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
一、学术生涯三历程
回忆总是有意义的，本人的学术生涯有三个历程。
其一，学成执教复旦园。从1972年4月一直到1989年3月，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和硕士，以及留在经济系任教期间，系统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文献，也认真读过不少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论著。我还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广泛浏览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书刊，甚至读过生物学、医学等某些自然科学书刊。我的读书兴趣至今仍很广，思考和研究范围也常常超出经济学范畴，这倒为理论经济学同其他学科之间展开交叉研究和横向借鉴，提供了知识基础和营养。
在复旦，我主要师从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洪远朋（本人硕士论文的导师）两位教授（属于青老教师挂钩），并接替他们为本科生和进修教师系统开设1—3卷的《资本论》课程，还主讲过《政治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和《〈资本论〉第一卷与辩证法》（给哲学系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我在复旦大学学习和任教17年，奠定了较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形成了做学问的风格，并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因而我的学术成长首先应归功于复旦的老师和学术传统。在复旦工作期间，除了主要担任助教和讲师之外，我还先后担任过经济系科研秘书、班主任和教师党支部委员，使我在知识分子单位的工作能力得到一定的锻炼。
其二，育人转教上财大。1989年4月至2005年9月，我调往上海财经大学工作这16年半期间，除了作为副教授、教授和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先后为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过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外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等约10门课程之外，还担任过经济系副主任和主任、经济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在此期间，我更加紧张地从事科研工作，基本形成了对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方法、体系与政策的框架性设计，并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学派——海派经济学，还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起，创立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2002年2月，我曾出席江泽民在上海主持的理论座谈会，并汇报了关于国有经济改革发展思路，还就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要不要写上学术争议较大的劳动价值论问题，当场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写了书信；2004年5月28日，我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解“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2004年8月，曾在上海市政协学习会上讲解“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若干问题”；2004年担任上海市人大咨询委员会专家，出席聘任研讨会并就更强地发挥人大作用问题建言献策。
其三，研究任职社科院。自2005年10月至今，我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工作，先后担任常务副院长和院长。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担任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还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编委等职务。
从调至中国社科院开始，我正式进行理论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讲课任务不重，除系统开设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题研究》课程之外，还为各类层次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课程开设过一些专题讲座。不过，担任约八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的行政工作量很大，既要解决原马列所积重难返的内部矛盾，为马研院职工争取合理合法的权益，又要迅速使马研院成为全国和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和中心之一，其学术组织和行政工作确实艰巨而又繁重！那时，我的时间基本上是三分之一搞行政、三分之一搞科研、三分之一搞学术组织和交流。
本人一向主张把学术研究、应用探讨和理论宣传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因而必须率先身体力行。在学术研究方面，先后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经典卷、中国卷、苏联俄罗斯卷、欧美卷、日本卷）等，发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60年》《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理论假设的分类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等论文；在应用探讨和智库建言方面，主编《激辩“新人口策论”》《激辩“新养老策论”》《激辩“新开放策论”》等，发表《如何建立国内生产福利总值核算体系》《构建国家主导的企业职工权益保护体系》《关于劳动收入分配若干问题的思考》等论文，作为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均书面提出几个政策建言；在理论宣传方面，主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研究丛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卷本）等，发表《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解放思想》《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等文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5月，我作为党中央下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情况调研》课题组组长，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的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组汇报课题研究建议；除了在不少高校以外，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北京市委、重庆市委、山西省委、广东省委等省部级党政军机关和大企业集团的中心组和厅局级干部学习会上，做过各种主题的报告。
目前，我仍在一步步地推进个人学术规划。在集中精力创新经济学理论的同时，逐步转向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形成了十大马克思主义观。
二、十大马克思主义观扫描
（一）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观
在我看来，学界绝大多数教科书和论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基本内涵表述是正确的，但又显得不够，不足以充分释疑解惑。于是，我先将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扩展为四层面，[1]后又扩展为六层面，[2]并有针对性地加以论证，以便多层面地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一是在创发主体层面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并由后继者日益发展完善的理论体系。有舆论以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为理由，不赞成提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领袖和学者两大主体、有政界和学界两大主平台、有作为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不赞成提政界与学界马克思主义应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而我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是陈旧和片面的。其缘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但客观上是由共产党领袖群体和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群体分别进行研究和发展的，两大群体研究的方法、特点和内容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
