆发和宣泄出来。战胜西班牙帝国后，美国在是否接收菲律宾问题上产生较大分歧。反对派自称“反帝主义者”，谴责支持占领的一方为“帝国主义者”；但后者不承认这一说法，自称“扩张主义者”。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甚至厚颜无耻地说，在美国“没有见到帝国主义者”，而只有“一贯的扩张政策”。“扩张主义者”声称，占领菲律宾与西进运动并无本质不同，新获得的土地不是“殖民地”，而是“未合并的领地”。
为何美国最后又放弃占领菲律宾了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为殖民地付出的成本过高。除道德因素外，有色人种的大规模移民、关税问题、菲律宾人民的反抗、日本的威胁、美国联邦权力的限制等都意味着占领菲律宾要支付高昂的殖民成本。美国国会在1916年通过了《琼斯法》，许诺菲律宾独立。尽管这一许诺直到1946年才成为现实，但美国已经迫不及待地以此来宣扬自己是“反帝国主义”者。这一做法开启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新模式”，即迈克尔·曼所说的“临时殖民地”，那就是通过短期占领来输出所谓的“美国体系”，从而服务于美国的长远利益。
这套“美国体系”的操作是，与“殖民地”上层精英达成妥协与合作，建立由他们把持的“自治政府”，这个政府往往是亲美的寡头政体。美国的辩护者声称，美国致力于培育当地人民的自治能力，因而不是“帝国主义”。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美国与欧洲帝国主义的区别，抨击欧洲列强是掠夺行为，只有美国格外“仁慈”，将殖民地的“福利”放在心里。
鉴于菲律宾的经验，美国没有直接吞并小国林立的加勒比海地区。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将吞并多米尼加比喻为“大蟒蛇将豪猪倒着吞下”，认为代价高昂。成本较低的方式是美国控制当地战略要地、关税收入和财政货币政策，从而为自身利益服务。例如，巴拿马原为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个省，美国通过煽动巴拿马的分离主义势力，将其从哥伦比亚分裂出去，变为自己的保护国，随后获取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并长期占领运河区。通过“门户开放”和“金元外交”，美国实现了更经济实惠的帝国控制方式，但它必须频繁地诉诸武力，来遏制和惩罚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讽刺的是，美国一方面公开指责英法在非洲、亚洲等的帝国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又无视自身1898—1930年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多达28次的武装干涉，大言不惭地到处吹嘘自己是“反帝国主义”者。
“自由秩序”是美利坚帝国的遮羞布
美国还试图通过国际组织来实现自己的帝国野心。1899年，美国派出代表团参加海牙会议，试图通过建立仲裁法院、制定战争规则等方式，协调列强间的矛盾，但这次会议因德国反对而成果有限。1907年，第二次海牙会议更是变成一出闹剧，美国试图避免“帝国主义”恶名，邀请多次被其霸凌的拉美国家参会。但事与愿违，会上发生了弱小国家与列强的争执，使完善仲裁法院的计划落空。
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衰落，美国获得了世界霸权。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将建立国联等国际组织的功劳归于自己，标榜为“美国计划”，视作“反帝”成果。但本质上这只是神圣同盟、欧洲协调乃至柏林会议的延续，只不过西方内部由“多极”变成了“单极”，列强协商分赃变成了美国的“一言堂”。
美国还用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来自我美化，借用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套西方中心论话语，用国际法、“普世人权”、民主、规则和自由市场等言辞维护霸权，并自我感觉良好地充当发展中国家的教师爷。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是美国根据自身利益和偏见制定的一套等级秩序，它戴着有色眼镜，自大地认为西方国家是民主自由的，而非西方国家是半民主自由或非民主的。这实际上是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一套以西方价值观为标准的等级制，是西方种族主义和“文明标准”的延续。
美国不择手段地维护这个等级秩序，包括使用中情局对外秘密渗透、策动政变、经济制裁和军事干涉等。它还常常混淆军事联盟与国际组织的差别，在倡导包容性、平等性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国际组织之外，建立以西方价值观为准则的排他性联盟，甚至在这个联盟中再建核心联盟，依靠胁迫、宣传、渗透等方式纠集一批“盟友”，自己做“盟主”。
同其他“帝国”一样，美利坚帝国图谋更有效地压榨与掠夺缺少反抗力量和话语权的边缘地带。二战后，美国花样翻新，通过跨国公司、美元霸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谬论等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它还千方百计地阻挠、打压边缘地带国家地区的经济转型与升级，妄图使其永远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
但世上没有长盛不衰的帝国。许多学者注意到，在帝国处于上升势头时，一般表现得较为自信与包容，看起来甚至不像帝国主义，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20世纪中期的美国便是典型。而恰恰是其走向衰落的时候，在焦虑的心态下越发封闭反智、歇斯底里，大肆推行反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政策，并走上拉帮结派、穷兵黩武之路，加剧国际局势紧张。而此时，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就暴露无遗。
1903年，美国策动巴拿马独立，随后与其签订了《巴拿马运河条约》，并长期占领运河区。此后，巴拿马运河区成了“国中之国”，由美国总统任命运河区政府总督进行管理。
即便如此，美国官方仍坚称美国不是一个“帝国”，学界亦不乏为其宣传鼓噪之人。即便有众多无可否认的事实摆在眼前，他们也会加上种种修饰，把美国刻画为一个自由的、勉强而为的、不经意的、防御的、文明的、非正式的、海洋的、商业的、无殖民地的、受邀请的、临时的、后现代的、后领土的“帝国”。不论是彻底否认美国的“帝国主义”性质，还是挖空心思为美国作婉转的无罪辩护，为美国鼓噪者倾向于认为美国决策者是好心办坏事，美国本意是倡导“自由秩序”，只是无意间走上帝国歧途。他们还声称帝国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进程，积极意义大于消极影响；有的甚至认为帝国是通向康德式“永久民主和平”的必经之路。这些言论无疑验证了萨义德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断，即没有中立的学术。
一战前，考茨基曾被帝国联盟所迷惑，提出了“超帝国主义”论，认为只要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国际垄断同盟，共同“和平”地剥削全世界，就能消灭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出现一个“持久和平”的“新纪元”。列宁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垄断资本集团的联盟，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暂时现象，也将会在资本主义的运动中土崩瓦解。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主要有三种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而产生的矛盾。前两种矛盾激化，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革命；后一种矛盾激化，往往导致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又会加深前两种矛盾，从而促进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革命的爆发。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旧式的帝国主义已经灭亡，但新的帝国主义还存在。无论新帝国主义以何种形式出现——金融科技帝国主义、法律帝国主义、概念帝国主义或是联盟帝国主义等，都改变不了其压榨、掠夺和剥削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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