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徐州市中院一审宣判，认定董志民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认定被告人时立忠、桑合妞、谭爱庆、霍永渠、霍福得犯拐卖妇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年、十三年、八年六个月和八年，并处罚金。庭审中，被告人董志民、时立忠、桑合妞、霍永渠、霍福得表示认罪、悔罪。
这意味着丰县事件告一段落。怎么看待丰县事件？社会应该反思什么？丰县事件折射出的基层治理、历史遗留问题，需要相关各方的深刻反思与长效处理。
丰县事件背后，我们应该反思什么？
文/吕德文
丰县事件折射出的基层治理、历史遗留问题，依然需要相关各方的深刻反思与长效处理。
一、关于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认识八九十年代
1.历史遗留问题通常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下，中国对基层社会的从严管控有所松动。在这一特殊时期，车匪路霸、妇女拐卖等基层恶性事件相对频发。如今很多人对八九十年有许多浪漫想象。但殊不知，那个年代虽然自由开放，却也意味着混乱。农村有“三农”危机，城市有下岗，这些都是那个年代涉及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地区的主要问题还停留在争取“生存权”层面，基层政府也普遍是“汲取型”政权，其首要目标是维持生存。类似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问题很难得到逐一解决。这就给如今的“问题遗留”埋下了种子。
2.重新审视这些历史观念、问题遗留，会发现其中有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层存在大面积“灰色地带”，事情的是非曲直并不那么清晰。比如，就拐卖妇女儿童这件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境中，其实比较复杂。有些人“抱养小孩”是通过熟人介绍，甚至不存在金钱往来。人贩子从西南地区拐带妇女到平原地带，也被一些人看作是“正常婚姻流动”。“买家”买媳妇的钱，无非就相当于介绍费和彩礼钱，他们未必觉得这是“十恶不赦”的事情。
3. 所谓历史遗留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以今日之眼光看待昨日之“问题”，故而造成了困扰。今天我们对人权的认识提高了很多个数量级。简言之，在全面脱贫的今天，生存确实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对个人的权利，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很是能够触动社会神经。这一方面说明过去的确落后，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今天的确是进步了。
4.基于以上三点，2022年2月23日召开的徐州市四套班子全体（扩大）会议提出的“对历史遗留问题，部分干部不愿触及背后的深层次矛盾”，这一说法是有失偏颇的。客观上，历史遗留问题是时代问题，是系统问题，基层干部不可能解决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反过来，如果不顾方法，不顾实际地去触碰，反倒会制造出更多的矛盾。在这件事情上，丰县的基层党委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责任源自对现实问题的无视，而不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漠视。
二、 关于地方社会，重新审视“中国腹地”
5.丰县地处黄淮海平原的核心地带，属于中国的“腹地”。相较于别的地区，哪怕山高皇帝远的西南山区，这一地区的封闭性都比较强。笔者2008年在豫东平原调研时，当地还习惯于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家中；这些地区也普遍主张本地婚，极其排斥外地婚。而同一时期，很多地区的人口流动早就蔚为壮观，外地婚已经成为普遍现实。地域社会的封闭性，就导致一些传统观念和文化完整地会延续下来。又因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是生态不稳定的地方，大多数村庄历史可能悠久，但姓氏比较多。因此，地方社会有极强的竞争性，村庄内部往往分裂为多个集团。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再加上现实中的社会竞争，就使得当地的男孩偏好较为明显。
6.中国腹地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同样一个文化现象，你可以说它是优良传统，也可以说它是封建糟粕。比如，当地八九十年代的底层群众存在“买媳妇”现象；现如今，当地普通群众面临高价彩礼的困扰。这两个现象一脉相承，都和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相关。可问题是，你要深入当地文化内核里去看，中国腹地的农民也许是最具责任感、最勤劳的群体。为人父母的把为子女成家立业当作自己的“人生任务”，哪怕不惜耗尽自己的一生。正是因为有如此负责的父母，才有“买媳妇”和“高价彩礼”。
7.回到这一事件本身，我们可以设想一个问题，从拐卖妇女的路线图看，为什么丰县及其所处地区是买入地区，而西南地区是卖出地区？实际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区域，就人口和自然资源的争夺来看，这一流动方向具有必然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一个农业社会，黄淮海平原的农业产出可以压倒西南山区。更重要的是，西南山区在文化上相对“自由”，且没有太强的文化底蕴来维系地方社会的再生产；而黄淮海地区之所以是中国腹地，恰恰在于它在传统上是一个文化高地，具有极强的文化内聚力。哪怕是在今天，随着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全国统一的婚姻市场也建立了起来，抛开城乡差异和东西部经济发展的落差的因素，这种人口流动的格局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8. 基于对徐州和丰县在处理这一事件中的不良表现，很多自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展开了对当地的“地域黑”，我觉得大可不必。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没有哪一个地方社会的文化是只有好的，没有坏的。并且，我们最好还是秉持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不能厚此薄彼。况且，每一个地方都在变化，我们等待得起。
三、关于事件处理，如何看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9. 今日中国是一个时空压缩的社会，不同群体、不同观念，共存于一个空间范围中。这一事件之所以难办，和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变时代有关。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多数农民，或多或少都还存在封建观念。但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接受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洗礼，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未必还存在，更多的是受消费主义的影响。而还有一批知识群体，可能还进入了后物质主义时代。这一事件有许多“标签”，是我们这个特殊时代所赋予的。
10.对于历史遗留问题，我认为“翻旧账”式的方法并不妥当，更合适的办法是个案化处理。随着时代进步，基层社会已在逐渐吸纳、消化历史遗留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我们首先要实事求是，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基层生态中考虑问题，承认当时的社会缺陷、观念落后，理性认识问题的根本。然后，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遗留问题时间跨度长、牵涉面广，要抽丝剥茧、逐层逐个地做好精准处理。说到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要维护当时人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绝不可额外制造次生灾害。
11. 多年来，丰县事件未得到特殊个案化处理，说明地方基层政府仍存在系统性行政惰性，当地始终未能学会干净利落、一尘不染地解决问题。应该说，历史遗留问题确实难办，但难办不意味着不办，更不意味着要一拖十、十拖百，最终使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集中爆发。事实上，在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服务、残疾人权益保护以及弱势群体生活保障等方面，基层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去重视和解决这一个案。应该反思的是，当前基层治理脱实向虚，未能与乡村社会实际、群众生活紧密结合，这些问题到底是基层的作风问题，还是整个行政系统的缺陷？我倾向于是后者。当务之急，是让乡村治理“返璞归真”，乡村干部不能成为“职业官僚”、不可稳稳坐在办公室，他们必须成为人民群众的一份子，为广大乡民反映问题，扎扎实实解决群众疑难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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