二是从学术内涵层面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学术思想体系。有舆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理论和意识形态。而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讨论同样主题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都是意识形态，同时又是学术思想，只不过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本质区别。况且，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般的学术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相对最科学的学术体系。
三是从社会功能层面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指导思想体系。有舆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过时或中看不中用或没有理论建设。而我认为，仅从《资本论》来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述就有几十处之多，阐述了该经济形态的所有制、按比例发展、经济计划、再生产、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分配制度、各类基金、农业与土地、人的全面发展与教育以及家庭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均继承和全面系统地拓展了这些思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社会功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以资本为中心或核心，而应以人民为中心、以自由联合劳动为核心概念，来全面构建创新的理论体系。
四是从人民福祉层面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改善民生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原则思想体系。有舆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高大上”理论，与创业就业、收入分配、住房居家、社保福利、婚姻家庭等民生和福祉问题没有关系。而我认为，实际上与此相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产党领袖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者都高度重视并具体阐述了关于民生和福祉的问题，均有前后继承、与时俱进的大量理论性和方针政策性的论述。我们必须贴近民生、贴近幸福、贴近人的发展，脚踏实地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富、共享、共福的原则和政策思路。
五是从价值观念层面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信仰和价值观的文化思想体系。有舆论错误地认为，只有信教才有人生信仰和价值观。而我认为，一般而言，信仰是对某种主义、宗教或某人、某物的信奉和尊重，并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基本价值观相吻合的信仰有三类：一类属于原始信仰，人们相信图腾、禁忌、神话和巫师；二类属于宗教信仰，人们相信由人自己塑造的宗教教义和教主；三类属于主义、信仰，近现代以来，人们相信各种较系统的理论体系或主义，如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宪政观、新自由主义等，也包括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过，只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生信仰和基本价值观，才是科学和先进的，应当和最终必然在全世界普及与实现。
六是从国际交往层面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世界和平发展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思想体系。有舆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主张暴力革命。而我认为，实际上依马克思所见，和平方式和暴力革命方式都是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的手段和途径，应视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并以和平方式为首选，而永久和平则是进步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我们可以在国际关系学派中，创立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新国际主义学派。
（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
以我所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重要性源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的迫切需要。从理论看，一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克服以往单纯分科研究缺欠、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准确认识的迫切需要。以往马克思主义研究分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之中，分学科研究有优长之处，但是，有时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碎片化，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掌握。另一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也是消除对马克思主义的割裂和肢解、回应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迫切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有利于人们把握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各理论组成部分、各历史时期的根本精神，理解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脉”，从而有力回应各种反马克思主义。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近十几年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就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提出、内涵、本质、研究路径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重要成果。不过，我认为就总体而言，目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不理想。正是在总结以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本人为首席研究员的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项目“整体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即从以下13个视阈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全方位的整体性研究。
一是定义性研究，即从创发主体、学术内涵、社会功能、人民福祉、价值观念和国际交往六个层面出发，创新性地定义和阐述马克思主义。二是综括性研究，即从理论特征、社会理想、政治立场和理论品质四个角度阐述。三是统一性研究，即按照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统一进行阐述。四是层次性研究，即从一般原理、具体论断、思维方法三方面及内部层次和相互关系进行阐述。五是发展性研究，即从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阐述。六是三化研究，即从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整体进行阐述。七是实践性研究，即以实践整体性为根据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八是互动性研究，即从领袖思想和学者思想两条线索及其互动发展来阐述。九是破立性研究，即从批判性和建设性及其互动性出发进行阐述。十是分类性研究，即主要从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错误观点共“四个哪些”出发进行阐述。十一是学科性研究，即从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涵盖的七个二级学科的整体性关系角度阐述。十二是分科性研究，即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生态学、制度学、人类学等学科及其相互关系出发进行阐述。十三是致用性研究，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理论、政策及其相互关系角度进行阐述。十四是国别性研究，即对包括中国、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界和政界的理论进行分析阐述。
