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集电视政论片《居安思危之二：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第一集：政治"改革"与多党制》

 

2011年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周年。20年过去了，但.克里姆林宫上空红色的带有镰刀锤子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的那一幕却仿佛仍然飘在眼前。

在苏联亡党亡国20周年的前夕，我们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倾听并纪录了20年前那场剧变的亲历者、当事人和普通民众对那场剧变及其后果的诉说，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时期6年多改革所做出的反思。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在俄文中的原意为“改造”、“重建”等。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所竭力推行的改革与我国新时期所进行的改革有着本质和方向上的不同。为与我国现行的译法相衔接，本片仍延用此译法，只是提请观众注意其特指性。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关注苏共的蜕化变质，并高瞻远瞩地预言到其可能亡党亡国的悲惨结果。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苏联亡党亡国原因与教训的研究，并有着不少相关精辟论述。

2011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认真研究、正确认识苏联亡党亡国这一重大事件，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序 世纪大悲剧

莫斯科，红场。这里，曾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象征，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面鲜红的旗帜，曾是一个伟大国家和伟大人民的骄傲。

红墙和广场，像位历史老人，见证了列宁和斯大林等苏联共产党人亲手缔造的红色政权和艰辛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壮大，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辉煌和那个辉煌的时代。

然而，它也见证了苏共和苏联一步步走向衰败，见证了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70多年的红色旗帜，在亿万人民的叹息声中降落……

如今，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依然泛着红色，列宁墓依然庄严肃穆，无名烈士墓依然圣火长明，但物是人非，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感慨与深深的思索。

1991年8月19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代表的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为挽回苏联被瓦解的命运，阻止所谓“民主派”上台，经戈尔巴乔夫批准，事先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即宣布在一些地区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这就是震惊世界的“8.19”事件。

“8.19"事件后，叶利钦即签署《关于中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活动》的总统令，查封了苏共中央办公大楼。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声明辞去总统职务。

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就此从世界地图上消失。

西方世界为此欢呼雀跃，认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从此终结，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念一劳永逸地取得了胜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前一天正是西方人的圣诞节。

美国总统克林顿1995年10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说：“最近10年来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以及最强大军事联盟的路线是多么正确。我们获得了杜鲁门总统想要通过原子弹从苏联获取的东西。”

苏联亡党亡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大逆流、大灾难，人类历史发展与人类进步事业遭遇重大的挫折。

苏联亡党亡国，首先给前苏联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1999年12月31日，刚刚代理俄罗斯总统职务的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的演说中指出：“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又十分痛心地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20年过去了，许多俄罗斯人谈到苏联解体时无不痛心疾首。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苏联的解体是一个巨大历史悲剧，是20世纪乃至影响到21世纪的巨大政治灾难。”

某养鱼场总经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当听到苏联解体消息的时候，我们心里感到非常痛苦。一夜醒来，我们的国家已经是另外一个国家了。”

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咧·季塔连科：“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之一。这可以从很多角度看。从文明角度看，这是文明的倒退，也是整个世界的倒退。这给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各民族带来巨大的苦难，使这些民族的发展进程倒退了几十年。”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苏联的解体给世界造成了很严重的灾难，让全世界失衡了，苏联解体使我们在1945年5月取得的胜利所建立的平衡又失去了。对于苏联人民来说，这是严重的灾难。这场使苏联人民经历的严重内伤，直到现在还没有痊愈。”

据统计，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期间仅仅下降2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了64.5%，农业生产减少了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6000多倍。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公开宣称：“俄罗斯人必须抛弃过去的帝国思维，俄罗斯已不再是世界大国，而只是非洲的上沃尔特”。上沃尔特即布基纳法索，面积27.4万平方公里，是位于非洲西部的内陆国，2009年的GDP仅有81.05亿美元。这一判定当然言过其实，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的衰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轻慢。

此时的布热津斯基几乎是用命令、轻蔑和挖苦的口吻教训俄国人说：“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果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

