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王霸之辩
地缘政治
地缘经济
序言：
王霸之辩和夷夏之辩，是中国政治文化中贯穿古今、涉及到文明终极价值的两大辩难。本文专论与当前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的王霸之辩，不论夷夏之辩。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中华文明的强势复兴，美国于是向世人散布一种缪论说，国强必霸；言下之意，中国的崛起，接下来必然要称霸全球，挑战撼动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打乱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祸害天下百姓苍生；进而颠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长期一花独放的局面。
这是美国和西方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产物。从中国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来看当前的世界形势，却得出完全相反的世界历史的走势：国强必王；随着中国和平的全面崛起，中华文明的再焕青春，中国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饱受西方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共谋人类的福祉。这才是正论。
那么如何分辨王霸的本质；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所谓霸者，是以力服人；所谓王者，是以德服人。当今世界，超级霸主美国就是以力服人的典型代表，崛起的中国则是以德服人的典型代表。当前世界的形势，就是中美两国所代表的这两种世界观、历史观的激烈较量；不仅是中美两国国家利益权力的矛盾，更是中西文明在价值深层次的碰撞。
谈到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当然不是突然凭空形成的，其来有自，是有其源远流长的客观物质基础的；质言之，就是中美两国和中西两大文明，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两个方面折射的结果。现在简要分析如后。
地缘政治
西方欧洲
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历史学必须根据人类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活动或事件，作为推论解读的依据。西方的历史观、世界观必须回溯到希腊罗马时代，这是他们的源头。最初的源头是，老霸主斯巴达对，对雅典日益强大，影响力不断扩张产生的恐惧也即希腊的威胁；于是希腊半岛上出现了两强，两个太阳，于是发生了霸权争夺，爆发了长达27年、影响深远的西方古代的世界大战（西元前431-404）。
当然，除了权力的争夺外，还有军事力量的较量，斯巴达是陆权国，雅典是海权国；还有生活方式的矛盾，斯巴达从事的是农耕经济，雅典则是商贸经济；最后是更深层次的矛盾，就是国政治理念（意识形态）的较量：希腊代表民主，斯巴达代表极权。
当罗马帝国统治地中海时，添加了法治，于是就成了民主法治，成了西方此后评断解读内政外交评断的标杆；他们不但以此解读自己的历史，还同样地解读世界历史，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无巧不成书，这个西方的古典模式却正好可以被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套用来解读中美两国中西两大文明当前的矛盾碰撞：美国西方是个海权国，商贸经济，代表民主；而中国则是陆权国，农耕经济，代表极权。
地缘政治
美国和西方这种独特的历史历史观和世界观，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导源于更深层次的客观物质源头；即西方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先说地缘政治。西方碎片化的地缘结构，基本上决定了它从文明的发生起只能实行城邦政治，无法实现大一统的大帝国；即使罗马帝国时代，表明上看，似乎是大一统，但实际上，城邦独立自主的传统依然在深层次起作用。
后来，基督教似乎借助于神权有助于强化欧洲的大一统，但它毕竟是宗教，不是世俗的意识形态，其政治上的凝聚力，仍然难以克服邦国分离自主趋势的暗流。所以神圣罗马帝国，只是表面上的神圣，实质上被当权者作为固权的工具。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当西方从邦国的国际秩序演变为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的历史脉络了；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是西方这两种国际秩序的分水岭。
近代西方文明自1500年强势崛起后，自然就根据他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将之普世化，来构建西方主导的近代世界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秩序来，来解读世界的历史走势了。
东亚中国
然而在近代之前，在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与此截然不同；中国疆域辽阔，形成一个横跨亚洲大陆的大板块；广袤的大平原，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散布其间，与欧洲地缘的碎片化适成成鲜明的对比。
这样的地缘，极其有利于建立横跨大陆的一统大帝国，从而折射到思想哲学领域，就成了追求「一」的终极政治理念，就是「一之」，一是主流常态，分是异态。中国的诸子百家，除了道家，无不环绕这「一」理念来做文章，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西方则是围绕「多」和「分」的政治理念来做文章。
