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交换”批判——浅析国际贸易中的劳动价值论
(征求意见稿)
阳和平 | 文
摘要
目前流行的所谓“不平等交换”说，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把剥削主体由帝国垄断资本偷换成列强的工人阶级，鼓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高工资、高“福利”是帝国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第三世界所获超额利润收买列强工人阶级的结果。
但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社会”的范围又是由劳动力流动的范围决定的，所以只要劳动力在国际上不流动，那么商品的价值就不具备国际性标准，劳动力的价值也同样没有国际性标准。
国际贸易的劳动价值论意味着，商品的价值不会高于进口国在国内生产同样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劳动力的价值不会高于商品生产国在国内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贸易国之间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价值的巨大差异，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在国际贸易中获取临时性的超额利润创造了条件。
原先提出“不平等交换”理论的伊曼纽尔（Arghiri Emanuel）和阿明（Samir Amin）等人，否认在劳动力无法流动条件下，决定商品价值的市场和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市场往往是不同的市场，反而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劳动力价值的国际标准出发，在生产价格上大做文章，违背生产价格机制的前提条件，把生产价格差异所必然导致的非等量劳动交换看成是发达国家剥削第三世界的源泉，因而他们实际上掩盖了产生超额利润的真正机制在于帝国资本对资源、技术和市场垄断。这种用“不平等” 的道德尺度来控诉帝国主义，是空洞乏力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本文重点通过分析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模型，阐述了贸易国之间劳动力价值差异、贸易比例、生活水平和利润率平均化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资产阶级是如何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获得超额利润的，说明了即便是在没有资源、技术和市场垄断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达到压低各国劳动力价值，加重对劳动力的剥削，扩大各国失业人口，并且在提高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力的绝对生活水平，进而批驳了至今仍在流行的“不平等交换”这种伪马克思主义学说。
本文仅是关于现代帝国主义特征的开篇，往后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一步步地展开。
目录
前言
一、浅谈剩余价值的来源
二、生产价格机制必然导致非等量劳动交换
(一)生产价格模型
(二)生产价格理论的适用范围
三、劳动生产率差异必然导致非等量劳动交换
(一)资本密集度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
(二)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模型
(三)无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模型
四、劳动力价值差异才是国际贸易中暴利的源泉
(一)劳动生产率悬殊下贸易对劳动力价值的冲击
1.第一桶金的获取
2.初步确立利润率平均化的贸易比和失业人数
3.贸易导致的劳动力价值上限
4.贸易导致的劳动力价值下限
5.劳动力价值、贸易比和利润率的关系
6.墨西哥工人的斗争“剥削”了美国工人吗？贸易比和生活水平的关系
7.贸易极限的利润率
(二)劳动生产率局部相等下贸易对劳动力价值的冲击
1.重新确立利润率平均化的贸易比
2.劳动生产率局部等同后贸易导致劳动力价值的上下限
3.贸易极限的利润率和失业人口
结论
后记
参考文献
附录：“不平等交换”模型批判
前言
当今，帝国争霸愈演愈烈，而社会帝国主义者们为此也在试图制造各国工人阶级的对立。表面上，他们强烈谴责列强对第三世界的掠夺，实质上，他们是在为帝国争霸提供炮灰。他们鼓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高工资、高“福利”是帝国用“不平等交换”剥削第三世界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收买帝国工人阶级的结果，把剥削的主体由帝国垄断资本偷换成列强的工人阶级，并依此敌视近来越来越高涨的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他们生怕身边打工人效仿，阻碍帝国争霸的进程，不遗余力地破坏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
他们用“不平等交换”说来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掩盖了剥削的真实机制。这些考茨基主义的孝子贤孙们，与民间右派“入关学”如出一辙，把工人阶级反抗残酷剥削的怒火从直接压榨自己的垄断资本集团转向争霸的其他列强。他们宣扬本国一旦崛起“入关”成为帝国，打工人也可以跟着“沾光”，以此鼓励各国无产阶级为帝国争霸相互残杀。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阐述国际贸易中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规律，认清垄断资本压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获得超额利润的具体渠道，以便识破这种披着马列外衣的“不平等交换”说。
如同“中心、外围”论一样，以国家为单位的“不平等交换”说是从流通视角，而非生产视角来分析国际贸易，所以它回避了垄断资产阶级是如何在生产领域获取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的，掩盖了国际贸易中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的真正去向，隐瞒了中国沿海出口贸易暴发户崛起的机制。因此，“不平等交换”说实际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原先提出“不平等交换”说的学者，比如A·伊曼纽尔 (Arghiri Emmanuel) 和继承者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等人，是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站在第三世界一方，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进步学者。但是他们又都在很多地方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伊曼纽尔在其1972年英文版《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一书中，试图绕开帝国主义对资源、市场和科技的垄断，一方面痛斥主流经济学在国际贸易上的谬论，另一方面却又错误地把马克思关于生产价格的理论套用在国际贸易上，并将其视为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掠夺的根本途径。他在书中直接否定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决定的，把工资看成是一个可以独立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自变量，并坚持一国工资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剥削其它国家工人的基础上。他的这些观点当时就遭到夏尔·贝特兰 (Charles Bettelheim, 又译为贝特尔海姆) 比较严厉的批判。这些当年的学术争议，对当今世界的革命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虽然在伊曼纽尔和阿明等学者的视野里，到第三世界建立血汗工厂的都是列强的资本集团，因而，把“不平等交换”看成是剥削的根源，多多少少还有些相关性，但是当今的时代特征，与他们这些学者所研究的时代已大不相同。该理论的欠缺被崛起国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所发挥，改造成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而掩盖后起垄断资本集团在国际贸易上的暴利，并为其遭遇的所谓“不公平待遇”鸣冤叫屈、打抱不平。
实际上，帝国主义在国际贸易中持久的超额利润主要是通过对技术、市场和资源的垄断获得的，而非通过所谓的“不平等交换”。拿后者计算帝国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把“不平等交换”看成是剥削的源泉，这违背了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比如，某位新社会帝国主义辩护士给出新兴强国不可能是帝国的一个具体理由如下：
成为一个核心国家，意味着用一单位本国劳动来交换多个单位的外国劳动。xx现在的出口商品包含了大约9000万人年的本国劳动。如果要像美国那样，用一单位本国劳动交换4单位外国劳动，那么xx进口的商品就必须包含3亿6000万人年的外国劳动；而全世界所有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还不到 5 亿人年，根本不可能找到那样大的一个地区来向xx输入包含那么多劳动人年的出口商品。 (见《对“xx帝国主义论”的批判》)
