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临武县免去了城管局局长职务，并对死亡瓜农的家属迅速做出赔偿。瓜农的亲属们似乎接受了善后方式，但舆论远未接受。除了传瓜农家属是“表面接受”，实则“另有苦衷”，质疑赔偿款给付“太快了”昨天又成为互联网舆论的新追究。临武县城管铸下伤人致死的大罪，带来舆论对临武县基层工作的全方位痛批，而且越批发现那里的漏洞越多。
城管把整个临武县政府都“拖下水”。围绕城管暴力执法这件事，临武县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舆论再激烈的批评它也要听着，反思和调整都势在必行。从临武县撤城管局长这个动作可以看出，县政府似乎认识到了其在事件爆发之初“维稳”的一些做法过于简单，他们在努力跟上舆论的要求。
大量评论指出，像很多基层政府一样，临武县对城管的基本认识出了偏差。比如城管对商贩首先应是服务，但他们把自己完全当成了管理者。这种批评在道义上是正确的。
然而在舆论场之外，很多熟悉基层工作的人也发出另一类抱怨。他们没有为犯罪的城管辩护，都认为必须将那几个人绳之以法。他们是抱怨舆论对临武县善后工作的要求“过于挑剔”，对基层工作的整体要求是“理想化”的。
这种观点一是认为目前舆论的主流批评者来自于一线城市，其中不少人很有见识，理论水平高，引入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先进城市管理理念。但舆论热点事件大多发生在县、镇级的基层，那里的政府管理水平达不到一线城市的要求，不仅社会文明与一线城市有差距，干部队伍见的世面和综合能力也都有不少欠缺。
互联网舆论在把中国当成一个道义上的整体，但中国基层同一线城市的种种差距却是现实和明显的。很多地方的基层社会处于欠发达状态，在中国这样的“等级社会”里，人、权、财、物都向高端走，但任务和要求却层层向下压，基层政府被迫“小马拉大车”，遇事难免漏洞百出，遭到一线城市舆论的口诛笔伐。
比如城管的首要职责“是服务而不是管理”，这种观念很先进，但一些人认为，它在基层得到落实需要城管和商贩的同时改变，它就是基层社会的综合进步过程。它并不像一些一线城市的批评者想象的那样简单。
当前的社会治理似乎“僵”在了各种认识的不对接上。而要舆论照顾基层小城镇的“现实落后”几乎没有可能。不断提各种要求，不管基层政府做得到做不到，它们都按照自己的规律不断推陈出新，这是舆论的天性。
然而放任这样的差距将是可悲的。现在可行和现实的做法是加强对基层政府人、权、财、物的支持，尤其是推动人才从高端向基层流动，同时对基层政权的构架进行必要改革，那里的问题是几大班子以及主要事业型组织都配得很齐，但一些岗位成了闲职，而承担责任最重的一线管理服务部门又严重人力不足。
在互联网时代，基层已经成为敏感问题的最前沿，而那里的处理能力不仅薄弱，而且覆盖率不足。但基层“出事”的负面政治影响却很容易成为全国性的。缓解这一问题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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