中国也没有出现雅典与斯巴达式的民主极权争霸的直线历史走向的情况，而是朝代的循环更替的情况；而主导朝代循环的规律是王道与霸道（王霸）的政治理念之争；王者仁爱天下，霸者暴掠天下；折射为孟子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政治理念，也就是儒家的王道政治理念，就是以德服人；而霸道则刚好相反，是以力服人，为了称霸，视人命如草芥，更不要说烧杀抢掠了。
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出了秦朝的暴政，和道家小国国民的无政府主义，但儒家的仁政或仁道主义思想理念，自秦以后，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思想，政治文化的终极目标；历代的君主们，即使不能达标，也是心向往之。
中国人不信教，所以这种王道主义的终极信念，不需要借助于神权的权威，而是诉求于人天赋的理性、仁性，概念化为「道」，以及中国人的现实主义。
另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根据仁道主义导出的东亚国际秩序是将中国国内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推广为宗主国和藩邦（宗藩）的朝贡制度的国际秩序；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可能发展出西方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这就说明了鸦片战争以来，中西在遵循那种国际秩序的问题上曾经发生国尖锐矛盾的原因了。最后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霸道主义的碾压下，被迫接受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放弃了自己的宗藩朝贡体制的国际秩序了。
仁道主义国际秩序的问题，其最终走入历史，不是在价值层面上曲高和寡，而是当人类历史进入科技驱动的工商业为主的新世界秩序时，中国没有发展出与其相应的强大的、立足于科技基础之上的强大生产力，也就是说，不管仁道主义多么高尚完美，如果缺乏强大的物质力量的支撑，也是空谈。
所以古老的中国文明，只有等待历史时机，再重振仁道主义的国际秩序了。而这正是新中国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现在这个历史时机终于到来，在**主导的这些年来，一直在大力重构中国传统的仁道主义国际秩序。
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到了近现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引进吸收了西方同样也是以仁道主义为终极追求目标的马克思主义，以唯物辩证法取代了儒家的唯心辩证法，将中国的仁道主义移植到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从而深刻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仁道主义，使之脱胎换骨，焕发了新的活力。
宋儒张载的「四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儒家树立以的以平治天下为天职的士人，自宋以后，一直是志士仁人追求的终极政治文化目标，但由于中国农耕经济缺乏科技驱动的强大生产力，所以一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而流于空谈。现在有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加上改开以来大量引进了西方科学技术最新前沿成果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理论和机制，所以这些年才能在习总的领导下，实现新中国的全面（经济、军事、科技、外交）腾飞，强势崛起，成为名副其实的富国强国，而与超强的美国并肩齐进。
在这方面，必须要对马克思主义给予充分的肯定，因为近现代的中国，要突破从人力驱动的农耕经济的儒家仁道主义，转型为科技驱动的工商业经济的仁道主义的所遇到的千余年来无法突破的瓶颈，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因素，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将之全面中国化的，李大钊开其端，毛泽东完而善之成为毛泽东主义。
当全球的炎黄子孙正在乐享中国富强的果实时，千万铭记这两位利在当代、泽惠千秋的文化和思想巨人。
地缘经济
欧洲
这是地缘政治方面，但地缘政治导源于地缘经济，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西方欧洲的地缘经济，取决于它的地理条件，相较于中国，有两大特色，一是欧洲是个大半岛，三面环海，地中海，北冰洋、北海，太平洋，所以必须与水打交道，向水讨生活，开辟水路，从事海上商贸；其次，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大半岛为无数的海湾和山谷切割成为孤立碎片，没有高耸云霄的大山，流域广阔的大河，只有被切割的狭小盆地平原，因此不宜农耕，只能靠商贸、捕鱼或海盗为生。
这种先天不足的资源贫乏症，塑造了欧洲人贪婪、渴求财富、掠夺、侵略、扩张，不择手段的利己天性。这是西方霸权主义最深层的客观物质原因。
典型的历史现象，就是苦寒贫瘠的北欧蛮族，觊觎罗马帝国环地中海的繁荣富裕而南侵，将罗马帝国洗劫一空。
到了近代，相对资源贫乏的西欧，在大航海时代，凭借坚船利炮，建立海上霸权，统治辽阔的海洋，将其中被发现的地方，用暴力变成自己予取予夺的殖民地，搜刮资源财富，损人利己，甚至将将非洲黑奴变成商品，犯了奴役人类的罪行。当然，工业革命之后，掌握了科技秘密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在世界各处建立殖民地。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所干的勾当。国强必霸的逻辑思维，始于希腊，完善于欧洲美国。
