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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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又到重庆做秀了。
渣滓洞、白公馆这些曾经囚禁、杀害了无数革命者的地方，满面春风的马先生是不会去的；
国民党军统特务残忍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的松林坡，志得意满的马先生也全当不存在。
至于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中统特务为破坏政协决议，残害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制造的“较场口血案”的旧址，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马先生就更会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了。
马先生所重视的，无非是炫耀国民党抗战的“功绩”。
可是，抗战期间，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发国难财，其教训甚至罪恶，远远多于“功绩”。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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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重庆的防空为例吧。
面对日军飞机对重庆的野蛮轰炸，蒋介石和国民党不仅没有从空中为重庆撑起一把保护伞，地面的防空、救护、消防等工作也一塌糊涂，大大加重了重庆市民的苦难。
仅举几例：
——国民政府为加强重庆空中防务，成立了防空司令部，任命刘峙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
刘峙随即向军委会要求成立专门防空部队，下辖通讯队、防护大队、担架营、工程大队、机踏车排、警报台、对空联络哨、情报传递哨等部门，直属防空司令部。
但是，刘峙并不为组建防空部队征召新的兵员，而是用卫戍总司令部原有的卫戍部队顶替，然后用伪造的名册骗取军饷。国民政府发给防空部队的经费，大部分落入了刘峙的私人腰包。
重庆的防空，靠一支不是真实存在的“影子部队”来承担，其效果可以想见。
——1939年5月3日至4日，日机轰炸引发大火，把重庆市区的房屋烧去十分之九，人员死伤无数，是重庆空前的大惨案。
当时，驻在重庆郊区的国军有6个师，还有许多独立团营单位。火灾发生后，卫戍总司令刘峙下令所有部队立即出动救火，但无一响应，反而纷纷向刘峙索领救火器材，由于经费早已被贪污，根本没有器材可以发放，卫戍总司令部也就一筹莫展。直到第二天下午，在舆论责难下，刘峙才下令，担一挑水给一元钱，这才调动起数万军队参加救火。本来起初只有二十多处火头，此时已经是满城大火，广大市民的损失极其惨重。
国军开始救火后，又借救火的机会大肆抢劫。火灾之后，大量疏散市民下乡，很多未被烧完的东西都被留城的国军部队搜刮一空，烧剩的木头积存起来当柴烧，损毁的房子略加修理即占为己用，以后竟然向房主索取高价赎回。大火后，许多救火部队竟竞相比较看谁在火场发的财多。
——著名的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在1941年6月5日夜。
当时重庆防空警报的发布和解除，都要有防空副司令胡伯翰的命令才能执行。由于胡伯翰刚愎自用，不肯在敌机未临空时解除一下警报，让群众出洞换换空气。结果导致惨案，市民窒息死亡992人，重伤151人。
惨案发生后，防空司令部调担架营去抢运伤员。没想到这些人进到防空洞内首先干起搜捡死尸身上财物的勾当，大大耽误了时间。当时许多人还处在假死状态，如果抬出洞及时通风或施以人工呼吸，还可救活一部分人。而有些人并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在被搜敛财物时还能挣扎，担架兵就把这些人掐死灭口。
当时，负责指挥搬尸的是卫戍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当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发大财的机会后，马上下令搜查担架兵的腰包。一部分担架兵反抗，姜吟冰就下令在洞口枪毙了一名抗拒的担架兵，以示威吓。搜出的财物(金银首饰、手表、纸币之类)用汽车向刘峙家里运送了三次。
需要强调的是，刘峙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国军将领，直到最后时刻还让他担任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的种种腐败贪婪，与蒋介石的保护与纵容是分不开的。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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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陪都”犯下的诸如此类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但所有这一切，马先生都不感兴趣，他只是流连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接待重要客人的地方”，连称“精彩”。
精彩吗？的确是精彩。
大陆人民由此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见证什么叫寡廉鲜耻、狗彘不若，他们会记住这一点，并由此决定自己的态度与选择。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高度一万五千米”，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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