因此，我一直强调，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研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类杂志不宜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宣传性的“小马观”，而应与其他教研机构一起，确立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大马观”，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精湛学术研究、广泛理论宣传和有效政策探讨有机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观
如何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及其实践成就？20世纪90年代，我在反驳香港大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的一文中，就较早地批判了对新中国经济发展采取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之后我在改革开放20周年、新中国60周年和70周年之际，先后撰文强调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国取得了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即“第一个奇迹”。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年大约30年时间里完成了重化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依靠内循环可以基本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经济发展速度赶上，甚至超过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年均GNP约为6%多，可以跻身同期世界最快经济发展国家之列。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等重要指标，比新中国成立前均有较大提高，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若干重要经济差距不断缩小。这一时期中国港澳台经济发展成就有成功的一面，但都与中国内地的产业、科技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发展的“第一个奇迹”无法相比。况且，这是在被帝国主义国家封锁经济、与苏联闹翻、国际援助较多、国内政策过“左”、人口急剧增加等不利因素共同作用的条件下取得的。因此，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18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宪法》都对“第一个奇迹”作了充分肯定。可见，不是由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而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而是由于计划经济功成身退，市场经济继往开来，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操作得法，可以获取比传统计划经济更大的成就。
不过，当下有舆论说，毛泽东使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习近平使我们强起来；也有舆论说，毛泽东社会主义1.0版本是一穷二白、邓小平社会主义2.0版本是富起来、党的十八大后社会主义3.0版本是强起来。在我看来，这些表述有一定道理，但均不准确。准确地说，旧中国是一穷二白，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我们不仅站起来了，而且逐步富强起来了，富强是一个后浪推前浪的持续更好的过程。新中国70年民富国强的统计数据，并不支撑割裂民富与国强的论点，也不支撑毛泽东时代没有逐步富强起来的论点。因此，习近平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个30年建设发展不能互相否定的政治底线和原则，是十分正确的。
事实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新中国70余年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属于整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应当说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为当今发展奠定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础，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更大发展。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有些论著为了论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伟大成就，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发展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或者片面地只讲失误和不足，甚至是用歪曲的手段进行基本否定，割裂、扭曲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对于我们科学认识新中国逐步富强的历史发展，从而客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握科学发展规律，是非常有害的。强调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走向繁荣富强”。[3]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我国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即“第二个奇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指引改革开放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们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为马克思主义后继主体之一，更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坚定“为人民做学问”的信念，在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干性和基础性学科领域继续积极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更好地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与作为学术思想两者之间良性互动而努力。
我们应吸取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教训，不能认为只有领袖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学者的任务就是诠释和辩护。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袖使用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新名词和新理论不断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吸收，而学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新名词和新理论也不断被领袖和党的文件所吸收。
要逐步搞清和建立政界（官方）马克思主义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机制。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允许马克思主义内部各个学派的大发展，才能出现马克思主义类型的社会科学大师。学术真正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形成众多学派。许多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党的文件里是第一次提，但从整个学术界来看就不一定是首创，因此，不能用政界马克思主义代替学界马克思主义。这是我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总结国际共运、执政党管理社会科学的经验得出的，在学界已广为流传，得到赞同。在2020年4月11日《文汇报》的一篇讲演文章中，我也已经用文字的形式提过。要借鉴西方官方和学界的关系，官方是从学术界选择、综合某些理论和政策主张来丰富自己，双方也可以互相讨论、批评，真正辩明到底什么对什么错，当初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做得较好。不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就会无所作为，不敢想、不敢讲，也就没有学术地位，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却可以随便讲，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目前，这种格局仍须改变。非马克思主义学术完全可以存在和适当发展，但不能占主流地位。
（四）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观
