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作重要讲话。此后，毛泽东又对这次讲话的讲话稿作了若干重要修改和补充，最终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为题，于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在文中，毛泽东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归纳为一个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重读这篇经典著作，就是要学习如何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既解决矛盾，又实现团结，在团结一致中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智慧和高超本领。
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作出过回答，斯大林也长期没有弄清和解决。在苏联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斯大林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没有矛盾，只有外部的矛盾，直到晚年才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没有说到其他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我国也有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在面对社会矛盾时缩手缩脚，无所适从。毛泽东则在《正处》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的观点，并第一次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设一个新社会，党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到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确立。至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我们党也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要回答好这一课题，面临许多挑战和考验。而且，这一年也接连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新情况，增加了探索和回答这一课题的难度。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切入，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
在国际上，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并由此全盘否定斯大林。随后不久，3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在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但苏联的教训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这里，毛泽东郑重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的观点，为此后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具体应该如何解决矛盾等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几个月后，东欧相继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这一观点。
在国内，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等急躁冒进的问题，再加上领导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一些地方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的现象。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分析指出：“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所以，毛泽东在《正处》中明确提出：“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毛泽东强调，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这些论断不仅把长期被回避、没有弄清的问题鲜明地提出来，而且上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
（二）“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
“矛盾总是有的”，那么，该如何认识这些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性质又是怎样的？
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毛泽东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对于苏共二十大暴露出来的问题和错误，他指出：斯大林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混为一谈，比如，当年斯大林“镇压反革命分子本来是好事，但是过了分，把革命同志也看做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个大错误”。但是，赫鲁晓夫用“一棒子打死”的方式对待斯大林，这也是错误的，他同样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再连同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来看，东欧这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没有在斗争中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就是说，没有搞清楚要处理的矛盾究竟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最终致使一些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不仅没有处理好，甚至还差点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
在充分吸取苏联和东欧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没有把国内发生的罢工、罢课、退社事件简单地归结为反革命分子和敌对势力的破坏，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经过进一步的归纳、提炼和概括，毛泽东在《正处》中提出一个重要论断：“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只有首先正确区分这两类矛盾，才能根据矛盾的性质去选定解决矛盾的合理方式。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论断，是对社会主义还存在矛盾论断的深化和升华，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三）“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毛泽东指出：“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那么，当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中，哪一类矛盾是当时中国需要重点解决的？
毛泽东在《正处》中对此作了非常明确的回答，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所以，“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放任不管，听之任之，必须高度重视，恰当解决。否则，社会主义建设将难以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难以巩固。在《正处》中毛泽东特别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他还以匈牙利事件为例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解决矛盾问题的重点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认识，客观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深刻地揭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他对全党提出的必须花很大精力和时间来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告诫，更需要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和把握。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斗争中争取团结
究竟该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这是毛泽东“在心里积累了很久”的一个问题。1956年11月11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了一个演说，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注。毛泽东认为：“演说的基本论点没有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反而破坏了这种团结。”就此，他提出:“我们应当区分敌人和自己同志，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通过深入的思考分析，毛泽东认为：“我们可以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在《正处》中，他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从中可以看出，团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就是通过与矛盾作斗争争取团结的过程。“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因此，要首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与矛盾作斗争，实现矛盾双方的平衡，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更加巩固。总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第一，必须以团结为初衷去斗争；第二，必须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要达到争取团结的目的，斗争的方法十分关键。
（一）“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而言，是一场大变动。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在当时，社会主流的思想动态是健康的，但“人民的思想中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干部、教授、学生中都有”。这些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与社会上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是必须的，如果“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为了帮助人们认清政治生活中言论和行动的是与非，毛泽东在《正处》中还提出了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概括起来讲，就是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为核心，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实现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同时，毛泽东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在斗争中“不要急躁，不要简单，应该讲究方法”。那么，究竟什么方法是好方法呢？毛泽东指出：“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
要做到细致、讲理，第一条就是不能压。毛泽东反复强调，“压是压不服人的”。如果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或者说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这类矛盾，不但没有效，而且是有害的。“批评人家一定要研究，想打几棍子不是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在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内去改造有错误思想的人，跟过去大风暴式、粗枝大叶式的思想改造是不同的，之前是为了分清敌我，“现在是分清是非，就要具体地讲，仔细地一件一件地讲”。第二条，就是要会说服。毛泽东历来强调，“对同志要做工作”，尤其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作说服工作时，“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毛泽东尤其重视利用宣传和教育两个平台，去提高正确思想的说服力。他曾对从事宣传工作的干部说：“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他还指出：“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这种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斗争中争取团结的斗争艺术。毛泽东强调，“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这就说明他们仍有被教育和被团结的空间。因此，即使“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他还形象地说：“思想斗争是动口不动手，而且动口要恰当，不是采取专政的办法。思想斗争是文的，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统一战线，团结—批评—团结。”这种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法，对于解决群众的错误思想认识问题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