这里面的逻辑很奇怪。作为一个核心大国为什么还要坚持那么大规模的出口？少出多进，尽情享受来自四方的纳贡，对霸主来说有什么不好的呢？
由此可见，他们非蠢即坏，要么是真不懂，要么是装不懂剩余价值的来源。说到底，他们的计算方法，就是拿双方贸易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衡量是否“平等”的交换。这种计算方法基本上忽略了生产方式的差异——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以及这种差异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早就批驳了这种“越低效生产出的产品价值就越高”的谬论，所以这种“不平等交换”的计算方法跟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
实际上，这种分析方法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攻击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依据，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恶意歪曲。冒着过于啰嗦的风险，下面我将比较详细地分析这个问题。
一、 浅谈剩余价值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并不认为低效生产者的产品包含着更多的价值，也不会认为高效生产者“剥削”了低效生产者，比如纱厂资本家“剥削”了手工织布娘。相反地，在一个还没有形成垄断的市场里，一个商品只有一个价值，也就是这个市场范围内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不同国家之间没有贸易往来，那么每个国家具体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本上是由该国生产该商品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来决定。
不同生产者生产同一个商品的效率当然可以全然不同，它是基于自然条件或人为的差异产生的。比如，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受自然条件制约，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受熟练程度和技术条件制约。具体到每一个生产者，有的花费时间比平均值大，有的花费时间比平均值小，因而效率高的就可以获得超过平均值的超额利润，效率低的就相对“吃亏”。
比如，生产同样一吨玉米，使用耕牛和锄头，总计或要花费一月的劳动时间，而使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总计或只需花费一天的劳动时间。如果一个服装生产者与玉米生产者进行交换，同样数量的服装交换获得的玉米的价值是完全一样的。高效一天平均生产的1吨玉米，不可能与低效一天平均生产的60多斤玉米进行交换；同理，服装生产者也不会因为同情低效玉米生产者，进而拿更多的服装与少量的玉米进行交换。同样的1吨玉米与服装的交换必然获得同样多的服装，因而高效玉米生产者一天的劳动，通过交换获得的服装，比低效生产者获得的服装更多。
这些多余的财富并不是“剥削”低效生产者获得的，而是因为，高效生产者一天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无论按玉米算还是按服装算，本来就比低效生产者多。高效与低效的交换就不可能是等量劳动的交换。这是商品交换的基本逻辑。
由此可见，用“不平等交换”这个道德尺度来分析国际贸易，其中所谓的“平等”概念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如果等量劳动的交换是“平等”的，那么这个概念就意味着，无论是1吨还是60多斤的不等量玉米，与等量服装进行交换是“平等”的。劳动生产率不一样，如何平等？要么等量劳动交换，要么等量玉米交换，二者不可得兼。就像资产阶级的口头禅“公平、正义、平等”一样，这类概念说到底还是唯心主义的，用道德批判来控诉帝国主义，是苍白无力的。
那么，惊人的财富积累，以及资本主义实实在在的剥削，到底是如何实现的？
这就是剩余价值的秘密。剩余价值的产生，既不是像杜林先生大喊大叫的那样，依靠暴力剥夺获取的；也不是像新社会帝国主义者们义愤填膺地谴责的那样，是列强通过“不平等交换”获得的。科普一下剩余价值的来源看来是有必要的。
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一——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在等量价值交换条件下剩余价值产生的途径。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劳动者在一定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要大于维持这个劳动者在同一时期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中所包含的价值。
原则上来讲，工资是劳动者作为商品的价格，或劳动力的价格，而工资所能购买的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劳动力的价值；或者说，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形态。这个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每个劳动力在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教育培训，养儿育女，赡养老人等等项目中所消耗的产品和服务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就像一匹马能干多少活和值多少钱是两码事一样，剩余价值的产生，就是由于一个劳动力一生所能够提供或出卖的劳动时间，要大于维持这个劳动力作为商品的生存所消耗的总体劳动时间。离开对剩余价值的分析谈“剥削”，是唯心主义的无稽之谈。
如果生产的全过程都在一国内完成，那么虽然劳动者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要大于一天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价值，但是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仅仅是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价值，因而还是一个等量价值交换的过程。利润的源泉就是同样时间内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价值之差额，也就是说，一个老板雇佣一个工人所指望的平均净产值，或一个劳动力一天所能够创造的价值如果是1000元，而维持一个劳动力生存和繁衍的平均日消耗如果是500元的话，那么一天的剩余价值就是500元。
即便是按照主流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边际产出理论来看，当老板雇佣最后一个工人的边际净产值 (也就是当生产资料不变的条件下，雇佣的工人多了，最后一个新添加的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反而会下降到) 与劳动力价值相等时，平均净产值与工资的差额还是巨大的。所以当价格与价值等量时，也就是在没有垄断的条件下，老板赚的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劳动力价值的平均差额，或平均利润。
下面我们先探讨在没有垄断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内部的商品交换为什么会有非等量劳动的交换。然后，再进一步探讨在没有垄断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中等量价值的交换为什么仍然是非等量劳动的交换。我们将揭示，剩余价值真正的源泉，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并非来之所谓的“不平等交换”。
二、 生产价格机制必然导致非等量劳动交换
在一个国家内，高效生产者的优势往往来自于生产工具的高效，也就是主流经济学称之为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所谓的“不平等交换”说把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生产之间必然产生的非等量劳动交换，看成是导致“剥削”的交换。但是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必然导致一个现象：商品价值等同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必须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因而等量价格产品的交换既不是等量价值的交换，更不是等量活劳动的交换。马克思称这种利润平均化导致的价格为生产价格。
比如国内蔬菜与主粮的交换，在没有机械化以前可以是几斤蔬菜换一斤粮食，现在是几斤粮食换一斤蔬菜。相比粮食，蔬菜的价格上涨了。那么按照国际贸易的一种说法，这是不是“贸易条件恶化”了？如果没有资本对资源、市场和技术的垄断，离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谈论所谓“贸易条件”的变化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变化的原因就是，主粮生产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要远远地大于蔬菜生产。相对而言，主粮生产是资本密集型的，蔬菜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两者之间的交换就不可能是等量劳动的交换。资本密集型的生产价格必须高于它的价值，才有可能获得同等于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利润，否则不会有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这里面不存在资本密集型资本对劳动密集型资本的“剥削”，甚至连超额利润都没有。但是按照“不平等交换”者的计算，即便是蔬菜的价格相对主粮上涨了，生产主粮的老板仍然还是“剥削”了生产蔬菜的老板，因为两者等量价格的交换不是等量劳动的交换。
