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这些冤假错案，真正缺乏的是制度的落实，是责任的追究，更是一些办案人员从心底对公平正义、对人民群众权益的漠视。有人曾表示，在办案过程中，只要哪怕有一名办案人员能够站出来，这些案件或许都不会成为冤假错案。
人民日报：防止冤假错案，缺的不只是制度（锐评）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调查核实侦查违法行为的试行意见，旨在加强对侦查活动中违法行为的调查核实工作，明确规定对于存在违法嫌疑的侦查行为，应当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核实，并可视情况建议更换办案人、排除非法证据。这是司法机关转变司法理念、防止冤假错案所作的又一次努力。
从修改后的刑诉法确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原则，到中央政法委出台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再到司法执法机关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强化执法规范性，我们看到了政法系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公、司法腐败等问题的信心与决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最有力武器。只有扎紧制度的篱笆，让每一名办案人员都在制度的监督制约之下开展工作，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法治的公平正义。
然而，制度不是万能的，它仅仅是政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第一步。要保证每一名执法办案人员不违规、不逾矩，关键还在于制度的落实。如果制度只是“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写在纸上”，再严密也是枉然。
这几年发生的一些冤假错案，不仅给当事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质疑和严重担忧，动摇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法治的信念。分析几起冤假错案，我们不难发现，造成冤假错案最关键的原因，是一些地方的公检法在办案过程中相互遮掩、相互“协调”，最终默契配合出“铁案”。在这个过程中，并不难发现瑕疵的案件，被司法机关以法律的名义一路绿灯予以通行，甚至相互之间还想方设法为瑕疵打掩护，直至最后判决生效。公检法几家皆大欢喜，功劳簿上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真正的公平正义却在冷眼旁观中被严重伤害。
反思这些冤假错案，司法机关缺的并不是制度--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部门规章，对办案流程都有严格的刚性约束。真正缺乏的是制度的落实，是责任的追究，更是一些办案人员从心底对公平正义、对人民群众权益的漠视。有人曾表示，在办案过程中，只要哪怕有一名办案人员能够站出来，这些案件或许都不会成为冤假错案。
一切按照制度设计运行，所有步骤都严格依照程序走，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也是最难的要求。政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也意味着每一名政法工作者的肩膀上都扛着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望与向往。在心中树立起对公平正义的信仰、对人民群众的敬畏，无论何时都坚守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是每一名政法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附一：文汇报：坚守“疑罪从无”原则预防冤假错案
以“疑罪从有”换来的短暂平和蕴藏更大社会风险 坚守“疑罪从无”原则预防冤假错案
本报首席记者 刘栋
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北佘祥林案……近年来，多起冤假错案在媒体上曝光，对司法公信带来重大影响。今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并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日前，来自法学界的专家学者与司法实务部门工作者在上海市嘉定检察院就错案的成因与对策进行了研讨，分别从转变司法机关办案方式、拓宽当事人申诉途径及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提出了防范对策。
错案与绩效考核不科学关联很大
“以往司法机关在命案必破、限期破案、批准逮捕率、无罪判决率等一系列考核指标的压力下，很容易树立打击犯罪优先的理念，采用刑讯逼供甚至故意栽赃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最终导致错案的发生。”研讨会上，南京大学副教授秦宗文指出，以河南赵作海案为例，警方将赵作海抓捕后，未追查凶器，也未确定凶器造成的伤痕是否与尸体伤痕相符，而且在四次DNA检测都未确定死者身份的情况下，两次将该案移交检察机关，但都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退回补充侦查。直到赵作海被羁押3年多后，该案被列为重点清理的超期羁押案件，法院遂迅速作出有罪判决。
“错案的成因非常复杂，其中固然有人为的因素，但是制度性的原因不能忽视。”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顾功耘强调，现有司法体制下，自下而上的请示报告和自上而下的审批答复主导了案件审理结果，反映出严重的司法行政化倾向。从已经发生的错案看，有些案子当时公检法机关认识不一，存在争议，但经过请示协调后，最终集体研究决定诉判，缺乏追究个人错案责任的惩处机制。
“疑罪从无”需可操作性制度保证