1994年，俄罗斯著名作家、原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记者谈到：“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

苏联亡党亡国，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挫折。

苏东剧变，致使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多数国家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原苏联分裂出15个独立国家，由铁托元帅亲手建立起来的“南斯拉夫联邦，，如今一分为六，捷克斯洛伐克也被一分为二。世界土除中国共产党等几个执政的共产党夕卜，各国共产党员的总人数由原来的4400多万锐减为1000多万，且绝大多数党在本国影响不大。伴随着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东欧各国普遍政治上实行以多党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经济上大肆推行私有化。与此相伴的是，社会生产大幅度下滑，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广大人民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远远超出事先的想象。

2011年10月，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院士在俄会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家赴俄考察团时说：“苏联解体后至今，除哈萨克斯坦仅仅恢复到解体前的1989年生活水平外，前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没有达到苏联时期的生活水平。俄罗斯迄今为止有30%的公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1年12月27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纪念苏联解体20周年的社论指出：当年“戈尔巴乔夫总统在辞职时说：‘各民族将繁荣昌盛……’然而20年后的今天，独立出来的诸国中几乎没有国家实现这个预言。”原来凭借与经互会的关系发展势头较好的古巴、朝鲜也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古巴1993年人均GDP仅为1989年的66%”，2008年，时任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说：时至今日，古巴仍未从苏联解体这一打击中走出来。而苏东剧变后朝鲜经济则是连续9年出现年均约2%的负增长。

苏联亡党亡国，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民同样也造成严重灾难。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凭借其在各方面的优势，鼓吹社会主义历史就此终结，并竭力贩卖新自由主义，主导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对内放任资本对劳动的盘剥，对外拼命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导致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富人越来越富，包括中等收入阶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越来越穷，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保罗·艾伦三人总资产比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GDP的总量还多。同时也导致几乎所有国家主权债务都在急遽增多。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社会化甚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根本矛盾进一步加剧。从一定意义上讲，2008年9月爆发至今尚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巨大灾难也完全可以追溯到20年前的苏联亡党亡国。

苏联亡党亡国，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局面。

冷战结束了，但世界没有进入一些人臆想的和平盛世，相反却步入了动荡的周期。短短二十年间，战乱和民族冲突不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几乎没有停息地发动了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这五场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策动一场场所谓的“颜色革命”，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中亚一些国家接二连三地上演，使得这些国家陷入或长期陷入动乱之中。

基辛格明确指出：“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

倾听俄罗斯人的诉说，使我们更加感到：苏联亡党亡国这场世纪大悲剧的序幕完全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但其直接进程则是始于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执政之时。

第一集 政治改革与多党制

从1982年11月起在两年零四个月里，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这三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相继病逝。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召开非常全会，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苏共新一届最高领导人。

他一上台即宣称要进行经济改革，实行“加速”战略。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方向和有力的举措，不到两年时间，苏联的经济便陷入困境，人民生活开始恶化。

1987年1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把苏联社会的“民主化”提到首位。1988年6月，苏共中央决定“根本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重心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

1994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要助手亚·尼·雅科夫列夫在回忆录中说：早在1985年12月，我就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明确提出“民主化”就是要通过“公开性”等手段，结束苏共的“一党专制”，在苏联实现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我“所讲的很多东西逐渐被采纳”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在1988年就能明显地看出，在苏共中央内部，有很大一部分中央委员是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戈尔巴乔夫以年龄过高等为借口，开列了150人的所谓反对派名单，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把他们清除了出去。党章是不允许这么做的，因为这些苏共中央的委员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当时150人清单中就有苏联外长葛罗米柯。”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迅速剥夺了党内坚持党的原则的“元老派”的权力，把亲西方的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拉进苏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各级干部包括军队领导人进行了大幅度撤换或调整。到1986年2月，15个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更换了19人，40%以上的中央委员是新人。到1988年初，所有部长、中央机关的部门领导、各委员会负责人遭替换、开除或数次调换岗位，干部变动率超过100%。