(一) 生产价格模型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考察两类农作物劳动生产率非同步变化对价值和价格的影响。为了便于叙述，我们可以把每日的总产出划分为固定资产（物化劳动）、工资（劳动力价值）和利润（剩余价值）这三部分。每日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即净产值）是由工资和利润组成，并不包括物化劳动，因为后者的价值仅仅是转移到总产值那里的。
无论是生产蔬菜还是生产主粮的资本家，他们看待生产性投资总是包括了两个方面。1）是在生产资料上的投资，如原材料、生产工具、设备、种子和土地等等物化了的劳动 ；2）是在劳动力上的投资，即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 。两者的组合是成本。产业资本家的利润是刨除这些成本以后的剩余。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假设，在没有机械化以前，500斤蔬菜与100斤主粮包含了同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这时劳动力价值是净产出的50%，并且固定资产（固资）份额在机械化以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仅占净产出的1%)，并资本密集度等同，那么此刻一天的利润按蔬菜算是250斤，按主粮算是50斤，利润率 (利润占成本或投资的比例，而投资由固资和工资组成) 都是 (250/255=50/51=) 98% (见表一)。
表一、机械化前按照劳动价值论计算的日产利润率
有了机械化以后，假如1000斤的蔬菜与5000斤的主粮都需要花费一天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主粮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蔬菜的要大的多 (见表二) ，原来同等的利润率就不可维持。
表二、农作物劳动生产率的日产实物价值对比
资本家推动机械化的动力是指望提高利润率。如果机械化以后工人的实物工资没有变，那么无论是生产蔬菜还是主粮的老板，都会大幅度地提高利润率。原来250斤蔬菜的工资当量（也就是用来购买生活资料的货币工资够购买的蔬菜总量是250斤）仅仅是机械化以后净产出的25%。如果生产蔬菜的固定资产占净产出的10%，那么利润率就有望提高到 (750/(250+100)=) 214%左右 (见表三) 。同样的，原来50斤主粮的工资当量（即相当于50斤主粮的货币工资）仅仅是机械化以后净产出的1%，如果生产主粮的固定资产即便是高于生产蔬菜的，达到比如25%，利润率还是有望高达 (4950/(1250+50)=) 381%左右。
假如机械化以后一天劳动时间的货币价格是1000元，并且劳动力不流动，那么无论是按照实物还是货币计算的利润率都是一样的，只是资本密集型盈利多 (见表三) 。
表三、机械化后按实物工资水平不变（劳动力不流动）计算的日产利润率
但是这个基于劳动力价值下限 (即维持工人原有的实物工资不变条件下）计算的利润率是不可持续的，生产主粮的工资不可能维持在产出的1%水平上，劳动力的流动必然导致劳动力价值的趋同，至少达到产出的25%，即蔬菜生产实物工资不变的水平。
此刻，生产蔬菜的固资份额是净产出的10%，或100斤蔬菜当量，生产主粮的固资份额是净产出的25%，或1250斤主粮当量，劳动力的价值都是净产出的25%，即250斤蔬菜当量，或1250斤主粮当量。
那么蔬菜的利润 =1000净产出-250工资=750斤，利润率 =750/(250+100) = 214.3%；而主粮的利润 =5000净产出-1250工资=3750斤，利润率 =3750/(1250+1250) = 150%，远远低于劳动密集型的利润率 (见表四) 。
表四、机械化和工资趋同后按劳动价值论计价的日产利润率
无论劳动力是否流动，一天主粮生产的价值现在是6250斤主粮当量，按照1:5.68的（日产）比例，换算成蔬菜的价值是 (6250/5.68=) 1234斤蔬菜当量，因此一天主粮的总产出可以换取 (1234/1100=) 1.12天的蔬菜生产，由于固定资产份额的不同，等量价值的交换就已经是非等量活劳动的交换。
利润率平均化要求蔬菜与主粮的净产出价格比要高于1:5，或产出价格比要高于1: 5.68。由于劳动力和资本都是流动的，也就是两者都会转向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业，所以利润率平均化仅仅影响到蔬菜和主粮的价格，并不影响劳动力价值和固资的份额。蔬菜或主粮的利润率是其生产价格-成本之余额除以成本(=固资+工资)，故蔬菜和主粮的价值转变到生产价格的具体乘数我们可以通过解下列一元二次方程获得。设b为蔬菜与主粮价格背离价值的比例，从上表得知：
解方程得b = 0.892，或蔬菜与主粮的产出价格比是1:7.14 (=5.68×44/35) 。这样的话，蔬菜的生产价格 (以蔬菜价值为单位=1100×0.892=) 981斤，低于其价值，而主粮的生产价格 (以主粮价值为单位=6250/0.892=) 7007斤，高于其价值。也就是只有把蔬菜生产商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分享”给主粮生产商，两类劳动生产率不相同的资本家才有可能获得相同的利润率 (见表五) 。
表五、日产出按生产价格算的利润率
如此利润率平均化以后，一天主粮生产的生产价格现在是7007斤主粮当量，按照1:5.68的（日产）比例，换算成蔬菜的生产价格是 (7007/5.68=) 1234斤蔬菜当量，而一天蔬菜的生产价格仅仅是981斤蔬菜当量，因此一天主粮生产可以换取 (1234/981=) 1.26天的蔬菜生产，等量价格的交换既不是等量价值的，更不是等量活劳动的交换。
在这个例子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以下几个结果：
1、 劳动力价值下降，由原来净产出的50%下降至少到25%左右，剥削加重。
2、 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工资) 上升，由原来的 (250/250 = 50/50=) 100% (见表一)，都提升到 (750/250 = 3750/1250=) 300% (见表四)。
3、 利润率提高，由98% (见表一) 提高到180% (见表五)。
4、 劳动力生活水平提高。虽然前后劳动力的价值按蔬菜价值算都是250斤当量，但按生产价格换算的实物由250斤提高到 (250/0.892=) 280斤当量。劳动力的价值按主粮算也由50斤提高到 (1250×0.892=) 1115斤当量。
这种资产阶级内部为了利润率平均化所“分享”或“让渡”剩余价值的行为，在以伊曼纽尔为代表的“不平等交换”说视角下，反而成为一类资产阶级“剥削”另一类资产阶级的行为。然而，即便是蔬菜生产商，也不会把这种从剥削劳动者那里获得的剩余价值再分配给主粮生产商看成是对自己的“剥削”。在他们的眼里，利润率平均化才算“公平”。
其实这种“分享”或“让渡”剩余价值的现象在资产阶级内部是普遍存在的，比如产业资本普遍地不得不“分享”或“让渡”自己剥削劳动力所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给商业资本，因而才有批发价和零售价的差异。然而，在当今非等量劳动交换等于“不平等交换”说的视角里，批发价和零售价的差异或是“剥削”的证据。由此可见，他们对剥削的定义是多么的主观、庸俗和荒谬！
(二) 生产价格理论的适用范围
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一国内资本和劳工都流动的条件下，由于不同产品资本密集度差异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出现差异的时候，那么利润率平均化就必须通过生产价格的机制才能实现。但是一旦出现仅有资本流动，劳工无法流动的情况，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时期，或美国百多年前黑奴制时期，表三中所反应的两个不同行业利润率不可持续的巨大差异（蔬菜的214%和主粮的381%）是否也需要生产价格来实现呢？
利润率平均化要求成本占比趋同。如果蔬菜生产成本占比不变，主粮生产成本与蔬菜的趋同有两个极端值可以考虑。一极是实物工资不变，通过提升固资占比至45%或2263斤的产出当量来实现，也就是一方面把劳动力价值从产出的50%压缩到1%，另一方面比较奢侈地使用固定资产 (同样的产出原来可以使用净产出占比25%的却使用了占比高达45%的固定资产)。另一极是固资占比不变，工资占比从50%仅压缩到15% (见表六)。这样的话成本占比均为 31.8%。
表六、劳动力不流动条件下利润率平均化要求成本占比趋同的两个极端方案
这个例子起码说明了，如果劳动力在一国内不流动，那么利润率平均化并不需要通过生产价格的机制来实现。由此可见，生产价格机制的存在起码必须满足不同产品，不同资本密集度，劳动力和资本都流动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伊曼纽尔和阿明等人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们把生产价格这套机制移植到劳动力并不流动的国际贸易上去，违背了生产价格机制产生的前提条件。
不光是他们，目前国内凡是拿生产价格大做文章的文献，都存在着这个根本性的谬误。这些文献无视生产价格机制的四个前提条件，错误地套用生产价格机制来研究国际贸易。
三、 劳动生产率差异必然导致非等量劳动交换
如前所述，高效与低效生产的交换不可能是等量劳动的交换；同样地，不同劳动生产率国家之间的贸易，也不可能是等量劳动之间的交换。比较优势是客观存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往往是技术和资源垄断的结果。承认比较优势不等于维护比较优势，只有打破技术和资源的垄断，才能改变比较优势，才有望达到等量劳动之间的交换。
