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
联合国就当前俄乌问题进行表决时，中国投了弃权票。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和稀泥”，两边都不想得罪。实际上，中国的“弃权”恰恰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坚持。因为这涉及到对国际关系所谓“安全悖论”的理解。中国的基本外交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逻辑上排除用“势力范围”来应对“安全悖论”。具体而言，“安全悖论”指的是两个国家都将对方的防御行为视为潜在进攻。之所以存在“安全悖论”，是由于各国互不信任—即把对方的动机想到最坏—所造成的。解决“安全悖论”就要逐步建构互信机制，只要相互信任，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安全悖论”就能和平解决。
但是，用这样的思路处理俄罗斯与北约的矛盾显然缺乏现实性，相互信任的前提是对方值得信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作为冷战的产物，其存在就是为了不断挤压俄罗斯的空间，为了回应北约一再东扩，俄罗斯则试图在“新欧亚主义”的旗号下恢复“俄罗斯帝国”的疆域，两者南辕北辙的意图，不仅不能建立起破解“安全悖论”的战略互信，而且必然加剧彼此之间的冲突。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实验主义治理”。感谢崔之元老师授权发布。
“安全悖论”、建构主义与乌克兰危机
文 | 崔之元
2014年联合国就克里米亚问题表决时，中国投了弃权票；最近联合国就乌克兰问题表决时，中国又投了弃权票。有些西方评论家据此认为，我国的投票是无原则的，即两边不得罪人的机会主义。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而是提出另一种解释：中国投弃权票恰恰是因为对国际关系中的“安全悖论”的洞察。
2022年2月27日联合国就乌克兰局势召开特别会议
“安全悖论”（“Security Dilemma”）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curity_dilemma）。它指的是一个国家自认为增进自身安全的防御措施，在另一个国家看来却是进攻性行为。当各方都将对方的防御行为视为潜在进攻时，一方自认为增进安全的防御措施将减少自身的安全（如招来对方的先发制人打击），所以称之为“安全悖论”。例如，前华沙条约成员国（如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在苏联1991年解体后申请加入北约，他们自认为是防御性措施，但在俄罗斯眼里，这却是潜在进攻性行为；而俄国试图阻止前华沙条约成员国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行为，在其自身看来也是防御性措施，但在波兰和格鲁吉亚等国和北约眼里却是潜在进攻性行为。
列宁 《论民族自决权》
从“安全悖论”的视角，各国都有合理的安全关切。前苏联卫星国要求加入北约的防御行为不难理解。事实上，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就高度支持波兰反抗沙俄帝国的起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480222.htm）。虽然不应把今日俄罗斯和昔日沙俄等量视之，但19世纪和20世纪东欧各国的痛苦历史，使得他们想通过加入北约来增进自身安全，这是他们的合理安全关切。同理，俄罗斯要求北约不再东扩，也不难理解，因为20世纪40年代希特勒正是通过捷克，波兰和芬兰等苏联邻国进攻苏联本土的。俄国希望北约不在自己家门口部署有潜在进攻性的武器，也是合理的安全关切。
正是因为中国尊重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才在联合国关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问题的表决中投弃权票，这不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而恰恰是高度原则性的体现。中国的原则性基于对“安全悖论”的把握，但更深层的实质性内容则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19世纪的帝国主义外交理论中，应对“安全悖论”的主要办法是把各小国划入诸大国的“势力范围” （“sphere of influence”）。其逻辑是，各大国之间有了明确和公认的“势力范围”后，就不容易被“安全悖论”所产生的误解导致冲突升级。19世纪上半叶欧洲安全框架（所谓“维也纳会议体系”（https://zh.wikipedia.org/wiki/维也纳会议））的主要制定者，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正是这样来论证意大利为何属于奥地利的“势力范围”的（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1978, vol.30, No.2,p.169）。但是，1848年欧洲各国爆发民族民主革命, 梅特涅仓惶男扮女妆从维也纳逃到伦敦。然而，梅特涅的“势力范围”理论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基辛格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梅特涅的外交思想的）。本文强调，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就在逻辑上排除了对任何国家的“势力范围”的承认，因为“势力范围”是和国家主权之间的平等不相容的。这个道理本来并不复杂，但我们在分析具体的国际关系问题时往往没有洞察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逻辑魅力。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魅力。