我一向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应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政策探讨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而不宜只进行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相对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创新，尤其是相对忽视探讨和创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相关的良策。因此，我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改革开放发展的政策，并提出若干新的政策建言。
例一，提出新的经济核算指标“国内生产福利总值（GDPW）”。长期以来，GDP成为衡量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指标。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太多代价。因此，引入“国内生产福利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Welfare，以下简称GDPW）指标，并检验经济增长中的国民福利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参考GDP定义，GDPW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经营活动所创造的最终福利总值。它作为一种替代的现代化理念，是经济、自然和社会三个系统所产生的正效用与负效用的集合，本质上反映的是客观福利的问题。作为衡量人们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福利的指数，可以有效补充和修正GDP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而又比可持续经济福利等名词更为全面。[4]
例二，提出新的社会衡量指标“幸福指数”。国内外各种“幸福指数”频繁发布，有些数据与排名还明显与民众的主观感受不相符合。鉴于此种情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幸福指数”，分析国内外现有“幸福指数”的优势和不足，并建立科学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新设计的“幸福指数”（全称为“幸福和幸福感指数”指标体系是以客观性指标为主，以主观性指标为辅，是幸福的客观状态与主观状态及幸福感的综合，因而与中外已有的指标体系相比，更具科学性和可比较性。同时对应“幸福指数”的研究层次，构建了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其中，微观层面的指标体系称为“个人或家庭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宏观层面的指标体系称为“社会或国民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5]当时，有一家大公司如获至宝，要求购买这套指标体系，但发明权归该公司。为维护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创新权，我没有同意。
例三，提出机关、事业和企业联动的“新养老策论”。伴随2008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08方案）的印发，以机关、事业、企业为三大主体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已成为推进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然而，08方案的先天不足和运行不佳，使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遇到了瓶颈。当时，笔者在对08方案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机关、事业、企业三者联动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初步方案（以下简称联动方案），并对“新养老策论”的基本内涵、提出背景、提出依据和完善措施进行了分析和探索。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模式，应是非缴费型城乡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实行占工资比例相同的退休养老金作为基本养老保险，可另加补充养老保险；农民实行相同的基本养老保险，可另加各地补充养老保险。
2010年，我以此为主题，召开首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论坛”，在国内率先提出这一新策论，邀请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出席论坛进行讨论；2009年的“两会”，包括我的建议在内有20份书面建议，共同对08方案提出有破有立的不同意见；一位国务院主管相关工作的副总理还把笔者上报的新策论内参批示给主管部门研究；事实上，政府主管部门已停止执行08方案。
此外，本人还先后提出和论证“新开放策论”“新住房策论”“新人口策论”“新国企策论”“新民企策论”“新土地策论”“新文化策论”“新分配策论”“新消费策论”“新金融策论”“反通胀策论”，等等。
（五）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观
2010年，我撰文认为，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存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相互分离、割裂的不良状态。[6]2019年，我又撰文强调，应全面构建全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话语”，继续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当下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软实力的灵魂和核心”，[7]理应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和互动交流。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适应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在积极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引进来”的同时，还要努力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出去”，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统一起来，加强与国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交流合作和互学互鉴，全方位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应通过翻译出版中国论著、创办外文媒体和召开国际会议等，积极向外介绍和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自觉参与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讨论，着力构建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权，不断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主动引领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未来大趋势。
在我看来，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加强交流、合作和互鉴，而不应“唯我独马”，轻易互相指责或公开论战，进而影响学际和党际关系。即使涉及某些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大是大非理论，也应加强内部讨论或争论，而不宜公开进行党际论战。这是因为，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搞好本国革命和建设。一般来说，哪国共产党日渐壮大，革命和建设成就越显著，哪国共产党的理论也就总体上相对越正确。历史教训值得总结。中苏论战导致两党和两国关系恶化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并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用来攻击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其教训是沉痛的。现实状况也值得反思。2011年美国共产党同希腊共产党、德国共产党公开论战。[8]其实，这一公开争论也未必有用和有益，因为各国共产党往往都是从本国的国情和党情出发，在指导思想和最终目标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提出不尽一致的某些理论和工作重点，这一做法完全正常，而且可由实践来证明这些理论和工作重点属于最佳还是次佳，属于创新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因此，2012年在英国纪念马克思图书馆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我演讲时曾专门阐述了上述历史教训和现实问题，又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上刊发了美国共产党主席的上述文章。
