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蛮子嫖娼被抓引出舆论围绕网络大V的争论。如何看网络大V，如何看某个具体大V，舆论的态度在这之前就莫衷一是。
不得不说，大V是中国突然冒出来的现象，这在中国舆论场上还是头一遭。过去没有人能够不通过间接舆论渠道，直接对着成百上千万受众随时做直播式发言，就连毛泽东，也得通过人民日报社论，通过电视广播发表“最高指示”。
如今的大V们大多未曾进入过社会主流话语体系，他们过去的话语权很小。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大V。大学者中几乎没有大V。
不少大V活跃在舆论场上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他们一些人发言并非总是出于公德心。大V也有私利，这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对突然而来的巨大话语权，一部分大V没有能力hold住它们。
一方面有的大V把推高个人影响力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在意对公共利益的实际维护。为了突出个人的“高尚”，他们很愿意把公权力作为反衬的靶子。另外互联网上的万众跟随会让他们有点晕，从而高估自己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的稳定性。
网上曾有报道，薛蛮子遇到保安不让进门，不停说自己有近千万粉丝。粉丝多也是一种“身价”，它应转化成某种现实中的特权，甚至政治特权，有些大V流露出这样的认识或期待。
很多大V都相信自己“代表民意”，而且代表意识形态领域的未来，代表正义和正确。他们认为自己是改革的真正动力，甚至是最关键的动力。政府如果亲近他们，听他们的建议和要求，这样的政府就是“好的”，是“改革派”。反之政府如果不理睬他们，或者对他们的极端发言有所管理，那么政府就是“坏的”，是“保守派”。
大V登上舆论舞台是社交网络的产物，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而且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不断发生潮起潮落的新旧洗牌。这进一步增加了大V在社会责任感方面的问题，大V的真实公益心不足同他们在舆论场巨大影响力的反差逐渐变得严峻。
薛蛮子不能代表大V群体，但毋庸置疑，他又是一个很典型的大V。他的新浪微博粉丝数在时政性个人微博中位居前列，平时一副公益、正义的面孔，把公权力持久当成靶子，要求在中国推行西方式政治制度，几乎支持每一起社会群体事件。但连环嫖娼暴露了他令人吃惊的真实私德。他在微博上出名除了能满足表现欲，还为他的投资活动营造了影响力。他的美国国籍或许助长了他的各种出位。
大V是互联网2.0技术推出的一批舆论新秀，他们来源于时势的塑造，也必将经历时势的进一步洗礼。话语权也是一种特殊公权力，政治话语权尤其是十分敏感的公权力。我们已从政府官员那里看到公权力不仅是权，也是掌权者的风险。拥有了政治话语权的大V必须有能力hold住它，决不可玩儿戏、滥用它。
一些大V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言论自由”会这么“麻烦”，我们希望这只是他们在不断磨练和洗礼中能够最终治愈的幼稚。
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开创了舆论多元化的全新局面，它的确为中国改革带来一些意外的推动。保持互联网舆论场的建设性既是互联网自身，也是中国全社会面临的重大考验。大V们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抢眼的角色，这是一种幸运。在互联网仍在发展，一些核心问题尚且模糊不清的时候，大V们应致力于真正用公共利益指导自己的网上行为，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座右铭。这样他们就不会做错，也避免把网上舆论朝错误的方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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