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来访的阿根廷总统与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备忘录”。美国一贯根据所谓“门罗原则”（https://zh.wikipedia.org/wiki/门罗主义）把拉美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后院），但我们不承认这个“势力范围”，只要阿根廷这一主权国家愿意参加“一带一路”，我们不会根据美国的“势力范围”诉求而拒绝。同理，我们也不承认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因此，中国的基本外交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逻辑上排除用“势力范围”来应对“安全悖论”。那么，“安全悖论”是否就无解呢？当然不是。实际上，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流派都对解决“安全悖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国内比较流行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fensive_realism ，以Kenneth Waltz为主要代表）和“攻击性现实主义”（https://en.wikipedia.org/wiki/Offensive_realism ，以John Mearsheimer为主要代表），但本文更倾向于“建构主义”（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Wendt ，以 Alexander Wendt为主要代表），其基本出发点是：“安全悖论”不是由国际无政府状态或自然所给定的，而是由各国互不信任（把对方的动机想得最坏）所造成的（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1992, pp.391-425）。解决“安全悖论”的关键在于逐步建构互信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把和美国及北约的矛盾明确表述为“安全悖论”。2021年12月，俄罗斯外交部起草了“俄美安全保证协议”（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rso/nato/1790818/?lang=en），并要求美国和北约分别书面回答。俄国不仅要求“乌克兰中立化”，而且要求北约保证不再接受新成员和把目前军事布局退回到1997年的状态，而当时波兰，匈牙利，爱沙尼亚等国还没有加入北约。这容易被理解为要求彻底重构冷战结束以来的欧洲安全架构，重建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俄罗斯认为，其诉求的正当性基础是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中的“安全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 of security）概念（“What is Invisible Security”， Financial Times, Feb.7: https://www.ft.com/content/84a43896-2dfd-4be4-8d2ac68a5a68547a），即一国不能以减少另一国的安全为代价来增进自身的安全，这其实可以被理解为是“安全悖论”的另一种表述。美国给俄国的回信并没有全文发表，但不知被谁透漏给西班牙一家报纸，该报于2022年2月2日发表了回信的主要内容（https://english.elpais.com/usa/2022-02-02/us-offers-disarmament-measures-to-russia-in-exchangeforadeescalation-of-military-threat-in-ukraine.html 。美国国防部称西班牙此报纸的报道说明美国有诚意和俄国建立互信机制：https://english.elpais.com/usa/2022-02-02/pentagon-says-documents-published-by-el-pais-show-us-is-willing-to-negotiate-with-russia.html#?rel=mas_sumario）。美国在回信中拒绝了俄罗斯要求北约保证不再接受新成员和把目前军事布局退回到1997年的状态，但同意就“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展开讨论，并提出了一系列逐步建构互信的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已经在1990年以来有所实践，即每年的“维也纳文件”：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enna_Document）。例如，美国提出建立“透明机制”，许可俄国来检查北约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导弹防御体系”，确保不存在可以射程达到俄国的卫星制导战斧式巡航导弹（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mahawk_(missile)）。作为交换，美国要求俄方也开放两个美国选定的导弹基地供美方检查。这是2014年俄国“收回”克里米亚以来美俄冲突升级趋势（如美国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一次缓解（ 2014年7月，美国指责俄国的9M729导弹部署违背了1987年美苏签订的“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即双方保证不再保有，测试和生产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导弹和弹道导弹 （ https://missilethreat.csis.org/missile/ssc-8-novator-9m729/）。而俄国则反击指出，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很容易转化为中程导弹，因此也违背了1987年的协议 （ https://www.rferl.org/a/nato-shows-off-missile-base-in-romania-calling-it-purely-defensive-/30291193.html ））。