此外，我在与主要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共产党理论家长期交流和自己精心研究的基础上，2012年撰文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当代无产阶级联合的水平和工作效率”，要实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阶段应加强多形式或途径的联合工作，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左翼人士应该注意若干重要战略和策略问题。[10]2020年，本人在这些观点和深入研究国际关系的各个流派的基础上，又提出“新国际主义”的阶级学说和国际关系学说，进一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理论，其中既包括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学者的新型合作，也包括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新型合作，以便加强世界劳动阶级的力量，维护全球共同安全、反对新帝国主义霸权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塑造。2005年创建全球学术团体即世界政治经济学，创办《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国际思想评论》两份在英国出版的期刊，都是贯彻这些学术思想的重要国际性理论平台。同时，我既主编十本《国外现代政治经济学经典译丛》，又与同事在美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加拿大、越南等十个国家出版著作，发表文章，以实现中外学术双向交流。
（六）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观
本人关于“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单指经济制度——笔者注）的形成与完善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大会闭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就刊文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经济特征“既不同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特征，也有别于社会主义中级或高级阶段的特征”；[11]我在《复旦学报》（1988年第1期）刊文，正式从经济制度角度阐述“社会主义三阶段论”；1991年出版专著《社会主义三阶段论》，1992年论文《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1998年论文《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2008年论文《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2018年论文《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国企改革方向》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若干理论创新》等相继发表，这方面研究由此逐步完善。
我针对“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为标志”“以现代化的实现和相应的生活水平为标志”“以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标志”“以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为标志”等观点，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阶段的一般理论，无论是划分历史上的不同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划分同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既要看到生产力的终极作用和间接或终极标志，又要看到生产关系的直接作用、直接标志，并认为由生产力引起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部分质变形成社会主义三个阶段（这与主要直接从GDP和生活水平来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可以并存——笔者注），即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多种公有制主体（私有制辅体）＋市场型按劳分配主体（按资分配辅体）＋国家（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中级阶段=多种公有制＋多种商品型按劳分配＋国家主体型计划经济（市场调节辅体）；高级阶段=单一全民公有制＋产品型按劳分配＋完全计划经济；共产主义=单一全民公有制＋产品型按需分配主体（个别供不应求的新消费品按劳分配）＋完全计划经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私有制为主体＋按资分配主体＋国家指导型市场经济。这一新理论客观界定了不同社会及其发展阶段，有益于理论自洽地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共产主义远大制度目标的本质联系，说明初级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初级形态。
（七）马克思主义的分清观
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十年之际，2013年7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要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于是，我与余斌研究员立即撰写《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整体性研究——围绕“四个哪些”的阐述》，发表于2013年第11期的《学术研究》上，既是从上述“四个哪些”视角和若干理论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整体性，也是对中央提出的“四个哪些”的科学解答和响应。由于文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精神，联系理论界的某些争议难题，作了批评性和创新性相结合的阐述，因而被引用和下载次数较多。
我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科学性、长期性和有效性的特征，那就必须持久坚持，而不存在无须长久坚持的任何基本原理。不必长期坚持的只是根据这些基本原理所做出的因一时一地之特殊情况而得出的具体论断。针对有论著认为马克思主义原理不能创新而只能应用的观点，我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可以随实践发展或理论认识的深化而得到丰富性和扩展性发展与创新的，例如，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再生产理论等，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理论等，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往往导致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等不良倾向，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中必须破除教条式理解。例如，对于“两个决不会”的教条式理解，便会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两个必然”，甚至认为已经革命成功的中国和苏联等都属于革命的“早产儿”。
我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整体性研究，离不开澄清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如以为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重建生产资料或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股份制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其实现形式；以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比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论著缺少数学和定量分析；以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是经济哲学而非经济学作品；以为马克思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原理过时了；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高效结合；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实行按劳分配，等等。诸如此类的错误观点，在中外理论界比较流行，必须一一加以廓清。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形象地说道：“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12]如果扩展毛泽东的比喻，我认为在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上，马克思主义是望远镜，可以看清事物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是显微镜，可以看清事物关键细节；马克思主义是夜光镜，可以看清黑暗中的光明与希望；马克思主义是潜水镜，可以看清深层次的事物；马克思主义是透视镜，可以通过表象透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是放大镜，可以看清模糊的事物；马克思主义是反光镜，可以看清事物或事情背后的真像或真相；马克思主义是多面镜，可以看清事物的多样性和对立统一性；马克思主义是渐进镜，可以多焦点地看清远近事物；马克思主义是照妖镜，可以火眼金睛地看清错误。概言之，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这十面镜子或者说具有十面性的多变镜子，便可以与歪曲事物本质的各种哈哈镜理论相反，真正完全分清复杂的事物和事情。