为了向国内外塑造自己所谓“公开”、“民主”的形象，戈尔巴乔夫甚至不加区别地要求电视直播党和国家的高层各种会议，这致使苏共高层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加剧了苏共内部的分歧。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在党的队伍中很快分成了两派，一部分是所谓传统‘保守派’，另外一部分是所谓改革‘民主派’。其实这是一种很狡猾、很圆滑的说法。对戈尔巴乔夫有异议、持批判态度的，报刊等媒体就把他们打到‘保守派’，当中去;只要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哪怕他的观点全是错误的，马上就被封为改革的‘民主派’。党的队伍中的两派开始对立起来。这一矛盾逐渐在全国蔓延开来。”

1986年底，在高尔基城被流放了六年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回到了莫斯科。

现场记录：

记者：“是谁给你打的电话，是不是戈尔巴乔夫？”

萨哈洛夫：“是，他突然打来电话，说作了一个决议，你可以回到莫斯科。”

这是戈尔巴乔夫为给自己的改革营造社会政治基础，同时打压党内健康力量，向苏联境内公开崇尚西方民主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伸出的橄榄枝。

萨哈罗夫：“我希望我会获得全部的人身自由，我以后尽我的力量做一些事，这是我的使命。”

重返政治舞台的萨哈罗夫积极从事反共反苏的种种活动，并迅速成为所谓“民主派”的领头羊。

在“民主化”、“公开性”的浪潮中，1986年苏联开始出现各种“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是以各种“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小组”和“青年小组”等面目出现，时而隐蔽，时而公开。1987年蔓延到全苏很多大中城市，当年底就发展到3万余个，1989年增至9万多个。

这些“非正式组织”中的绝大多数是有政治目标的组织。有的打着维护所谓本民族利益旗号谋求脱离苏联而独立，有的崇拜西方民主主张全盘西化，有的还要求复辟沙皇专制统治，等等。而打着资产阶级“民主”和“人道主义”旗号的组织尤为活跃。

“非正式组织”活动猖獗，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以至民族冲突此伏彼起，连绵不绝。

面对严重威胁党和社会主义政权以及社会稳定的“非正式组织”及其活动，戈尔巴乔夫听之任之，不久便大加赞赏。

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大幕。

此次会议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立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理想”。戈尔巴乔夫还以区分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职能为名，强调苏共只通过自己的党员贯彻执行自己的政治方针”，试图放弃苏共对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领导权。

戈尔巴乔夫后来坦言：进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权力从共产党的手中转到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手中，就是把苏联人代会改造成为允许反对派进入并自由发表意见的西方式的议会。

政治嗅觉灵敏的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是这样回忆他当时翻阅代表会议文件时的感受：“新内容比比皆是，我兴奋不已”;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外，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而更接近于欧洲民主。如果文件所言能够实现，共产党“一党专政”将很快寿终正寝。

1989年春，全苏人民代表选举开始。这是戈尔巴乔夫效仿西方议会制，在苏联举行的第一次全民选举。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到召开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外地，共产党在选举中都失败了。后来参加选举包括选举取胜的那些人，都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人。”

选举过程一片混乱。许多不称职的人，甚至连杀人坐牢的恶性罪犯也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而那些反苏反共的空谈家和蛊惑人心者，更是数不胜数。

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纷纷组织起来，频频发表竞选演说，组织各种群众集会，声援自己的候选人。

而戈尔巴乔夫却要求苏共在选举中与选举保持距离，命令党组织不得干预其候选人的活动。

波罗的海三国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和积极分子纷纷当选。苏共内部著名的反对派人物叶利钦也在莫斯科高票当选。起初在苏联科学院落选的萨哈罗夫，在戈尔巴乔夫特别关照下入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60名党委第一书记中有32名落选。在列宁格勒，市、州两级党和苏维埃领导人以及州党委委员没有一名当选。全苏16个军区有14个军区司令员铩羽而归。