比如，美国在墨西哥北部出口加工区建立了大量血汗工厂，生产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以便获取暴利。暴利的直接根源就是美国与墨西哥两国工资水平的巨大差异。工资差异主要是由维持工人阶级再生产水平决定的，而工人阶级再生产水平又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这里所说的劳动生产率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方方面面的、整体的、综合的，而非某个具体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一) 资本密集度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
如果我们从社会生产的两大部门来考虑，也就是从消费资料的生产（老百姓衣食住行等等消费品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厂房、基础设施等等的生产）来看，所谓资本密集型的国家，就是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相对高，劳动生产率相对高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工人，比如生产化肥、农药、农机等等中间品的劳动力就占有更高的比例。
同时，从产业链的视角来看，一国几乎每个产品都可以是产业链的中间品，作为下一个产品的原材料或生产工具，因而在一个产业链的全部生产过程中，越是靠后的产品，作为生产这个产品的资本家，他所依靠的资本密集度就有可能越高，所以一国的资本密集度，其实就是该国产业链的长度，或生产中间品劳动力的占比。
假如石油开采、开采设备和炼油企业的生产属于不同的资本集团，那么无论是石油开采企业拿开采设备开采石油，还是炼油企业拿原油做原材料生产汽油，都呈现出高度的资本密集度。但是如果机器制造、开采和炼油属于同一个资本集团，那么它的资本密集度就会大大地缩水。同样的，从种棉、机器制造、纺纱、织布到服装厂，从采煤、炼钢、机器制造到汽车组装，每个企业单独来看，越到产业链的后端，资本密集度就有可能越高，但是从整体来看，资本密集度其实并不高。由此可见，把产业链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不同最终产品之间资本密集度的差异，基本上是整个产业链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异。
这种资本密集度的差异在国家之间就表现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上。下面我们分析这一差异所导致的非等量劳动交换。
(二) 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模型
为了比较清晰地论证所谓“不平等交换”说对劳动价值论的背离，我们有必要建造一个比较典型的简单国际贸易模型来说明问题。为了简化叙述，这个模型是在没有市场垄断、资源垄断、科技垄断、规模效应和科技进步等的条件下，并假设玉米 (并由它来代表各种肉类和其他食物的生产，包括化肥、农药、农机制造等等劳动在内) 和服装 (包括棉花、纺织和相关机器生产等等劳动在内) 生产从原材料到成品都在一国内完成。
由于美国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和高超的机械化程度，在模型里可以像表七那样假设美国农工日均产10吨玉米，服装厂工人日均产100件服装。那么撇开工资的差异，仅仅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视角来看，一吨玉米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10件服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比之下，由于相对贫瘠的自然条件和简陋的劳动工具，模型里可以假设墨西哥农工日均产0.1吨 (200斤) 玉米，服装厂工人日均产10件服装。那么在墨西哥，一吨玉米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同于100件服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的话，美国劳动生产率在玉米上是墨西哥的100倍，在服装上是10倍。 (这些都是为了计算方便所列举的非逼真数据。如果读者不认同各项产出的数据，只要比例关系类似，读者可以填写任何其他产出数据，无妨后面分析的基本结论。)
表七、有比较优势的劳动日实物产出
此刻，基于劳动生产率差异，两国精明的投机者都有可能觉得一吨美国玉米换50件墨西哥服装比较划算 (每吨玉米换10件到100件服装之间的任何比例都会产生贸易，后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贸易比例在利润率平均化条件下受两国劳动力价值占比差异的影响) 。因为美国人由原来每吨玉米换10件服装变成每吨玉米换50件服装，服装相对便宜了；墨西哥人由原来100件服装换一吨玉米变成50件服装换一吨玉米，玉米相对便宜了。如此贸易的结果就是，美国一个劳动日的10吨玉米可以换取墨西哥50个劳动日的500件服装，反映了由机械化程度差异所导致的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差异。这就是比较优势。
按照所谓“不平等交换”的计算方法，美国一个劳动日换取了墨西哥50个劳动日的产品，或49个劳动日的“财富”转移到了美国，所以美国“剥削”了墨西哥。但是无论100件服装或10吨玉米在墨西哥需要花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美国仅仅需要花费1个劳动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于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同样劳动时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本来就不同，所以 “不平等交换”无法计算实际上的财富转移。
做贸易的双方也不认同“不平等交换”的视角，他们看到的是进口商品比自己生产的相对便宜。因为1个劳动日美国的玉米所获得的50个墨西哥服装厂工人的500件服装在美国原来相当于5个美国劳动日的产出，现在仅仅需要花费1个劳动日，财富如果真的“转移”了的话也并不是49个劳动日，而是节省了4个劳动日。
相比之下，同一笔贸易，50个墨西哥劳动日的500件服装，换取的美国10吨玉米，在墨西哥原来相当于100个农工日的产出，现在仅仅需要花费50个，因而类似的财富从美国“转移”到墨西哥是节省了50个劳动日。从双方节省的劳动日来看，墨西哥节省的额度远远大于美国的，难道是墨西哥“剥削”了美国？
(三) 无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模型
离开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分析来纠缠谁“剥削”了谁，可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来，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按照这些人的思路，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越大，“不平等交换”就越严重，物质财富的“转移”就越多，因此，如果墨西哥的工人抛弃缝纫机，转用手工做服装，导致像表八那样日产仅1件服装，那么美国对墨西哥的“剥削”照理就会更加严重，物质财富的“转移”也就更多。可实际上此刻墨西哥的服装玉米比反而和美国的一样，也是1吨玉米=10件服装。如果不考虑工资的差异，比较优势消失，双方都失去了“剥削”对方的兴趣，贸易反而有可能终止。
表八、无比较优势的劳动日实物产出
要废除这种由 “不平等交换”导致的相互“剥削”，除了终止贸易，或提高墨西哥的劳动生产率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如同科技进步往往会导致单个行业的就业下降一样，这种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必然导致两国部分工人的失业，比如上一笔贸易导致了4个美国服装厂工人和50个墨西哥农工的失业。但是终止贸易如同终止科技进步一样，是开历史倒车，实际上是反动的，只有提高墨西哥劳动生产率才是出路。
妨碍墨西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根源，还是帝国主义对科技和资源的垄断。美国的垄断资本绝不会在墨西哥或其他任何地方培植自己产品的竞争对手。他们极力反对危害自己垄断地位的科技的扩散，极力维护所谓的“知识产权”。如果没有科技和资源垄断，墨西哥本土资产阶级可以很快地掌握新科技，两国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就不会长久地存在，进而工资水平的差异也不会长久地存在，暂时的超额利润就会被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所消除。
以上我们仅仅论证了“不平等交换”视角的荒谬，但是还没有证实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超额利润的去向。要揭示资产阶级是如何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暴利的，我们还需要探讨劳动力价值的差异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
四、 劳动力价值差异才是国际贸易中暴利的源泉
在分析了生产价格的差异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如何导致非等量劳动的交换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地研究劳动价值论在国际贸易中的体现，以及国际贸易对劳动力价值、贸易比例和利润率的影响，从而揭示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的真正源泉。
一旦国家之间有了贸易往来，那么一个商品的价值如何决定，就不再像单个国家内部那么简单。由于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个“社会”的范围是由劳动力流动的范围决定的，所以只要劳动力在国际上不流动，那么商品的价值就不具备国际性标准，劳动力的价值也同样没有国际性标准。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20章《工资的国民差异》里一笔带过地提到过一个“国际价值”的概念，但是他并没有展开或论证。现在看来，除了在劳动力比较流动的欧美以外，“国际价值”是不存在的。