（八）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观
1994年初，我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7]这一短文中曾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前景做了总体判断，并引起连锁反响。2000年，我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2009年撰文提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并认为总体上适合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即“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其中，“马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中国清朝末年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表述在形式上的借用和内容上的创新。
“马学”是指中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经济学的“马学”，指的是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知识体系。它是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形成的内容极为丰富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包含19世纪中期以来马克思创作的《资本论》及其继承、丰富和拓展的经济学方法和理论。“体”，在中国古代哲学语言中具有“根本的、内在的”含义。强调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
强调“马学为体”，便意味着不宜以“西学为体”。“西学”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知识体系。经济学的西学，指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经济知识体系，主要指阐述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西方经济学。但是，不能使用“西学为体”，不等于不要“西学为用”。我们所说的“西学为用”，当然不是“西学为体”意义上的“为用”，而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有扬有弃的借鉴和利用。我们在坚持“马学”“体用”一致的同时，有必要提出“西学为用”，这与毛泽东提出的“洋为中用”的精神是一致的，是批判地借鉴和利用的意思，而非“体用一致”意义上的“用”。
广义的“国学”是指中国古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较狭义的“国学”是单指中国古近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或单指中国古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经济学的国学，指中国古近代知识体系中的经济思想。“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的精华，并以此为根基。正如毛泽东曾强调“古为今用”，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2](pp533-534)这对于形成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现代体系，具有不可低估的思想价值。
“世情为鉴”的“世情”有多样和深邃的含义，从经济的角度是指世界各国和世界总体经济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经济“世情”的来龙去脉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来源。
“国情为据”，创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其中又包含各种“色层”的省情、市情、县情和城乡差别实情等；中国人民的当代社会经济实践是在这种现实的国情下展开的，也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才具有鲜活性和深刻性，才有可能将经济国情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显示出来。因此，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才能做到“国情为据”，这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科学创新的主要现实源泉。
上述阐发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最终都要贯彻和落脚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上。在唯物史观看来，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也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古今中外的经济实践、对“马学”“西学”和“国学”三大知识体系所提供的经济事实和思想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综合创新”，意味着积极吸收和正确处理三大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理论上的分析综合与实践检验之间的关系。
（九）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观
依我所见，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允许马克思主义内部各个学派大发展，才能出现马克思主义类型的社会科学大师。学术真正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形成众多学派。
1995年，我和一些学者在上海组织召开“首届中国海派经济论坛”，先后在全国多个高校和社科院共召开20多届；2001年成立的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2019年改名为海派经济学研究院），属于校级重点科研基地；2003年创办的《海派经济学》季刊，早已被选列为南京大学的核心集刊，并因为该刊学术影响力较大，2020年上半年已被国家批准创办《政治经济学研究》新期刊。
海派经济学是什么？一般人的确容易误解，以为海派经济学是研究上海或者上海所有的学者都共同赞成的经济学。其实，海派经济学是以地域来称呼的一个学派，学术史上有不少类似的做法，主要是为了简便。但学派是开放的，其人员并不以地域为限，只是该学派的领衔者原来主要是上海学者。现在全国有不少学者自愿加入海派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2003年以李炳炎教授和何干强教授领衔成立的“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曾在十多年内召开过约20次研讨会）。
若从理论内涵角度来描述，海派经济学就是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2019年广西民族大学已成立“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研究中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界内的一个经济学派。它的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点，综合古今中外合理思想，包括综合、借鉴、运用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既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超越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其学术风格是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该学派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比如，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我们提出二者之间的“正反同向交促互补变动论”。再如，“四主型”的市场经济改革观，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公式是“四主型”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改革观，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观，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改革观，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改革观。其他的原创性观点还有“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市场型公有高绩效论”“一府两系三层分类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系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当代全球基本经济矛盾论”等。海派经济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也就是系统的经济学方法、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和政策主张，这样，也就受到广泛的关注。[13]