戈尔巴乔夫却吹嘘公开性取得了选举的胜利。他后来坦言：为达到把权力从共产党手中转交到人民代表苏维埃手中，就必须允许和鼓励反对派进入权力体系参与“改革”， 同时藉此孤立和打压苏共内部“最保守的部分”。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当时党的领导人没有及时利用良好的机会，让赞成共产主义理想并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当选。普通的党员无可奈何，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人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电视和广播现场直播，辩论的场面一浪高过一浪。

大会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苏维埃成员等。当时持自由派观点的代表波奇诺克是这样描述那场选举的。

俄罗斯联邦前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亚·彼·波奇诺克：“在选举中要战胜苏共，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苏联共产党筹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包括最高苏维埃选举时采取的措施显得那么笨拙、粗糙。”

有近15%的“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进入最高苏维埃。叶利钦侥幸靠递补当选。戈尔巴乔夫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

会上，萨哈罗夫率先提议取消明文规定“苏共领导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叶利钦当即附议赞成，但因大多数代表坚决反对而作罢。

人民代表大会后不久，1989年7月，全苏第一次跨地区议员团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的电影之家召开，与会者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代表在内的240多名“民主派”人民代表。

叶利钦、波波夫、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等一些所谓民主派的头面人物当选轮值主席。在苏联最高权力机构第一次出现了正式的反对派组织。他们首要推动的是要取消宪法第六条。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让国家的局势变坏，给中央政权脸上抹黑，以此来证明，他们代表的才是新的、进步的思想。”

“跨地区议员团”还接过戈尔巴乔夫“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要求苏共交权。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我记得很清楚，有萨哈罗夫的一些照片。如果有必要，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些照片。他脖子上戴着一个硬纸板，上面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1989年12月12日，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萨哈罗夫代表跨地区议员团再次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

萨哈罗夫发言同期声：“根据权力分立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应作出以下决议：一、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二、改变苏联法律制度。苏联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国境内生效，就必须经加盟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

戈尔巴乔夫：“我提议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进行表决，请各位代表进行表决。是赞成，是反对，是弃权。”

投票的结果是这项提议仍没有被列入大会议程，但得到超过1/3的支持票。

两天后，萨哈罗夫突发心脏病去世。所谓“民主派”知识分子借机将葬礼演变成一场政治示威。

面对“民主派”掀起的修宪狂潮，戈尔巴乔夫最终决定迎合。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撰文赞赏西方议会民主，宣扬效仿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文章还提出，改革“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是苏联领导人向社会乃至世界释放苏联准备搞西方民主制度的明确信号。

1989年12月7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修改了该共和国宪法第六条，取消了其中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表述。一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发表讲话：“我认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该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

1990年2月4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前一天，“民主派”在莫斯科动员了20万人集会游行，喊出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反动口号。

2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对上述公然的猖獗行为不仅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修改宪法第六条等建议。

三天后，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修改宪法的法律。将其中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法律同时还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

早在1936年，斯大林领导修订的苏联宪法首次明文规定，党是“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这是苏联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法律和政治保障。

取消宪法第六条，对于苏共和苏联意味着什么呢？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这是个大错误，这是毁灭性的开始。取消宪法第六条就是否定、取消党的领导。1991年苏维埃表决取消苏联。这是两个严重的错误。两次我都投了反对票。在1991年的会上，有200多人投了反对票。”

原《真理报》主编、前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这就像一座大厦的顶梁柱被抽掉了一样，(国家这座)大厦也就倒塌了。”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执政70多年的苏共自动放弃对国家的领导权力，这就为彻底背叛党的宗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行多党制搬掉了根本障碍。

党禁放开仅一年，联盟一级的政党就有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竟多达5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最终促使苏联亡党亡国的政治力量。

在1990年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还以多党制条件下国家不能出现权力真空为名建议设立总统职位，要求赋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 以此确保他继续掌控苏联的最高领导权。