普京总统收到美国回信后并没有回复，他给出的理由是北约的回信和美国的回信不完全一致，因为北约没有表示愿意就“安全的不可分割性”概念与俄国谈判。他没有等美国和北约的回信统一起来就发动了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排除俄罗斯在和乌克兰达成停战协议后（当然，这是一个相当乐观的看法），仍有可能与美国和北约逐步建立互信机制，从而使得“安全悖论”不再升级为战争。我为何这样看呢？
关键在于，2022年2月21日晚普京宣布俄罗斯承认乌克兰顿巴斯地区两个分离共和国的电视讲话中，他的重点在于对乌克兰的“双重否定”（既否定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否定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见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提供的英译：http://en.kremlin.ru）。普京讲话最后提到“有人说北约在乌克兰的威胁不是明天，而是后天，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里暗含了出兵的主要理由不是对北约的先发制人 （因为普京了解乌克兰离被北约接受还相当遥远，尽管2014年后乌克兰和北约的合作有所加强，这从战争爆发后乌克兰总统抱怨北约各国首脑在电话中都不答应他加入北约申请，可以得到反证），而是为了使乌克兰“小兄弟”回到俄罗斯的怀抱。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2022年2月21日晚普京的讲话和他2021年7月发表的“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见“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微信公号，2021年7月19日）长篇论文有很多重叠。该论文作为单行本的形式被印发所有参战士兵（Timothy Snyder, https://www.ft.com/content/1df8a99b-804c-467b-98e1-ce8b47b5b513）。可见，对乌克兰的“双重否定”在他决定此次出兵中的重要作用。这并非否定北约东扩的巨大背景作用，北约东扩无疑在他心目中强化了尽快实现“双重否定”的必要性，但北约的威胁并不是迫在眉睫的。换一个角度看，尽管北约的主要“流动基地”是在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根据1997年的“北约-俄罗斯基本关系公约”，北约不得在新成员国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但因为普京对这四国没有“双重否定”，因此他不会去全面进攻此四国。本文作者认为普京总统的“双重否定”命题在学理上是站不住的。首先，普京认为乌克兰的国家是列宁创造的，特别是通过输送俄国工人阶级到乌克兰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汪洋大海中，因此乌克兰不是一个独立国家。
但普京不了解当时乌克兰的一个特点恰恰是民族区分和阶级区分比其他国家更为重叠，即农民基本是乌克兰人，地主基本是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不多的城市工人阶级也基本是俄罗斯人，而城市商业资产阶级基本是犹太人（Ronald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p.4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由此可见，列宁输送工人阶级到乌克兰（特别是把今日的顿巴斯划入乌克兰）建立苏维埃国家，并非普京所说的不可理喻的巨大错误，更不能以此为依据否定乌克兰是一个独立国家。
普京的第二重否定涉及乌克兰民族认同问题。不错，沙俄帝国下的很多族群在向现代民族的转化中都出现了复杂认同的局面。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任波兰总统毕苏斯基于1936年去世，他遗嘱中把自己的心脏和身躯切成两半，身躯葬在波兰，心脏葬在立陶宛。
1936年5月12日在维日诺毕苏斯基的心脏葬礼
但民族认同的复杂性，并不能否定对多数人而言，一旦认同形成，就有一定稳定性，“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并不等于“虚幻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 is not imaginary community”（Suny,同上书，p.12.））。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语言和宗教上具有相似性，但不能以此来否定乌克兰独立的民族地位。
不过，正因为普京对乌克兰的“双重否定”是目前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思想基础和主要动因，他无意中留下了与乌克兰和谈后重启与北约在解决“安全悖论”上的互信机制建构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此次全面进攻乌克兰的主要动因是北约威胁的迫在眉睫性，那就没有和北约再建立互信机制的余地。这也许正是黑格尔说的“理性的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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