近年来，随着研究面从经济学向非经济学领域不断扩展，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已逐渐演进为“新马克思综合学派”，并陆续提出哲学上的“广义历史创造者”概念，[14]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的“三种科学社会主义观”“世界社会主义未来说”，[15]历史学领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新论”[16]“苏联剧变三主因说”，[17]社会学领域的“九类利益集团说”，[18]等等。
（十）马克思主义的学问观
有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持“过时论”“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错误观点。而我在年轻时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后，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和体系是科学的学问或学术，是真理，而真理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因而需要有效传播、定力坚守与科学发展。
有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供中共党员学习和信仰，而不宜进入国民教育体系。而我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要社会科学理论一样，具有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价值观），因而应当进入各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但资产阶级学术害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只能大搞学术封闭性和独断性。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在马言马、在马信马”，而且文科学者应当“为文信马”，高度文明的现代人应当“为人信马”。这与“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道理是一样的。目前世界上长期存在的战争不断、贫富对立等主要问题的思想根源不是相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人太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不断发动战争、大搞霸权主义的美国总统等都是相信基督教的），而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太少。如果世界人民，尤其是各国“精英”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话，世界便会和平发展、人类便会实现共同富裕、结成命运共同体。
有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只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即可，而我主张“五士观”，即马克思主义学者应是工人阶级的战略社会科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上应是“卫士：捍卫真理”“勇士：勇于创新”“谋士：谋策国家”“斗士：敢于斗争”“导士：善于引导”。我不赞成明哲保身、左右逢源的折中主义和无原则的和谐观，而是强调笃学笃行、知行合一。革命领袖和榜样学者就是如此。恩格斯曾告诫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结论而战斗。”[19]毛泽东曾题词赞扬艾思奇为“学者，战士，一个高尚的人”。习近平曾批评只顾自己名誉和身上羽毛的“开明绅士”，号召新时代应“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有舆论认为，当今世界学问或学术没有价值观和阶级性，只需实证性研究；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者要不唯书而需要唯上。在创立“海派经济学”时，我便写下学风之要求：“学风应当严谨而不僵化、思想应当解放而不风化”。纵观古今中外，不唯书较易做到，不唯上、不唯风、只唯实，则难以做到。其缘由不难理解，当面临反右过头必出“左”，或反“左”过头必出右的两种有误倾向时，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要具有反潮流斗争精神，而不做盲从者或风派人物确实不易，但又必须践行敢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
作为“50后”的老年学者，本人既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熏陶与磨炼，又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洗礼与创新，从而兼有两个时代的人格特性、精神境界和工作作风，力图扬长避短，优优结合，为弘扬马克思主义知行协调的学问观而努力。
三、治学体会五点滴
在学术道路上一路走来，我觉得治学成功首先要有浓厚兴趣。在一项事业和工作上有没有成就或贡献，首先要看有没有持久的兴趣。有兴趣，就会钻研下去；没兴趣，当然就会敷衍了事。兴趣是治学的基础，这是其一。想当初，1969年3月至1972年3月在黑龙江北安国营七星泡农场当“知青”、读马列书籍时期，觉得“实业救国与强国”“科技救国与强国”固然有道理，但一个国家要有实业和科技的良性大发展，首先要有良好的文科理论和政治基础。以鲁迅、孙中山等转行为例，他们持“文科救国与强国”论，因而一心只想读文科。我至今仍然对文科的不少学科都有强烈的好奇与兴趣。
有了兴趣，还要有远大抱负。目标是治学的动力，这是其二。调离复旦的时候，我曾同洪远朋老师说过，我会在经济学的学术发展史上留下痕迹的。我的目标十分清楚，因而后来有了当官的机会没去，有了下海的机会也没去。我走了学术的道路，而且立下了学术抱负。目标其实是动力，目标定得越高，动力就越大，目标越是难以达到，就越是需要持久地付出努力。
治学要有思想原则。思想是治学的灵魂，这是其三。每一学科和领域的著作家、理论家、政治家和专家等都不等于思想家。思想家的特点是与同时代的杰出学者乃至领袖相比，自己的思想相对超前和科学。马克思被西方多次评选为“千年思想家”之首，便是如此。现在面对“西学霸权、国学崛起”的学术生态，有人主张“西学为体”或“国学为体”，而我则倡导“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思想原则和治学方针。北京大学已故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在为我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时写道：“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也是我的一个写照吧。
治学要有物化作品。作品是治学的途径，这是其四。毕业留校的前几年里，我只注意阅读、研究和教学，力争形成自己的正确观点，但没有注意写成论著，众多思想观点没有加以物质化。从1983年出席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大会开始，受到几位青年同行的榜样影响，才开始注重写作，并逐渐注重书面表达自己应时或可传世的思想、观点和论著。在研究型重点大学和中国社科院，我始终强调并坚持“教学是基础，科研是主导”的方针。
治学要有优良学风。学风是治学的精髓，这是其五。我曾为海派经济学确立的学风是：“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风化’”。也就是说，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做学问，为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服务，必须一心一意追求真理，求真务实，而不可“唯书、唯上、跟风、赶浪头”，对马克思主义不搞“马教条”，对西方理论政策不搞“洋教条”，对传统文化不搞“古教条”。学风是立场的一种表现。应以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立场为核心，并与劳动人民的立场、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立场、世界人民和全人类的立场有机结合起来。
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我的体会是：与人摩擦，其烦无穷；与书摩擦，其乐无穷。学者应当永远与书刊在一起，与学生在一起，与自己的作品在一起！
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我不仅会继续推进“祖国与我”的学术工作，而且会继续拓展“世界与我”的学术工作，加快“学术走出去”的步伐，发挥“学术大使”的功能，在“世界、祖国与我”的基础上实现“推动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学者有效联合”的学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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