只要贸易国之间还不像欧盟那样成为统一的市场，只要劳动力的流动还不畅通，那么决定商品价值的市场，和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市场，就是不同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商品的价值就不会高于进口国或消费国在国内生产同样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劳动力的价值就不会高于出口国或商品生产国在国内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贸易国之间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价值的巨大差异，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在国际贸易中获取临时性的超额利润创造了条件。
因此，国际贸易大大地改变了他们所能获得的剩余价值额度，也就是有获得超额利润的可能。同时，只要没有技术、市场或资源垄断，利润率平均化在国际贸易上是可以实现的，贸易也基本上还是会按照劳动价值论意义上的等量价值交换原则进行，而等量价值交换在国际贸易上并不排除超额利润的获得，起码在贸易之初。但随着贸易量加大，竞争进而会抹平超额利润（甚至有可能导致价格低于价值，本文暂不涉及这个问题）。
这其实就如同一个国家内部，如果两个地区不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不一样的话，那么生产就会朝着劳动生产率相对高的地区迁移，比如山区种主粮的就竞争不过平原种蔬菜的，交通闭塞的地区就竞争不过交通发达的地区。国家之间也如此。
拿以上列举的美国和墨西哥在服装和玉米的交易为例，一旦两国开启相互贸易，那么服装和玉米，以及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再是由各国内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是由双方作为进口国和出口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别来确定。
下面我们将从几种不同的情况出发，比较详细地讲解这个问题。为了便于论述，我们需要假设以下几个条件：
1、贸易国之间只有资本流动，劳动力不流动；
2、在贸易国的衣食住行中只考虑服装，和以玉米为代表的食品生产；
3、工人用于购买生活资料的货币工资一半花在以玉米为代表的食物上，一半花在服装类的消费品上；
4、不考虑供求关系所导致的短期价格脱离价值的现象或价格的波动；
5、不考虑运输成本；
6、所有生产资料 (即物化劳动) 方面的投资全部可以换算成劳动时间的产出，故没有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之分；
7、因而生产工具的物理性消耗，种子等等的花费可以转换成劳动时间的投入，故产量=价值当量。
或许我们需要对最后的这两个假设做一个说明。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假设玉米 (并由它来代表各种肉类和其他食物的生产，包括化肥、农药、农机等等的劳动在内) 和服装 (包括棉花、纺织等等的劳动在内) 生产从原材料到成品都在一国内完成，因而每一个中间品的生产资料投资都是产业链前一步生产的结晶，也就是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可以还原于劳动时间的产出，因而所谓的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差别就是产业链长短的差别，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必然是产业链更长的产业。
由于我们是以国家来分析国际贸易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抽象的资本家拥有整个产业链的全部，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单独考虑所谓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的差别。伊曼纽尔等人“不平等交换”理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一个国家内部产业链中单独产品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的差别直接套用在国际贸易上，也就是说把生产价格的理论搬运到国际贸易上，因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后面我们会指出这种做法的错误所在。
(一) 劳动生产率悬殊下贸易对劳动力价值的冲击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先假定贸易之前美国劳动力的价值或工资是产出的40%（即产业链的全部占比），墨西哥的劳动力价值或工资是产出的60%（因劳动生产率越低，产出留给劳动者的份额就需越高，否则劳动力再生产难以为继。其实这个并不重要，即便是同样份额，也无妨后面的结论) 。
这些劳动力价值的具体份额往往与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有关。工人阶级的力量越大，也就是组织性、战斗性越强，劳动力价值占产出之比或许就越高，两者呈正相关。并且劳动力价值占比的提高有助于缓解生产过剩危机。否则，劳动力价值占比越小，资本积累就有可能越快，生产过剩危机的到来就越迅猛。
有了劳动力的价值，我们可以确定贸易前两国的利润率。
表九、无贸易两国单个劳动力每日实物利润率对比
我们当然可以改变表里的参数而改变两国内部的利润率，这里只是强调了由于一国内资本与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故有利润率的平均化，而不同国家之间的利润率没有贸易就无法平均化。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一个劳动力的货币日工资能购买要么4吨玉米，要么40件服装 (都是产出的40%) 。也就是说维持一个工人再生产的成本，在贸易之前平均能购买价值为2吨玉米当量的食物，和价值为20件服装当量的其他生活品。同样的，墨西哥工人的货币日工资使得他们能购买要么0.06吨玉米，要么6件服装，或平均能购买0.03吨 (60斤) 玉米和3件服装的组合。两者的差别反映了劳动力再生产在墨西哥的成本要远远低于美国。
1. 第一桶金的获取
如果美国的资本家到墨西哥建服装厂，采用的还是墨西哥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然后通过贸易按50件服装换1吨玉米的比例卖回美国。由此美国一个农工生产的10吨玉米所换取的500件服装，花费了墨西哥50个劳动力价值的300件服装 (即产出的60%) ，折成墨西哥的玉米是 (300/100=) 3吨 (因墨西哥服装玉米比是100:1) ，也就是50个墨西哥服装厂工人的工资按玉米算是3吨。故这笔交易获得的利润是 (10-3=) 7吨，比没有贸易情况下50个农工生产5吨玉米所创造的 (0.04×50=) 2吨 (见表九) 利润多出5吨来。无论原来的利润是用来做什么的，现在这多出的5吨利润使得美国资本家可以拿它作为第一桶金，去雇佣 (5/0.06=) 83.33个更多的服装厂工人，进行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
这才是美国资本家在墨西哥建立血汗工厂以便获得超额利润的动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早先伊曼纽尔和阿明等提出“不平等交换”说的学者把这种交换看成是帝国剥削第三世界，似乎有些道理。
但是，如果是由墨西哥服装厂的老板把本地生产的服装出口到美国，那么生产了这500件服装，换回了10吨玉米的50个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按玉米算的话也是同样的3吨，因而利润也还是7吨，比没有贸易的情况下50个农工生产5吨玉米的2吨利润，也还是多了5吨。同样地，墨西哥的资本家可以拿这5吨利润的第一桶金再去雇佣83.33个更多的服装厂的工人，进行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
由此可见，不管是谁在墨西哥投资，利润量按玉米计算都是一样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平等交换”说的致命缺陷，即从国家而不是从阶级出发看问题。
正像贝特兰在伊曼纽尔1972年英文版一书的附录中所批判的那样：
它意味着当低工资国家采用相对地较为现代化的技术时可以达到非常低的生产成本，从而，只要国际市场价格并不由于这些国家的产品销售而发生变动（实际情况只有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价格才可能发生变动) ，这些低工资国家可以获得较高的价格。这可能产生巨大的实际意义，使得起初贫穷的国家 ， 如果处于“有利条件”下（仅指国内外生产关系可以使它们加速资本积累），得以进入大规模工业化的进程。这种转变，使得工资一直相对低的原先贫穷的国家处于有利地位 ， 而某些部门的生产力可以大规模地获得增长，这正说明为什么像日本那样一些国家 ，能够从生产力和工资都很低的水平上，成功地取得非常迅速的资本积累，进而实现工业生产的巨大增长。 （见中文版293页）
我们不得不佩服，贝特兰在半个世纪以前就看到了崛起国发展的前景！
2. 初步确立利润率平均化的贸易比和失业人数
利润率平均化首先会改变服装与玉米的比价，而后也会改变美国和墨西哥劳动力的价值。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计算一下利润率平均化条件下服装与玉米的比价。这个计算的核心原则是：虽然贸易比例是国际的，但是成本是按照国内比例计算的。
设m为贸易的服装玉米比，也就是一吨玉米可以换回多少件服装，那么依表九，每吨玉米可换服装m件，成本按美国服装玉米比的1:10是 (0.4×10=) 4件。相比之下，墨西哥每件服装可换玉米1/m吨，成本也按墨西哥服装玉米比的100:1是 (0.6/100=) 0.006吨，利润率平均化要求
解方程得m=√(4/0.006)=25.8也就是美国每个农工生产的10吨玉米可以换回258件服装，相当于25.8个墨西哥服装厂工人的劳动。公式 (2) 的利润率是 ((25.8-4)/4=) 545%，可谓暴利。然而，随着两国贸易比例与劳动力价值的变更，利润率或会进一步地提高。
