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要求党员、干部带头文明节俭办丧事，去世后一般不开追悼会，带头火葬和生态安葬。《意见》还提出，应鼓励党员、干部去世后捐献器官。
这是一件社会改革的大事。新中国的殡葬改革曾经卓有成效，但近年来出现回潮。除了构成违纪的党员干部大办丧事，社会殡葬习俗也出现新动向。城市里的公共墓地越来越多，价格飞涨。农村的坟头也在增多，占了宝贵耕地，人们合理的精神需求与应当反对的殡葬陋俗之间，界限不总是十分清晰的。
传统生死观仍然有广泛影响。唯物主义认为，人死即形神俱灭，安葬的薄厚对死者没有意义。但这很难成为人们失去亲人时的理性认识，也很难让大多数人临终前完全不关心自己的丧葬方式，让捐献器官成为普遍风尚就更难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其实这也是世界大多数文化的共通之处。殡葬改革实际触及了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最深的层面，做这件事是需要准备打一场“硬仗”的。
我们应看到，传统殡葬观念回潮不是孤立的，这些年中国各地求神拜佛的人增加很快，有些党员干部随波逐流，土葬厚葬之风与这一切显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清明节被辟为公共假日，这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延续传承。然而凡事都有正反两面，丧葬之风的变化，大概与清明节传统的重兴并非毫无关系。
如果说中国人口稀少，耕地足够多，丧葬改革就可以只禁“大操大办”，而不必涉及土葬风俗等，就会简单容易得多。然而坐火车在中国内地乡间穿行，我们都会看到不断出现的坟头。我们会理解，如果丧葬旧俗全面恢复，对那些不多的现有耕地养活十几亿人口意味着什么样的压力。
中国是世界主要国家里殡葬改革动作最大的国家，这不是我们没事找事，而是这个超级人口大国以及民生资源紧缺国家迫不得已的行动。
周口平坟的遭遇，反映了社会层面对殡葬改革的抵触。而有些党员干部这方面的实际表现，对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不再是计划主导一切的社会，市场释放了人的选择自由，很多人固执地认为选择殡葬方式是个人自由的一部分。
党员干部在职期间遵纪守规，但他临终时是否能做到一如既往，保持共产党员应有的生死观，这样的思想和价值观考验，或许不比对他在位时的廉洁奉公考验更容易。
殡葬改革既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也是思想革命。因为它难，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做大概是最现实、最有效的推动力。中国遇到难事时，自上而下的带头示范效应往往最灵，两办所发的《意见》应当说抓到了问题的锁钥。
对殡葬移风易俗是中国社会的长期任务，事实证明它需要几代人不断推进，清理回潮，才能形成稳定的新社会风尚。按照难易的顺序，首先制止党员干部为亲人大办丧事，收受礼金，应当也必须迅速做到。党员干部不土葬则应加快向全国推广。中国人一直对死后捐献器官不积极，倡导党员干部带头这样做针对了中国社会的一大难题，如有明显成效，将是共产党人对社会进步的重要贡献。
殡葬改革当年就是党员干部带头做起来的，当初能做到的事，今天没有理由做不到。如果我们今天感觉到有比当年更特殊的困难，这不是我们做不好的理由，它只应引起我们对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质量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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