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新快报》同长沙警方的轰动性对抗周末出现戏剧性进展，《新快报》被抓记者陈永洲星期六通过央视播出的录像承认，自己受人指使撰写攻击中联重科的报道，并且收受50万元的酬金。《新快报》的抵抗随之崩溃，在星期天出版的该报上刊登致歉声明。《新快报》连续两天在头版使用巨幅标题要求警方放人，又迅速以自己道歉收场，这一大跨度转折既冲击了新闻界，也令无数关心这一事件的人瞠目。
中国舆论场现在有些像舞台，震撼的戏剧一幕接一幕，高潮连着高潮。中国社会其实没那么壮烈，具体的爱恨情仇能陡然迸发成惊涛骇浪，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入戏太深了，或者受周围环境感染，不跟着入戏都难?
陈永洲被抓后，《新快报》本来是有机会通过司法渠道或体制内其他途径进行维权的。但该报走向破天荒的断然对抗，成了中国媒体之最。如果说《新快报》领导层有些冲动的话，23日、24日两天有不少媒体也跟着一起“冲动”了。铺天盖地的评论充满了遭受警方欺压的悲情，而这些情绪的事实依据一眼看上去就那么悬乎。
《新快报》让一名二十六七岁的记者承担揭露中联重科如此重的任务，之后又以全报社同警方的对抗为其背书，紧接着一些都市类媒体和互联网站又一起为《新快报》背书，这些重量级的环节，串起它们的竟是一根立场先行、人云亦云的细线。
舆论场现在成了中国最混乱的地方之一。有人说它很像江湖，但它有时比江湖还不规则。中国的舆论场太拥挤了，生存资源匮乏，道义的真诚、人穷志短、以及自私的假借道义在这里错综交织。由于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双重弱势，媒体和媒体人总是受到重重诱惑。
然而表面上看，舆论场上像是总有“义军”在整装待发，一件基层冲突就能成为发动“总攻”的号角。而且舆论场上除了蓝军，就是红军，每仗不是滑铁卢，就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其实中国社会哪是这样?中国的黑白并非那么分明，很多时候都是灰色的，这并非是很适合编写大悲大喜剧情的社会。
中国警方是民众及舆论界“穷凶极恶的对头”吗?我们都在生活中遇见过“警察叔叔”，常识告诉我们，他们不是。为什么一到舆论场上，“警察叔叔”就变得比谁都坏了呢?中国舆论场如今果真成了哈哈镜。
偌大的中国社会，总会有些问题和不满，它们如今一起流向互联网，在那里汇集、扎堆成抢眼的山头，这个山头是中国社会的“奇迹”之一。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这个虚拟的山头被一些人当成或者描述成了“圣山”。它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媒体人，并使离经叛道成为时髦。
那么多媒体一起为《新快报》那两天显然不够冷静的奇特头版叫好，这决非中国社会时下的真实情绪写照。舆论场又一次掉进了虚假的悲壮中不可自拔。
如果《新快报》几乎“倒射点球”的乌龙都不能带来些稍微像样点的反思，那么中国舆论场可就真是病入膏肓了。当然，社会和官方也需加入反思的行列，后者成为舆论场那么固定的靶子，岂能仅仅归咎于他人。如果所有人都固守自己的意识形态城楼，不肯将思想角度挪动半步，那么我们就只能为今后不断纷至沓来的新公共危机事件一次次喟然长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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