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我们的传统观念之一。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带给中国人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激增让我们集体摆脱了“寡”的焦虑，更有分配“不均”的尴尬——据称，包括国家统计局在内的各种算法的基尼系数，都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因此，如何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如何把“蛋糕”切得更公平，关系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兑现，关系到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实现。对此，三中全会提出，“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比以往，这一“着重”抓到了收入分配的要害，可谓切中肯綮之举。
一直以来，关于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成因，众说纷纭。有人将之归咎为城乡二元结构，有人把矛头指向东中西部的发展失衡，还有人归因于一些行业的过于集中、监管缺失。可以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都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表现，但是如果将表现等同于原因，显然难以揭示出真实的病灶。
马克思曾指出，“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生产决定分配”，这一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收入分配领域的奥秘还得到生产关系环节去寻找。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人类目前所能掌握的最优资源配置方式，天然存在着两极分化的趋势，也就是《资本论》所阐明的，劳动与资本的天然对立。通俗讲，资本拿走的蛋糕多了，留给劳动的就少了。
GDP就是这块表征国民财富的大蛋糕。居民收入的增速能不能跑过GDP的增速，反映着蛋糕分配的公平与否。实际上，1979-2011年，GDP年均增长9.89%，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分别只有7.37%和7.43%。2000-2008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由67.5%下降到58.3%。相比之下，资本收入的占比却在不断增加，这才是贫与富的根源所在。
“拎得清”收入分配的主次矛盾，为劳动者赢得更多尊严，需要改革扭转收入分配体制的“游戏规则”。一方面，在私人部门，主要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需要按照《决定》的要求，抓紧“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牢牢扭住“按劳分配为主体”这个制度关键，让“血汗工厂”、“生存工资”早日尘封。另一方面，在公共部门，主要是国有企业，应当突出公益属性，一些领域高管的天价薪酬，上缴利润的比例较低问题，能进不能出、能升不能降，种种群众反映强烈、严重影响分配公平的顽瘴痼疾，必须刮骨疗毒。
“中国梦”之所以不同于“其它梦”，说到底，这是一个共同富裕的梦。切好一次分配的蛋糕，让劳动者收获应有报酬与尊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会在劳动创造幸福的主旋律中，激荡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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