“侦查阶段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非法获取证据未能得到有效监督，口供中心主义的错误理念仍十分突出;公诉阶段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恪守严格的证据审查标准，尤其是非法证据的排除;审判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是降低定罪标准，放松对证据链条的要求，固守‘疑罪从轻’而非‘疑罪从无’。”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系统梳理了一些典型的冤错案件，发现这些案件中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未能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赵秉志指出，“疑罪从无”是对司法机关践行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司法机关的法定职责。“违背‘疑罪从无’原则而形成的冤错案件，虽然最直接的责任主体在审判机关，但也无法否认多数情况下是多种原因交错作用的结果。审判机关可以通过寻求其他方式来减轻压力，但不能以放弃‘疑罪从无’原则为代价。否则，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为代价换来的短暂的各方平和，势必蕴含着更大的社会风险。”
“在办案实践中，很多办案人员也知道‘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司法理念，但在具体操作中却缺乏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来自司法实务界的专家认为，如何在实际办案中真正贯彻法治原则，避免错案的发生，还需要刑法、刑事诉讼法从制度设计角度作相应规定。“以‘疑罪从无’原则为例，司法实务中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疑案，判断疑案应该是客观的标准，而非主观判断。目前，相关法律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议事规则也值得反思。”
设立独立第三方审查机构
通常情况下，我国冤假错案得以被发现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真凶重现型”，如云南昆明杜培武案、浙江萧山五青年杀人案;二是“亡者归来型”，如湖北荆门佘祥林案、河南商丘赵作海案;三是“司法机关主动纠错型”，如浙江杭州张氏叔侄强奸致死案、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构建错案发现机制，首先需要明确错案发现程序是司法监督问题。由于自身角色冲突，我们不能期望错案的制造者能够充分、及时、有效地发现错案。”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杂志编辑部主任王申教授建议，在当事人申诉、检察院抗诉、法院审判监督之外，设立由独立的第三方负责的错案审查机构，由其参与对错案的发现和纠正程序。
“我国司法机关在纠错当中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申诉制度坐上冷板凳，真正喊冤的人的声音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二是大多数错案的发现还停留在依靠偶然因素，案件真相很难被司法机关及时发现;三是将错就错、错上加错，如福建纪委爆炸案，在案件被发回重审之后，一审法院再次做出死缓判决，时隔六年福建高院才改判无罪，其间纠错程序迟迟不能启动。”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嘉定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叶慧娟认为，我国目前错案的发现纠正大多数还停留在个案纠错的层面上，对于错案的发现、预防、纠错机制还没有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
附二：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
“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语出沈德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
两天来，沈德咏发表于媒体上的这段话，总在眼前晃动。法律教科书上“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今天被中国最高法官的一个“天”字，让每个没进过法学院的公民深感震撼，对现代司法理念的真谛若有所悟。
话题十分沉重。一段时期来，不断有刑事冤假错案被披露，更有“刀下留人”的惊天冤案被曝。每个冤案，对受害人一生造成的精神摧残永难平复，对其家庭带来的毁灭性灾难永难弥补，也一次次伤害了民众对于国家法治的信心。
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在艰难中前行。冤假错案公之于众，天塌不下来;不能直面反思，还要掩饰，天倒会一片片压下来!
冤假错案一再发生，必有系统漏洞，并不是法院一家的错。如何防止冤假错案，如何通过程序公正达至司法公正，法学家可以写出洋洋洒洒的论文，也可以举办种种“论坛”，不是这里几百字能说清的。多年前美国的辛普森案，被国际司法界认为是“疑罪从无”的典型案例，这也不是我们所要回顾研究的。我们只是有感于“天”，为我国最高法院领导能有这种直面冤案的精神感到一丝欣慰，为最高院领导能大胆地说出这样震人心魄的话鼓一次掌，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今日手握审判大权的最高院的司法理念。有人说，不觉得晚了点吗?是迟来的声音，但这是一种实在不能忽视的珍贵进步。这样的进步，其意义深远，关联每个国民。我愿意相信，坚定这样的司法理念，对中国的司法审判实践会产生巨大影响。
脚下是地，头上是天。我们生存于天地之间，没有地无可立足，没有天陷于死黑。天庇佑我们，天赋人权。苍穹下，人人都有人格尊严，都是直立的“I”。愿完善而又严密的法治，为每个公民撑住头上的那片天。
“天”说，一定会写进中国当代法治编年史!向沈德咏致意。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