贸易对两国就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按照这个贸易比，美国每个农工生产的10吨玉米与墨西哥258件服装的贸易，在美国仅仅会导致 (2.58-1=) 1.58个服装厂工人失业，而在墨西哥将会导致 (100-25.8=) 74.2个农工的失业。
贸易对劳动力的价值，进而对利润和利润率的影响有上下两个极限值，需要我们来考察。其上限是假定在贸易之后两国劳动力的价值还都能够保持到原来产出的份额上；其下限是假定在贸易之后两国劳动力的价值也还都保留在贸易之前的实物水平上。
3. 贸易导致的劳动力价值上限
美国劳动力价值的上限是2吨玉米和相当于2吨玉米的 (2×25.8=) 51.6件服装组合，或4吨玉米 (即产出的40%)，按玉米算的利润没有变。但是按服装算相当于 (4×25.8=) 103.2件服装，成本大于产出，服装厂破产，工人失业。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现实。其原因就是因为随着服装变得便宜了，工人罢工或跳槽的动机会降低，同时随着服装厂工人失业的加剧，资本家会想方设法压低工人的货币工资，所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即便是玉米量不变，服装量不会自动地由原来20件的生活水平提高到51.6件。
墨西哥劳动力价值的上限是3件服装和 (3/25.8=) 0.12吨玉米的组合，或6件服装 (即产出的60%)，按服装算的利润没有变。但是按玉米算相当于 (6/25.8=) 0.23吨玉米，大于墨西哥劳动力在玉米上的日产出，农业资本破产 (见表十)，农工失业。
这种情况其实也不现实。其原因就是因为随着玉米变得便宜了，加上农工的失业，劳资冲突会弱化，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即便是服装量不变，按玉米算的那部分组合，也不会自动地由原来0.03吨的生活水平提高到0.12吨。
表十、劳动生产率悬殊下玉米与服装贸易中所含实物劳动力价值的上限
*注：括号里的是导致破产的值，下同。
4. 贸易导致的劳动力价值下限
从表九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劳动力价值的下限是没有贸易时的2吨玉米和20件服装的组合。贸易之后的2吨玉米加上20件服装折合成玉米是 (2+20/25.8=) 2.78吨。农场主的利润因此由原来的 6吨提高到 (10-2.78=) 7.22吨。同时，服装厂的成本是20件服装加上2吨玉米折合成服装是 (20+2×25.8=) 71.6件。利润缩水，由原来的60件下降到28.4件，服装厂难以为继，部分工人失业。
但是这个也不现实。其原因是工人的货币工资不会自动地随着服装变便宜了而往下调整到2吨玉米和20件服装的组合上，即便部分工人失业，在业工人的抗争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同样的，墨西哥劳动力价值下限是0.03吨玉米和3件服装的组合，按玉米算是 (0.03+3/25.8=) 0.15吨。这个组合大于农工一天产出，农业资本破产，农工失业；按服装算是 (3+0.03×25.8=) 3.77件 (见表十一)，服装厂老板利润由4件提高到 (10-3.77=) 6.23件。
这个同样也不现实。其原因是由于墨西哥工人的抗争，他们的货币工资不会自动地随着玉米变便宜了而往下调整到0.03吨玉米和3件服装的组合上。
表十一、劳动生产率悬殊下玉米与服装贸易中所含实物劳动力价值的下限
虽然以上分析的劳动力两个极端价值同样都不现实，但它给了我们通过贸易将导致劳动力价值变化的可能范围。
美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玉米量即便是不变，只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服装量从20件到小于51.6件之间的任何数值 (见表十二) ，都会既提高在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又压低美国劳动力的价值 (由原来产出的40%最低降到27.8%)。同样的，墨西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服装量即便是不变，只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玉米量从0.03吨到小于0.12吨之间的任何数值，也都会既提高在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又压低墨西哥劳动力的价值(由原来产出的60%最低降到37.7%)。两国劳动力价值的具体水平或由劳资博弈来决定。
表十二、劳动生产率悬殊条件下生活水平的上下限
5. 劳动力价值、贸易比和利润率的关系
上节关于生产价格机制导致非等量劳动交换的分析中，由于是在同一个国家内，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劳动力价值在两个不同部门之间趋同，利润率的调整就只能通过价格背离价值来实现。相比之下，国际贸易导致劳动力价值、贸易比和利润率成为三个相互影响的关系。
如前设m为国际贸易比，m_1为美国国内交换比，x为美国劳动力价值占产出百分比。美国生产玉米与服装交换的利润按玉米算是m/m_1-x，也就是每吨玉米相当于m件服装，除以国内服装玉米比m_1等于出口的玉米换回来多少吨玉米当量，减去生产玉米的成本x就是利润。比如贸易比是20，每吨玉米可以换回20件服装，换成国内的玉米相当于2吨，成本是0.4吨，每吨玉米的利润是2-0.4=1.6吨。
设 m_2为墨西哥国内交换比，y为墨西哥劳动力价值占产出百分比，墨西哥生产服装与玉米交换的利润按服装算是m_2/m-y，也就是每件服装相当于1/m吨玉米，按国内服装玉米比折成服装是m_2/m件。比如每件服装换回玉米再折成服装相当于100/20=5件，成本是0.4件，每件服装的利润是5-0.4=4.6件。
设r为具有比较优势企业的利润率，利润率平均化导致如下公式：
已知国内美国交换比m_1=10，墨西哥交换比m_2=100，那么贸易比、利润率与劳动力价值上下限区间的关系从公式 (3) 中可以计算如下：
表十三、劳动力价值上下限区间与贸易比、利润率的关系
由此表可以看出表十一还不是劳动力价值的下限，25.8的贸易比仅仅是当两国劳动力价值占比都是其上限时的结果。如果拿一个极端，比如美国劳动力价值占比最高点的40%和墨西哥占比的最低点的38%为例，贸易比是32.4，那么美国贸易之后的2吨玉米加上20件服装折合成玉米是 (2+20/32.4=) 2.62吨，比表十一的下限还小，墨西哥劳动力价值的下限反而有所提高，达到 (3+0.03×32.4=) 3.97件。如果相反地，拿美国劳动力价值占比最低点的28%和墨西哥占比最高点的60%为例，贸易比是21.6，那么美国贸易之后的2吨玉米加上20件服装折合成玉米是 (2+20/21.6=) 2.93吨，比表十一的下限要大，墨西哥劳动力价值的下限会更小，将至 (3+0.03×21.6=) 3.65件。既然表十和表十一都不现实，超出这两个极限的实际极限也就不需要我们去考虑。
表十三反映的其实是两个相连的趋势。一是贸易比例变化是由两国劳动力价值比例决定的，这个与伊曼纽尔关于贸易比例完全是由工资差异决定是一致的。美国与墨西哥劳动力价值份额差异越大，贸易比越大 (表中红色斜体是其最高点，蓝色粗体是其最低点)。二是利润率随着两国劳动力价值上升而萎缩，具体值取决于劳资双方斗争结果 (当然这里的利润率仅仅是那些具有竞争力行业的利润率，破产行业资本不计算在内) ，并且利润率与两国劳动力价值占产出比并无直接关系。
比如从表中各占40%作为起点，墨西哥的占比上升到50%，美国的下降到30%，利润率由691%微升至716%，变化不大。再比如从墨西哥占比从55%下降到45%，美国的占比从30%上升到40%，利润率由678%微降至645%，也是变化不大。相比之下，墨西哥占比从55%下降到45%，美国的占比从40%下降到30%，利润率由574%上升到761%。
假如我们拿美国劳动力价值占比为35% (或3.5吨) ，墨西哥的45% (或4.5件) ，相对应的贸易比是27.9，利润率是697%为例作为劳资双方斗争的结果，那么两国劳动力价值都比贸易前少。如果美国玉米消费还是原来的2吨，剩余1.5吨玉米相当于 (1.5×27.9=) 41.9件服装，比原来生活水平的20件要多。如果墨西哥服装消费还是原来的3件，剩余1.5件服装相当于 (1.5/27.9=) 0.054吨玉米，比原来的0.03吨多。
此刻，两国工人的失业都加重了，劳动力的价值都萎缩了，在业工人按照实物计算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具有竞争力的行业的利润率也都大大地获得了提高。
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的“比较优势”和“双赢”的结果。怪不得当初英国的资产阶级强烈地反对谷物税，支持自由贸易，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降低劳动力的价值来提高利润率！
6. 墨西哥工人的斗争“剥削”了美国工人吗？贸易比和生活水平的关系
伊曼纽尔的错误之一在于他认为一国工资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对别国工人的剥削上，把生活水平的高低等同于剥削的深浅，混淆剩余价值率与生活水平的关系。
如果墨西哥的工人经过斗争使得劳动力的价值从40%提高到50%，而美国的还停留在30%上，那么墨西哥劳动力价值的提高是不是建立在剥削美国工人的基础上？从表十三得知玉米服装比从原来的27.4，下降到24.5，利润率从813%下降到716%，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从剩余的1吨玉米可以换27.4件服装下降到24.5件，服装变贵了。
这时候两国资产阶级就会异口同声地对美国工人阶级说：“墨西哥工人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是他们打压了你们的生活水平（和我们的利润）！”这也符合伊曼纽尔的论点。
但是美国工人维持自己生活水平的另一条道路就提高自己的劳动力价值，也就是改变那个作为美国劳动力价值占产出比的x值，以便使得10x-2吨玉米的剩余换成服装还是27.4件。为此再设m为国际贸易比，m_1为美国国内交换比，m_2和y分别为墨西哥国内交换比和劳动力价值占产出比，并由公式 (3) 得知，维持生活水平的贸易比和劳动力价值是由以下方程组决定的：