综上所言，西方的国强必霸观，源于先天的资源饥渴症，迫使其必须经由大海，向外扩张，谋求生路。到了近现代，通过资本主义和科技，更加精致化。由是以观，美国西方所谓的国强必霸，必须放在地缘经济这个大的历史框架下来理解解读，才能窥其真相。
中国
反观中国，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在辽阔的国土四周，其西部和北部不是围绕着高山峻岭，就是戈壁沙漠；其东部和东南部则面临着望洋兴叹的浩瀚的太平洋，杜绝了向海洋讨生活之路。
然而在辽阔大陆板块的内部，则有宜于从事农耕的大江大河和无数的平原牧地，这是在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以前，宜农的大平原，使中国创造了人类高度农耕文明的基本地缘经济的原因，到了宋朝而达到极致；也即农耕文明的生产力所能支撑的巅峰。
在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下，中国人靠土地吃饭，不是靠水吃饭；从而塑造了中国人勤劳苦干、自足自给、无求于外、保守乐观的国民性。在外交上，富足的中央王朝对四周贫困的藩属国，一直都是实行柔远惠来、施大于贡的仁道主义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没有靠对外扩张侵略，以达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的富裕安康。
有三个最典型的例子可以证明中国这种自给自足、自满自傲的心态：一是清朝雍乾时期修建的极尽奢靡的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充分展现当时中国农耕经济创造的富甲天下的国力；二是乾隆末年（1793），乾隆向前来中国的英国特使马噶尔尼，特借为他庆祝八十大寿之名，要求扩大中英贸易时，对他说，「大清乃天朝上国，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用不着与英国互通有无。」
最后一个更能说明本文主旨的史例是，明初明成祖大开海禁、郑和付诸实施的七下西洋（1405-1433）的航海壮举。在这二十八年中，中国借此壮举，向周边各国和世人宣告，中国不是「国强必霸」，而是国强必王：郑和庞大的船队，沿途通过济弱扶倾，输出高度文明，宣扬中华帝国的国威，传布中华文明仁道主义的德化声教；更让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是，竟然没有在海外建立一块炫耀霸业、剥削压榨侵夺土著人民的殖民地。这与近现代西方国强必霸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行径，实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体现国强必王的仁道主义的外交传统，为毛主义时代的新中国所继承发展，到了**当家的这些年来，更加以发扬光大，概念化为高尚的「人类**共同体」的概念和雄心勃勃的、覆盖全球的「一带一路」计划和项目。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经济的富足，科技实力的迅猛发展，秉承仁道主义的外交传统，基于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基建援助，替他们建高铁高速公路、港口、桥梁、水坝；甚至还替埃及和沙地阿拉伯在沙漠上修建新城等，不一而足。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沿此方向，曾经向10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约2000个援助项目，其中既包括受援国所急需的生产基础设施，也包括各类社会和公共设施，还包括免除友好重债国的债务，以及向自然灾害发生地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这能说中国是「国强必霸」吗？
近年来，中国更上层楼，加大了对外改善民生项目的援助力度。截至2005年底，中国在53个非洲国家建成了769个成套项目，大多数集中在与百姓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如铁路、公路、电站、水利设施、农场、学校、医院和体育场馆等。
其中最突出、最能说明本文主旨的的一个最新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在2003年至2008年，替苏丹修建了一座相当于中国四座三峡大坝长度（三峡大坝的总长度为2千米，而麦洛维大坝的长度则高达9千米，是三峡长度的四倍强）的世界超级大坝，麦洛维大坝。
这是就发展中的第三世界而言，但中国的视野里也没有忽视发达的第一世界。本着仁道主义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思想，在一带一路的规划下，中国修建了横跨欧亚大陆的高铁，嘉惠沿途的几十个发展中国家，也嘉惠聊欧洲的发达国家，德法英等国，让人类共享科技文明带来的福祉。
这些对外举措，何曾有半点美国所谓的国强必霸国的影子？反之，在在充分展现了在平等、互尊、互享、互惠的基础上，中国对外惠远柔来的中国仁道主义的外交精神和风格。
反观鼓倡国强必霸谬论的美国，这些年来，带给世界人民的不是和平、繁荣、安乐的福祉，而是战争、冲突、猜忌、矛盾、祸乱、贫穷、疾病的苦难。时下美国如特朗普之流的政客，满脑子想的更是「美国第一」，美国高高在上，将世人全踩在脚下。
世人苦美久矣，诚哉斯言！
世人乐中久矣，此言不虚！
中王美霸，两相对照，未来人类将何去何从？是走中国国强必王的康庄王道之路，还是走美国国强必霸的苦难霸道之路？姑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文/龚忠武，美国华人学者，历史学家。本文为作者给红歌会网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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