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犯错误的主观原因
1.剥削阶级立场决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缺乏科学精神。《资本论》不仅全面地揭示出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认识上表现出的各种错误，而且深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
主观原因何在？从根本上说，这决定于他们所具有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决定于他们都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阶级立场上。这种阶级性是由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具有必然的历史规定性。而资产阶级的经济观念就是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反映，既有生产资料私人所有者和剥削者的一般性质，又有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赋予它的历史特征。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经济观念的理论化表现，既然站在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立场上，也就必然以维护单个资本家获得利润最大化为经济分析的前提，这种研究目的正是包括古典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唯心史观作为指导思想，缺乏彻底的科学精神的最主要的主观原因。
古典经济学家即使能够作一定程度的科学研究，其科学精神也是不彻底的。马克思深刻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1]例如，古典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触及到商品价值的本质，并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过剩余价值的外部表现形式，做出过科学贡献，但是，如前所述，他们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合理的制度，因此，就不可能考虑商品生产社会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式，也就始终不会认识到价值的本质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是人类劳动社会性的特殊历史形式。他们尽管能在某种程度上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但是，始终不能从价值运动的特殊性上把两者科学地区分开来，更没有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也不能发现剩余价值。
资产阶级经济学走上庸俗经济学轨道之后，庸俗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立场表现得更加自觉和露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表面上是买者和卖者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商品流通这种交易方式的性质决定的。庸俗经济学家则颠倒是否，用商品流通的平等关系来掩盖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马克思指出，“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2]正是资产阶级立场和眼界，使庸俗经济学家在理论上都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为此，马克思称他们为资本家的“理论解释者”[3]、资本的“献媚者”[4]；对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经济学家，则称之为“反动派的辩护士”[5]。
2.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经济观念上存在一系列的误区。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思想观念，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反映是扭曲的、错误的，这是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加工厂”的思维方法决定的。以上已经梳理了《资本论》揭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思想方法的错误许多方面。这些错误造成了经济研究的一系列认识误区，这可以归纳为《资本论》揭示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许多“混淆”和“不懂得”：
——他们混淆人类社会的共性与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特殊历史形式。混淆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他们都离开唯物史观来谈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循环关系。不懂生产对消费、分配和流通的决定作用；不能科学区分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都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解释社会收入分配关系，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循环机制。
——他们都不懂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抽象人类劳动和具体有用劳动的二重性。因而都不懂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性；他们都不能从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两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及其经济现象。
——他们都不能区分商品的产品价值（c＋v＋m）和商品的价值产品(v＋m)。不理解劳动在追加新价值时，如何和为什么会在新形式上把“旧价值”保存下来，而不是把这个“旧价值”重新生产出来。
——他们都不懂得区分劳动和劳动力商品。不明白“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征。[6]因而都不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基本关系，不理解剩余价值的性质和真正来源，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基础。
——他们都不懂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共性、联系和区别。只用简单商品流通的眼光来分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都把作为货币的流通手段，作为一般货币资本的流通手段和作为生息资本(英语是moneyed capital)的流通手段之间的区别，杂乱无章地混淆在一起。
——他们都不懂预付资本的价值运动和使用价值更新的区别和联系。不懂从生产资本的价值流通和周转的形式区别角度，来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不懂从预付总资本的价值角度来认识预付总资本的周转和从使用价值更新的角度来认识预付总资本的周转周期。
——他们都不懂商品、货币和资本之间的共性、区别和联系。不懂剩余价值和利润、利息、地租之间的共性、区别和联系，弄不清利润、利息和地租是全社会的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银行家和地主之间的分配。
——他们都不懂物质的社会再生产同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而不懂得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不懂得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人口规律。
——他们都不懂社会再生产应从社会总产品∑(c＋v＋m)出发。他们都不理解再生产过程从社会总资本而不是从单个资本来看时所表现出来的内部联系；都只从社会的价值产品∑(v＋m)出发，在研究社会再生产中丢掉不变资本价值∑c，完全忽视了Ⅰc这个“资本群”[7]的内部交换。
——他们都弄不清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循环机制。不明白社会总资本在运动中要分为职能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和非职能资本（银行资本），不明白它们相互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他们都不懂得在经济生活中，现象与本质的联系与区别。为此，都直观地反映经济现象，形成具有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和土地拜物教观念的经济思想。
上述种种认识误区，来自思想方法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这些误区一旦形成，就成为阻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识客观经济现象的思想障碍。正因为存在这一系列的主观因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不可能认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客观经济规律，不可能弄清经济运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内在联系、运行机制和社会历史特征。须知，上述这些“混淆”和“不懂得”，仍然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严重弊病，并且不断地作为错误的思维方法误导人们对现代的经济形态的认识。我们只有认真研究《资本论》原著，才能与这些错误观念划清界限，用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科学方法和由此创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原理武装自己的头脑。
（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犯错误的客观原因
1.人们认识人类生活形式的一般途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犯错误的客观原因之一。《资本论》在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犯错误主观原因的同时，还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犯错误的客观原因。这不但是全面揭示资产阶级错误原因的要求，也是对工人阶级经济学家避免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同样错误的警示。
人们认识人类的生活形式，同认识所有事物的一般途径一样，总是从已形成结果的现状包括假象状态开始的。《资本论》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8]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从起始（开端）状态发展到当前（现在）状态的实际过程，然而人们却不能直接看到这种实际发展过程，面对的只能是事物发展的结果状态，因而只能从结果的状态开始去思索事物的性质。这样，在缺乏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情况下，人们就难免受到事物现实形态已经形成的假象的迷惑。这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形成拜物教观念，不能发现商品、货币形态这些人类生活形式的本质，从而不能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本质的客观原因。马克思指出，“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人们已经把这些形式看成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9]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从商品、货币发展了几千年所形成的结果的状态，来直观地认识它们的，而正是货币形式、商品价格形式所具有的假象形态即拜物教形态（似乎商品、货币的物质承担着本身就具有能够交换的社会属性，似乎商品、货币的交换关系就是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商品、货币价值的本质内容（本质上都是抽象人类劳动，体现人类社会劳动的分工引起人与人之间等同劳动的交换关系）。所以，不懂唯物史观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开始就被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假象蒙住了眼睛，这就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形成的各种经济范畴和原理，都具有反映经济表面现象的拜物教性质。从人们思索人类生活形式总是“从事后开始的”的一般途径来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2.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拜物教形态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犯错误的外部环境。《资本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的拜物教形态具有多层面性和系统性，这种状态具有必然性，这是导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犯错误的客观外部环境。