解方程得m = 24.9，x = 31%，也就是劳动力价值由30%提高到31%，贸易比由27.4改为24.9，那么美国工人从剩余的1.1吨玉米还是可以换取 (1.1×24.9=) 27.4件服装，生活水平维持不变，当然利润率进一步地下降（墨西哥工人的生活水平相对于美国劳动力价值上涨以前也有微降）。
由此可见，贸易比当然影响生活水平，但是这些都是由于劳动力价值非同比提高所致。只要两国劳动力价值的比例不变，贸易比就不变。比如在墨西哥工人提高劳动力价值的同时，美国工人也通过斗争把劳动力价值从30%提高到37.5%，那么两国劳动力价值的比例还是0.3/0.4 = 0.375/0.5，贸易比就不会变，生活水平反而会大幅度地提高。这就直接否定了一国工资的提高必须是建立在对别国工人的剥削上。实际上是无论哪国工资的提高都会压低利润率，也就是各国工人阶级的对立面都是资产阶级，而非他国的工人阶级。无论伊曼纽尔是否意识到，他的论点实质上是形“左”实右。
7. 贸易极限的利润率
如果贸易规模扩大到了极限，也就是美国服装厂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按照服装量下限算也会使得服装厂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大幅度萎缩，难以为继，因而不再生产服装，服装厂工人大量失业；同时墨西哥农工的劳动力价值按照玉米量下限算也会使得农业资本破产，农工大量失业，因而不再会有为市场生产的玉米 (即便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许会大量存在)，那么劳动力价值就会聚焦在上下限之间的某个点上。
如果同时国际贸易比和国内交换比趋同，也就是国内对待服装与玉米的比例基本上按照国际贸易的视角来看待，或 m=m_1=m_2，那么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也会迫使两国劳动力价值占比趋同。这个我们可以从公式 (3) 中看出，即：
由于两国劳动力价值占比等同的概率不大，因而国际贸易比与国内交换比趋同的概率不大。比如说，美国劳动力价值占比x必须在28%与40%之间取值，而墨西哥劳动力价值占比y必须在38%到60%之间取值，因此符合以上要求的两国劳动力价值占比的可取范围狭窄至38%到40%之间，平均化的利润率也在 (.62/.38=) 163.2%到 (.6/.4=) 150%之间，暴利萎缩。
如同公式 (3) 所示，劳动力价值占比、国内外服装玉米比和利润率的关系是个相互影响的关系，两国劳动力价值占比如果不趋同的话，国内外服装玉米比也无法趋同。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剩余价值的源泉与所谓的“不平等交换”无关，即便是在等价交换的条件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利用国际贸易加大商品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差异，来提高本产业的剩余价值量和利润率。其后果是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破产，工人失业。
那么这些在劳动生产率悬殊条件下的结果是否适用于劳动生产率局部提高后呢？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
(二) 劳动生产率局部相等下贸易对劳动力价值的冲击
为了再进一步地分析墨西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后果，我们可以假设美国服装公司 (或墨西哥老板) 在墨西哥投资建服装厂，采用全套美国服装生产的设备和工艺，导致墨西哥服装厂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10倍，达到美国水平 (见表十四)。
表十四、墨西哥服装生产率增长10倍后劳动日实物价值当量
同时，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可以忽略墨西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具体过程，假设从原来落后的到普遍采用美国技术是一个很短的过程。
1. 重新确立利润率平均化的贸易比
利润率平均化首先会改变服装与玉米的比价，同时也会改变美国和墨西哥劳动力价值占比。这两者计算的核心原则仍然是贸易比是国际的，成本是按照国内比计算的。
由于墨西哥服装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劳动力价值占产出的比例可以与美国的看齐。套用公式 (3)， 且已知m_1=10，m_2=1000，那么贸易比、利润率与劳动力价值上下限 (后面会计算到这个，见表十六、表十七) 区间的关系如下：
表十五、贸易比、利润率与劳动力价值上下限区间的关系
2. 劳动生产率局部等同后贸易导致劳动力价值的上下限
从表十五我们看到，当两国劳动力价值占比等同的时候，贸易比是100，那么贸易对劳动力价值的影响，进而对利润的影响也还是有上下两个极限值需要重新来考察。如同前面的分析，其上限是在贸易之后两国劳动力价值也还都是保持在原来的份额上，其下限是在贸易之后两国劳动力价值仍然保留在贸易以前的实物量水平上。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变了，其极限值或有改变。
美国劳动力价值的上限是2吨玉米和相当于2吨玉米的 (2×100=) 200件服装的组合，或4吨玉米 (即产出的40%) ，按玉米算的利润没有变。但是按服装算相当于 (4×100=) 400件服装，成本大于产出，服装厂破产，工人失业。
墨西哥劳动力价值的上限是20件服装和 (20/100=) 0.2吨玉米的组合，或40件服装 (即产出的40%)，按服装算的利润从产出的40%提高到60%。按玉米算相当于 (40/100=) 0.4吨玉米，大于墨西哥劳动力在玉米上的产出，农业资本破产 (见表十六) ，农工失业。
表十六、墨西哥服装生产率增长10倍后贸易中所含实物劳动力价值上限
美国劳动力价值的下限还是没有贸易时期2吨玉米和20件服装的组合。贸易之后折合成玉米是 (2+20/100=) 2.2 吨。农场主的利润因此由原来的 6吨提高到 (10-2.2=) 7.8吨，比上一节计算的7.22吨还多。同时，服装厂的工资是 (20+2×100=) 220件，高出日产，服装厂破产，工人失业。
墨西哥劳动力价值的下限是0.03吨玉米和3件服装的组合，按玉米算是 (0.03+3/100=) 0.06吨，利润没有变；按服装算是 (3+0.03×100=) 6件 (见表十七)，服装厂老板的利润由4件提高到 (100-4=) 96件。
表十七、墨西哥服装生产率增长10倍后贸易中所含实物劳动力价值下限
同时，贸易也改变了两国劳动力的生活水平。美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上下限按玉米算是2.2到4吨。即便是玉米的消费量维持在2吨上，只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服装量从 (2.2-2) ×100=20件到小于 (2×100=) 200件之间的任何数值 (见表十八) ，都会既提高生活水平，又压低美国劳动力的价值 (由产出的40%最低下降到22%)。
相比之下，墨西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上下限按服装算在6到40件之间。如果服装的消费还是原来的3件，只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玉米量从 (3/100=) 0.03吨到 (37/100=) 0.37吨之间的任何值，都会既提高生活水平，又压低墨西哥劳动力的价值 (由产出的60%最低下降到6%)。
表十八、劳动生产率局部相等条件下生活水平的上下限
服装厂的老板把墨西哥生产的服装出口到美国，那么生产了1000件服装换回了10吨玉米，只是耗费了10个墨西哥服装工人一天的劳动。他们劳动力价值的下限按玉米算相当于 (0.06×10=) 0.6吨玉米，因而利润是 (10-0.6=) 9.4吨，比没有贸易情况下10个农工生产1吨玉米产生的 (10×0.04=) 0.4吨利润多出整整9吨！
3. 贸易极限的利润率和失业人口
同样的，如果贸易规模扩大到了极限，美国不再生产服装，墨西哥不再生产玉米，那么劳动力价值就会聚焦在上下限之间的某个点上。从公式 (3) 我们得知，如果两国劳动力价值占比不等同，那么利润率平均化就不会允许国内交换比趋同。由于两国劳动力价值占比等同的概率在劳动生产率局部相等的条件下比较大 (可以在22%到40%之间取值) ，因而国际贸易比与国内交换比趋同的概率也大。由公式 (5) 计算的平均化利润率在 (.78/.22=) 354.5%到 (.6/.4=) 150%之间，暴利萎缩。
如果贸易比是100，那么每个美国农工的10吨玉米与10个墨西哥服装厂工人的1000件服装的贸易会导致美国 (1000/100-1=) 9个服装厂工人失业，而10吨玉米相当于100个墨西哥农工的产出，因此墨西哥的会失业 (10/0.1-1000/100=) 90个农工。其他贸易比条件下美国的失业人数为m/m_1-1，墨西哥的失业人数为m_2/m_1 〖-m〗_2/m。
无论如何，贸易对墨西哥就业的冲击要比对美国的冲击猛烈。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在国际贸易中没有竞争力的产业资本为什么会强烈地反对自由贸易。他们保就业其实就是保护他们自己。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强烈地反对国际贸易对他们的冲击。
以上的分析说明在劳动生产率局部提高后，无论是美国生产玉米还是墨西哥生产服装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率，都会随着国际贸易而大幅度地提高。这些剩余价值，无论是生产玉米的还是生产服装所获得的，是由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把持着。如果投资建服装厂的老板来自墨西哥，那么剥削墨西哥工人的是墨西哥的老板。这一事实被“不平等交换”说完全掩盖了。
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只要之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国别差异，国际贸易必然会提高利润率，同时一方面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加重失业，另一方面也会提高打工人的生活水平。