毛泽东在《正处》中指出，群众闹事有多方面的原因，直接原因是物质上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而之所以出现官僚主义的问题，是“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显然，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在于脱离人民群众。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总之，群众闹事，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党群、干群关系的紧张，而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两对矛盾中，产生矛盾的主导因素不在人民群众身上，而在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
为了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毛泽东提出了具体的方针策略。一是要勤俭建国。这也是《正处》中反复强调的内容。从字面看，提出勤俭建国的方针，主要是为了在资金物质短缺、技术人才不足的情况下，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工业化，但实际上，这一方针也有克服官僚主义的深意。因为官僚主义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在意个人的得失与名利，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对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可见，遵循勤俭建国的方针，动员干部下基层，也是与一些干部高高在上、追名逐利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不良倾向作斗争。而干部下到基层后，也有利于了解基层一线的实际情况，更好地团结基层群众，从而推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改善与融洽。二是要整顿党的作风。整风就是与不正之风作斗争。
这也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问题。在毛泽东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开始之前，我们党就已经明确作出了全党整风的决定。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党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并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又在有关工作会议上对整风的目的作了进一步说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这句话深刻表明，只有通过与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作坚决斗争，才能进一步增强党的领导力、战斗力，从而更加广泛地团结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党外志士仁人等力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三）“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毛泽东认为，在社会大变动时期还有一个“又发展又困难”的大矛盾，一边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边是不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问题涉及到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一般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此，毛泽东在《正处》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就是“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
比如，在经济工作方面，早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经济工作，要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能够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此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更加重视对这一方针的运用。在《正处》中，毛泽东提出，在生产问题上，要处理好国家、合作社、家庭之间，既统一又有一定灵活性和独立性的关系，要在生产分配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上，也要统筹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要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还要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又如，在政治工作方面，毛泽东提出，在处理我们党和民主党派关系时，要坚持“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在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时，既要克服大汉族主义，也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还如，在文化事业方面，毛泽东继续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知识分子要适应新社会需要，除了自己的工作和专业学习之外，还要“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教育工作更是如此，“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总之，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就是要在矛盾困难面前敢于迎难而上，“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在不违背实际与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制定符合民心民意的政策和策略，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适当安排各方面的诉求，由此克服困难，解决矛盾，进一步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实现人民的团结奋斗。在《正处》中，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因应之策，正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方针在具体问题中的应用。
三、团结一致，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通过“团结—批评—团结”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实现新的团结，目的是为了调动和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在《正处》中，毛泽东指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中国要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中国的6亿人口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本钱”，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一）“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在《正处》中，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向自然界开战，体现了斗争任务“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的重要变化。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已降为次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就成为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在这里，毛泽东重点强调了从发展生产力和巩固经济基础出发，解决矛盾的路径和意义。他说：“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所以，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使之与已经变化了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适应，就必须“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实际上，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在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作准备时，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要通过解决矛盾实现团结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1955年 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阐述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时，明确提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正处》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和进一步的提炼。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这是毛泽东从哲学和理论层面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与建设社会主义之间关系作出的精辟概括。
（二）采取正确的方针团结奋斗，“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1957年春，毛泽东先后视察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沿途宣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间他说：“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段话表达了毛泽东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后，社会主义中国所应该呈现的美好状态寄予的希望。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建设的社会主义，不是冷冰冰的社会主义，而是有温度的、使人可亲的社会主义。在这里，“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但是，这种状态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是要通过党和人民共同努力，团结奋斗才能形成的。我们的党员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这样才有可能使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国家是可亲的；而广大人民群众，要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信任、拥护党和政府，并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贡献力量，这样才能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完善，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
毛泽东在65年前发表的《正处》，通篇体现了通过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从而实现团结奋斗的高超本领和政治智慧。在讲到这篇经典文献时，习近平指出：“伟人著作至今读来，对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仍然很有启发意义。”我们要从这篇文献中汲取智慧和方法，提高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水平，更好服务群众、化解矛盾、凝聚力量，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不懈奋斗。
作者：聂文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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