首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最表层的商品流通关系，表现为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必然具有拜物教形态。这种形式必然会把把社会劳动的交换关系张冠李戴地转换成物质要素天然具有能够交换社会的属性的假象。[10]
其次，在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领域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会造成资本拜物教形态的假象。这是因为生产力是在资本家用资本购买劳动力商品、原材料并组织生产的条件下形成的，所以生产力必然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发展，又把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劳动在直接劳动过程中的社会联系，都转移到资本物质的身上了，这就造成了生产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颠倒。好像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物质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
其三，资本在生产阶段之后必须经过流通过程来实现，这会进一步行成拜物教形态的假象。由于资本家生产出的包含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商品不能不投入市场流通，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假象，似乎投入生产的预付资本价值的收回，生产中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似乎都是从流通中增加出来的，而不是只在流通中实现；似乎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主要取决于资本家的欺诈、狡猾、熟知内情、随机应变和千万种市场状况，而不是对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榨取。资本在流通领域的流通时间，本来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起消极限制作用的，但是，缩短资本的流通过程，有利于增加同量资本获得剩余价值，这在现象上，就使流通过程表现为一种起积极作用的因素。在流通领域的实际市场竞争中，偶然性总是占统治地位的，这就使单个的生产当事人本身不能理解竞争背后隐藏的内部规律，即在简单商品流通的市场竞争背后隐藏的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背后隐藏的生产价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
其四，作为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的资本主义现实的生产过程，又会产生出种种超出生产的形式，掩盖经济本质联系的拜物教形态。如资本的循环与周转运动，产生出簿记、保管、运输等费用的资本支出形式，产生出流动资本、固定资本的资本形式，他们都会掩盖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
其五，资本主义经营产生出利润形式和利润率的数量变化，进一步掩盖经济关系的真相。因为作为剩余价值的利润不是和可变资本相比，而是和总资本相比；利润率受它本身的各种规律调节，这些规律，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也会发生变化，这一切会使剩余价值的真正性质越来越隐蔽，从而也使资本的实际机构越来越隐蔽。
其六，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转化为起调节作用的平均市场价格，更加掩盖剩余价值生产的真相。资本利润的平均化过程使商品的相对平均价格同它们的价值相分离，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平均利润同特殊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剥削相分离，由此也产生出拜物教假象：好像平均利润本身是资本物质本身所固有的，同剥削无关；那些过度的剥削，某些特别有利条件下的剥削，好像只是决定同平均利润的偏离，而不是决定于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本身。
其七，商业利润和货币经营业利润这些形式，又进一步产生了假象。因为这两种利润都是以流通为基础，好像完全是从流通中产生的，而不是从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的。
其八，利润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假象变成了稳定的常态。企业主收入范畴使利润（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完全从资本关系本身中分离出来，好像它不是来自剥削雇佣劳动的职能，而是来自资本家本身的“劳动”。而利息范畴则使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好像和工人的雇佣劳动无关，而是来自作为剩余价值独立源泉的资本本身。资本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取得了价值本身能创造价值这样一种最异化最特别的资本拜物教形式。
其九，地租形式使全社会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互相异化和硬化，进一步完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假象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土地所有权所起的实际作用是限制资本家阶级的平均利润，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地主阶级手里。但是，地租形式却造成这样的假象，好像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直接和一个自然要素(土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来自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也不是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所以，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侵入农业领域和建筑领域，导致资本主义地租形成后，已被商品形式、货币形式和各种资本形式的拜物教形态所割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就由土地拜物教形态的加入而最终割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本来是与生产过程的不同物质要素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拜物教形态的存在，这些不同的物质要素就成了被相互割裂、互相独立化的部分生产关系的外观或假象。而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这个真相就完全被拜物教形态的假象掩盖起来。
从上面其一至其九的简要论述可知，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和发展机制必然形成掩盖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联系的拜物教形态。[11]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处在这样的到处被经济假象掩盖的经济环境中，这是他们产生认识误区的重要的客观原因。而资本主义经济越是发展，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和社会关系的物化就越厉害。应当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拜物教形态比萨伊的时代更加严重，尤其是金融虚拟资本的发展，使资本关系的内在联系更加隐蔽，也更加神秘化。在这样的环境下，说沿袭萨伊、斯密等老教条，成天鼓吹现代金融虚拟资本运动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是脱离拜物教观念、已成为科学的“现代经济学”，这显然是主观臆造。
《资本论》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评价经济思想的方法论。我们可以从中领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犯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然性的。中国经济学者要正确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就要走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认识误区，自觉地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划清界限。这需要毫不动摇地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坚定不移地确立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思想。
（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2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未完，待续）
注释：
[1]《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1—622页。
[2]《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3]《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0页。
[4]《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页。
[5]《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6]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7页、第132～133页。
[7]《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72页。
[8]《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9]《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10]参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3—73页、第89页；《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6页。
[11]参见《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6—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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