不久，在戈尔巴乔夫的指使下，最高苏维埃通过实行总统制的决定。苏共中央三月全会决定推选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候选人。从决定实行总统制到正式选出总统，前后不足40天。

1990年3月15日，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这离他走上苏共最高领导职位整整五年，苏联的改革也走过五个春秋。

戈尔巴乔夫同期声：“我郑重宣誓：诚心为我国人民服务，严格遵守宪法，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衷心希望我能完成赋予我的苏联总统的崇高职责。”

宪法同时也规定了总统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职责。在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周年的今天，不少俄罗斯人在反思时追问，当年的戈尔巴乔夫履行了他的“郑重宣誓”了吗？!

在这次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哈萨克共和国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要求总统制同样适用于各加盟共和国并得到批准。不久，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共和国就选出了自己的总统。1991年7月10日，叶利钦宣誓就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从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到总统制，这完全实现了戈尔巴乔夫多年的夙愿和政治理想。

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总统将会把国家带向哪里呢？

街头议论的妇女：“戈尔巴乔夫当土总统后，国家就逐步走向分裂，他把国家彻底毁掉了。”

俄罗斯社会大学克林分校纳·费，格里岑科教授：……当时由于实行总统制，苏联作为一个联盟制的国家，在很多(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州都出现了以总统命名的职位，在苏联(中央)政权和(地方)总统政权之间产生了矛盾。”

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冽·季塔连科：“没有了国家的统一管理，纷纷说我是独立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总统。于是苏联成为世界土总统最多的国家。每个州、每个自治区共和国、每个加盟共和国甚至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总统。”

就在“民主派”通过选举苏联人民代表和最高苏维埃向苏共中央夺权的同时，他们还利用1990年初各地举行苏维埃选举之机夺取苏共各级地方政权，并且与民族分裂势力同流合污，疯狂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紧随其后，拉开了解体苏联的序幕。

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6月12日，叶利钦集团主导的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主权宣言。7月10日，叶利钦宣誓就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这给予风雨飘摇中的联盟国家一记重击。此后其他共和国更是纷纷效仿。

1990年7月，苏共举行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是苏共历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此时苏共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党派林立的状况已十分明显。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弗·布兹加林：“参加二十八大的有各式各样的代表，出现了一些观点不同的派别。”

会上，各主要政治派别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苏共纲领派”成为会议的主流派别，决定着整个会议的精神和方向。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一些苏共高级干部被称为“传统派”，他们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的良好愿望，在思想上做了“妥协”并支持戈尔巴乔夫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但仍被戈氏集团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而此时自觉翼羽丰满的“民主派”则决定与苏共彻底决裂。就在大会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前，叶利钦突然宣布退出苏共。

叶利钦同期声：“经过深思熟虑，我本想在二十八大之后退出苏共，但鉴于会上我被提名为中央委员，我不得不现在做出如下声明：我正式声明退出苏共，诚愿与各党派、社会团体进行协作。”

随后，莫斯科市苏维埃王席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等“民主派”人士也纷纷退出苏共。

大会通过的决议表明，此时的苏共已经发生了完全的质变，蜕化为组织上“联邦化、松散化”、思想上完全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俱乐部”。这是戈尔巴乔夫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改造苏共的必然结果。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千万不能让野心家在党内建立宗派组织。然而，1990年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讲：允许党内出现不同的派别。对于苏共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队伍的团结、统一。列宁在世时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规定党内不允许出现派别。出现宗派分子则立即开除出党。”

随着多党制和总统制在苏联的确立，苏共领导苏联军队的地位开始发生根本的动摇。全苏第三次人代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规定，苏联总统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和撤销军队高级指挥员。这就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苏联军队的最高权力。

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舆论四起。渗透到军队的反苏反共势力配合社会上的“民主派”，利用苏联召开人代会之机不断攻击军队。社会上反军浪潮也十分狂烈，苏军被斥为“反改革的保守力量”、“保守势力的最后堡垒”。军内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相互勾结，要求改变苏军的性质和建军方向。而苏共的裂变，民族的分裂，进一步加剧了军队内部的混乱。军心涣散，军纪松弛，派系林立。到1991年8月，苏联军队形成五大派系，彼此争权夺利。