按照以国家而非资本集团为单位的“不平等交换”说的分析，一个美国农工的劳动成果与无论是50个、25.8个、10个或任何大于单个墨西哥服装厂工人的劳动成果进行交换都是极不平等的，因而笼统地、不分阶级地认为是美国“剥削”了墨西哥。
这样理解“剥削”是荒谬的，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关系。这种分析框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使用的理论框架，比如在供需关系曲线的研究里他们惯用的就是所谓“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 (参考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入门教材或百度百科) 。
假如贸易使得美国工人在服装上的消费由20件提高到无论是51.6还是200件，那么这些多出的服装如果不是用于生产，就不会有利润的产生和资本的积累。同样，如果贸易使得墨西哥工人在玉米上的消费由0.03吨提高到无论是0.12吨还是0.37吨，那么这些多出的玉米如果不是用于生产，也不会有利润的产生和资本的积累。
由此可见，是资产阶级通过贸易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才导致了超额利润。从贸易中发大财的、实现了资本积累的，既不是美国的工人，也不是墨西哥的工人，而是在墨西哥建服装厂的老板——无论他是美国老板还是墨西哥老板！是他们通过贸易获得了比如10吨的玉米，却只给了25.8个或10个墨西哥工人价值不到4吨玉米的工资，因而获得了超额利润。这一点恰恰是那些坚持“不平等交换”说的社会帝国主义者避而不谈的。他们将此过程简单地论述为发达国家如何“剥削”了第三世界，回避了阶级分析，掩盖了剥削的实质。
因此，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个基本原理：剩余价值是在生产领域创造的，而非通过交换产生。贸易本身并不产生价值，它只是价值实现的渠道而已。
在以上的分析中，劳动力的价值仅仅是由玉米和服装来衡量的，因而看起来贸易有可能大幅度地提高第三世界打工人的实际工资或生活水平。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拿一揽子商品来衡量劳动力的价值，包括生儿育女、赡养老人、衣食住行、教育和卫生等的费用。如果这一揽子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地提高，贸易对劳动力价值的影响在短期内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各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恰恰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所带来的劳动力价值的差异，来获得比较长久的暴利和超额利润。
如果所谓的“半外围”资产阶级仗着国内廉价劳动力来发展出口贸易，那么这些超额利润属于“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谁掌握着生产资料，谁就能获得国际贸易中的超额利润。这就是珠三角、长三角出口贸易商崛起的故事。离开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相应的阶级分析来谈超额利润的去向，是完全错误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后记
本文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资本还没有垄断技术、市场或资源的条件下，垄断资本出现后的情况需要另论。对此，后面准备通过几篇文章就现代帝国主义的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除了论述帝国主义仍然源于垄断，以及垄断的几种形态以外，还需要论证帝国剥削的是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以便驳斥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入关学”。
2022年5月初稿；
2022年12月二稿；
2023年5月定稿，并在此由衷地感谢几位热心网友对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但终稿中遗漏或错误之处均由作者自负。
所有反馈可以通过以下任意邮箱:
参考文献
Emmanuel, Arghiri.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希腊]A·伊曼纽尔 (Arghiri Emmanuel)，《不平等交换：对帝国主义贸易的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88.
《对“xx帝国主义论”的批判》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50346
Amin, Samir.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埃及]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 1990.
附录：“不平等交换”模型批判
“不平等交换”学者的模型，尤其是阿明在《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第115页的模型，按照我们的方法可以转换成下面的表格：
表十九、“不平等交换”模型I，同样产品、同等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
* 原115页表中数值的32不可能获得40%的利润率。
这是个莫名其妙的生产而非贸易的模型。既然生产的是同样产品，国内就只能有一个单一的价值，国际市场上也基本只有单一的价格，因此这里所谓的生产价格表示的其实是产量的差异，同时也是价值的差异。
这样两类生产方式的劳动时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是不可比的。按国内劳资都流动的视角来分析，A类所谓30个单位的劳动时间只相当于28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B类30个单位的劳动时间却相当于32.2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这个模型的剩余价值率是不相等的，A类的剩余价值率仅仅是 (8/10=) 80%，而B类的剩余价值率高达 (9.2/7=) 131%。
正如第二章所论证的，仅仅在不同产品之间的资本密集度不同时，并且劳资都流动的条件下，那么利润率平均化才需要通过生产价格的机制来实现。这里同样产品的生产其实不存在所谓生产价格的机制来实现利润率平均化，高效的就是要比低效的利润率高，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往往导致低效的破产。这个模型仅仅呈现了劳动生产率不同的两种生产方式仍然会有利润率等同的可能性而已。
如果这两类生产方式是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的，那么这个模型的错误就更加显著。首先不存在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国际标准，也不存在一个国际性的劳动力价值。“富国”B类生产方式的产品所花费的30个劳动时间单位在“穷国”相当于A类生产方式同样产品的32.2个劳动时间单位。由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在两国是不一样的，因而两国劳动力的价值也是不可比的。因而此模型对研究国际贸易是无效的。
这个模型其实反映的是不同的劳动生产率。A类的劳动生产率是每单位劳动时间生产 (28/30=) 0.93 个单位的产出，B类的是 (32.2/30=) 1.07个单位的产出，所谓的“平等”交换就是强迫0.93个单位的产品与1.07个单位的同样产品进行交换。如此谴责列强的“不平等交换”是帮倒忙。
阿明也认同贝特兰对以上模型的这种批判是对的，所以他觉得需要用伊曼纽尔的另一个扩展了的（即资本密集度相等，工资相差悬殊的）模型来阐述“不平等交换”的实质。在同一本书的117页，他的模型可以表达为如下的形态。
表二十、“不平等交换”模型II，同样产品、同等利润率和不等剩余价值率
既然他强调这是个同样产品（例如石油）的生产模式，那么这个模型其实还是建立在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劳动力价值的统一国际标准上，因而是个错误的模型。如果表中的数据确实是劳动时间，并且产品价格是统一的，那么“穷国”的劳动生产率是 (26/30=) 0.87，低于“富国”(34/30=) 1.13的劳动生产率 ，或“富国”B类生产方式所花费的30个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在“穷国”相当于A类生产方式同样产品的34个单位劳动时间。因为两类生产方式的产出不一样，价值并没有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
再说，由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在两国是不一样的，因而两国劳动力的价值也是不可比的。出口产品的高效劳动生产率如果对穷国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影响不大（比如汽油的消耗占第三世界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的话），那么即便是两国在具体产品上的劳动生产率相等，劳动力的价值仍然可以有天壤之别。
总而言之，国际上出现表格里所谓的生产价格与价值的背离要么是帝国对市场、技术或资源的垄断，要么产量不一样，或所谓的生产价格就是产量的差别。后者如同以上关于在一个国家内高效和低效玉米生产者的情景是一样的，低效生产者同样时间内的剩余价值就不可能与高效的等同。同时，由于劳动力在国际上是不流动的，活劳动的价值也同样地不可能使用同一个时间的尺度。
由此可见，阿明并没有能够挽救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模型的致命错误。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