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脱离公职而在微博上表达悲情和正义的例子逐渐多了起来。最新一起发生在西北政法大学，该校副教授谌洪果近日在微博上发出公开辞职信，表示在学校里“我的路越走越窄，进行教学探索和学术交流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如果继续站在讲台上，“不过是自欺欺人，为苟且偷生而放弃自己曾捍卫过的原则和底线”。
此事在互联网上引来不少关注和议论。大约20天前，央视《24小时》节目制片人王青雷被辞退后也发了一个很长的微博，将他与央视之间的纠葛上升到道义层面，在微博上获得掌声。
通常来说，一个人离职时，“鼓着掌走”比“拍着桌子走”更容易被中国职场接受。中国人一般倡导“好聚好散”，不鼓励“反目成仇”，对喜欢说前面单位或老板坏话的人，职场总体是持“警惕”态度的。
然而近来多名知识界人士在离职时痛斥原单位，这当中大概有两类原因。一是他们心怀愤懑，不吐不快。二是互联网上欢迎这样的反叛声音，这些人会迅速成为“反体制”的符号，而网上喝彩也让当事人对用反体制姿态获得体制外利益，以此弥补离职的损失抱有希望。
不排除离职者与体制之间存在某种冲突，但感受到这种冲突的人有很多，包括体制内的一些积极分子。目前自由派知识分子在高校里仍较集中，其中有的还很有名。体制具有规范性甚至一定的刚性，同样的体制，不同价值观的人有的包容求生，有些则感到备受束缚。是否发生激烈冲突，个人性格往往是主要变量。
不久前北大经济学院终止聘用夏业良，夏不服。现在谌洪果主动要求辞职，因为受不了。而我们看到，支持他们的学界人士很多都还在“体制内”。这当中的个性化因素千变万化，统统说成是为了“政治自由”，而不是为了不请假缺课、不接受学术考核等等的自由，这其实是很牵强的。
如果在欧美大学里，教师与校方发生冲突，被辞退或者主动辞职，都属正常范畴。但偏偏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不同，成了“万能的靶子”，这使得教师因什么原因同学校解除合同，都可以做得看上去像是“政治事件”。
我们注意到，最近几起高校离职主角的职称都不高，这反映了他们在体制内的竞争有不顺利的一面。离开体制，他们面临“另类市场资源”的竞争，这包括在互联网上的知名度，反体制形象是否突出，以及是否会受到异见人士和舆论圈子的推崇，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竞争也很不容易，不是每一位异见人士都能成为艾未未、陈光诚，不是每个人在大学、媒体经历的“办公室政治”和各种遭遇，都能通过舆论运作转化成新的人生事业资源。今后或许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微博上晒遭遇，博同情，他们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
随着多元化的发展，反体制人士的生存环境总体上在得到改善，这会引导一些人“拍着桌子”告别体制，他们有的是竞争失败者，但也不排除有“理想主义者”。这些人会反过来促进多元化的深度。
只要中国不断繁荣、强大，包括异见人士，大家说到底还是在中国这同一条大船上，反体制者会间接、迂回享受国家发展的成果。比如，他们会因中国强大而受到西方力量的更多关注和支持，也许还会有更多外部资源和中国内部的另类市场资源向他们靠拢。但愿他们在进退之间也能不断累积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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