人民对党、国家及军队的状况深深忧虑。

1991年8月19日，震惊世界的“8.19”事件爆发。这是苏共内部一些力图挽救社会主义苏联的领导人为避免国家走向分裂所做的最后尝试。

然而，在国外敌对势力的强力支持下，8月21日，叶利钦等所谓自由派势力控制了局势。

苏联国防部决定撤回部署在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部队。

苏联军官国际联盟执委会主席叶·伊·科佩舍夫：“我走访过那些部队，当时只有少数的军队站在‘国家紧急状况委员会’一边，更多的人则无所谓。

列宁曾说，党领导的红军比什么都重要。而此时被解除思想武装和党的坚强领导的苏联军队，面对站在坦克炮塔上的叶利钦阻止军队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面对反动势力疯狂摧毁苏共的组织、大肆迫害苏共党员时，除了束手看着自己长期捍卫的党和人民事业被葬送，还能做什么呢·

曾任美军中将和美国国家安全局长的威廉·奥多姆指出：苏联“共产党同它们的将军们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向灭亡”。

“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利用总统职权并伙同叶利钦等所谓“民主派”疯狂迫害“8·19”事件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支持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名主要成员除内务部长普戈被捕前自杀外，其他成员都相继被捕或遭监禁。

1991年8月22日，莫斯科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叶利钦在“8.19” 事件中取得胜利。

叶利钦同期声：“今天俄罗斯联邦决定，将三色旗作为国旗。”

1991年8月23日，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判了苏联共产党的命运。

戈尔巴乔夫同期声：我刚拿到事件当天的内阁会议记录，但我还没有看。

叶利钦：就在这里读嘛。

叶利钦：此时此刻我将签署总统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

就这样，叶利钦以俄罗斯总统的名义，命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禁止俄境内苏军党组织的活动，禁止苏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党组织的活动，下令查封苏共中央总部。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没有召开任何中央会议，就自行决定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同一天，苏军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因悲愤绝望而自杀。

当时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库普佐夫目睹了苏联共产党的最后时刻。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23日白天，苏共中央书记处有五位书记被搜家。他们以此来吓唬我们，看我们能不能给他们什么证据。中午两点，我签署了一个决定，要求完整保存所有中央文件。他们从中午就开始往外轰人，到25号苏共中央就不存在了，我们只能通过电话互相联络。那时我在老广场办公大楼的三层，我的办公楼土面还有一个小阳台。我看到那些大学生还有那些受指使的人员。有一些外国使馆的车给他们送来吃的喝的。这些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干些完全发疯的事情。”

更让库普佐夫感到屈辱的是他被赶出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那一刻。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过了栏杆，进入一个100多米长的通道。两边挤满了人，有150多台摄像机在拍摄。我们路过的时候，他们纷纷向我们吐痰，侮辱我们。这是我人生经历的最屈辱的一刻。”

拥有93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走完了它最后的时刻。

苏联解体后，许多共产党人遭到追捕。这位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现为共产党联盟一苏共理事会副主席的叶尔马拉维丘斯，就是被投进监狱的共产党人之一。

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书记尤.尤·叶尔马拉维丘斯：“苏联解体以后，我们一直处于非法的状态，只能在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躲避。1994年1月15日那天，我们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总统来访时非法绑架了，他们把我们带到了维尔纽斯——立陶宛首都。很明显，这些做法都不符合国际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因为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在维尔纽斯的监狱里还关押有不少教授。”

与此同时，大批苏共党员和干部遭迫害。数以万计的苏共党员首先是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失业。仅莫斯科市就有6000多人;80%的苏军领导人和高级军官被撤换。其中有不少人的生活从此没有着落，流落街头，靠变卖家当甚至出售过去用鲜血换来的军功章维持起码的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