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故事”中的意识形态表述
编者按：2013年6月，斯诺登曝光美国窃听计划的棱镜项目，在国际上引起极大震动。其实，在新世纪以来的影视作品中，以“窃听”或情报为题材的作品并不少见，如《窃听风暴》、《全民公敌》等。这些影片中往往掺杂着较多的意识形态因素，常常通过“窃听”故事将敌对的窃听者和窃听机构描述为“自由”的敌人。然而在斯诺登事件中，我们看到，恰恰是美国这个以“自由”为标榜的国家，在实施着最为隐秘而广泛的“窃听”，这与上述影片中的意识形态指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也让我们思考影视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表述问题，以及在新的科技条件下人类的自由与安全、民主表象与现实真相之间的矛盾关系。意识形态及其斗争没有终结。本期以这些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
窃听故事使意识形态隐秘有效地发挥影响力
◎ 王 磊
窃听故事比较有名的有《窃听风暴》、《全民公敌》、政治寓言小说《1984》及同名电影，以及各种间谍故事中涉及的窃听内容。现实生活中的窃听事件也不少，比如最近的斯诺登事件、前两年的默多克新闻集团窃听丑闻，历史上有名的水门事件，等等。无论是窃听事件，还是窃听故事，都可能有很多复杂的表述。在这些表述过程中，往往都会有选择性的意识形态植入，用某种特定的、有倾向性的观念，影响受众对事件的判断和思考。
《窃听风暴》是同类题材电影中非常成功的一部。这是一部2006年、即柏林墙倒掉17年之后拍摄的德国电影，故事时间是1984年，距离柏林墙倒掉大约5年。柏林墙的倒掉意味着冷战格局的改变，后来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日裔美国人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宣称人类历史从此终结，西方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最终的、唯一的、合理的制度。这种观点代表了冷战结束后思想界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和观念，反映的是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优越论。联系到丹尼尔·贝尔那本从1960年到2000年多次再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这种历史归于西方的思想观念由来已久，并在冷战后达到顶峰。
《窃听风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中产生的，因此是一部典型的后冷战影片，是胜利者对失败者一次居高临下的政治和道德审判。它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巧妙的艺术手法使意识形态的植入和表述自然流畅，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压制了受众对历史与现实复杂性的思考，让观众很容易顺从影片的逻辑。电影中营造出上述效果的几大要素是这样设置的：象征高压统治的东德秘密警察，监听所有人;象征自由的艺术家群体;一个严谨缜密、善于窃听和审问，但良知未泯的、充满人性的秘密警察;还有一部带有隐喻色彩的音乐作品《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把这些要素组合起来，最终表达的就是人性和自由对专制极权的反抗，同时表达了两种意识形态：反面的是所谓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这是西方知识分子最喜欢讨论的问题之一;正面的是自由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在西方知识分子的解读中，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普世价值。
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意识形态问题。西方知识分子传统，在哲学上源自英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这种知识传统通常把意识形态的内涵狭隘化，不仅把它政治化，而且刻意把它与所谓极权主义联系起来。出于冷战时期对苏联文化宣传的需要，西方把苏联的马列主义定义为意识形态，而把自由主义宣传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无辜对手。
但是，这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讨论意识形态理论和方法，最合适的起点就是对自由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进行分析。这是现代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意识形态，直到今天还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
最早明确地把这种思想归于意识形态并给予批判性分析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最早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就是指这种资产阶级的以普遍人性为基础的自由人道主义。马克思在批判和贬义的层面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并且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以普遍真理的面目出现，但实质上掩盖了特殊集团的利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此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在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与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资产阶级的这种思想，是在对封建神学、宗教的斗争中，用普遍抽象的人和神圣的人性置换掉了上帝之后的结果。结果就是人成了神，因此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实是一种世俗的宗教，抽象人性就是它供奉的神。这就是我们在流行的大众文化里面通常会看到的，大家会以此作为评价艺术价值高低的最终标准。
简单说，这是马克思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时的第一重意义，是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创造性贡献的一部分。马克思还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使意识形态理论成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种研究人类复杂的精神现象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澄清人类思想观念的来源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使思想观念去神秘化，找到观念背后的具体历史情境、社会根源和阶级基础，发掘出人类精神现象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本性。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获得了极大的活力和理论延展的可能性。
此后，意识形态理论基本沿着两个路径发展，一个是虽然受到马克思的很大影响，但却是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他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出一套知识社会学，虽然知识社会学仍然把思想观念与社会历史情境的关系作为核心，却把意识形态理论中的阶级内容抛掉了，这样就把意识形态理论转变成了社会科学的一般性方法。另一条路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从列宁开始提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后，苏联、中国，比较侧重意识形态的建设性意义，通常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把文化思想领域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看待。
这个粗线条的梳理，大体包含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识形态含义。重要的是，应当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对人类文化和思想现象本质的揭示具有历史意义。
《窃听风暴》成功地表述了后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成功地宣扬了自由人道主义价值观。而且，它所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观念，本身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说它在艺术上成功，是因为这种普遍人性论的确能抓住人性的共通性，成功地激发人的情感，从而使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但在现实中，这种意识形态并不代表普遍的人的利益，仍然只是维护少数统治集团的利益。
冷战结束以来，像《窃听风暴》这样以冷战为内容的故事减少了。在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直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争减少了，但资本在第三世界催生的新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现代化和工业化意识形态，构成了文明冲突论的基础。因此，意识形态远没有终结，被全球资本主义的冷战胜利所压抑的一切问题，都在不断地寻找出口。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窃听故事隐含多重意识形态因素
◎ 李玥阳
《全民公敌》的出现有一个导火线，就是美国当时要通过《安全与保密法》，这部影片事实上是在影射1978年以来美国政府不断推进干涉公民隐私的法案，也就是号称能保卫国家安全的法案。
《全民公敌》的叙事方式值得研究。窃听的危险以及人们对窃听的焦虑在电影中一直是存在的，《全民公敌》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使用了一个特别老套的戏码，这就是小人物最终会战胜强权，自由主义会战胜保守的集权势力。悖论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神话一定要想象出比邪恶的强权更强权的正义力量，通过这种更强权的正义力量来确保所谓自由的实施。在《全民公敌》里，虽然主管是坏蛋，但国家安全局局长却是好人。与其说这样一个俗套是有效抚慰了大家，让大家觉得自由主义的力量一定会战胜集权，不如说是在转移问题的焦点，把事关所有当下窃听事件的最重要的问题，转移到自由主义对抗专制主义这样一个二元对立之上。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地复制自由主义的神话。
事实上，《全民公敌》在很多地方已经显示出问题背后更重要的东西：一个是种族，一个是阶级，当然可能还有性别。比如说在这部电影当中，主人公是由威尔·史密斯扮演的一个黑人形象，黑人形象可能指代黑人、美国少数族裔或第三世界的人。这个电影不断涉及等级秩序，比如说威尔·史密斯是一个劳工律师，他还没有被追杀的时候一直在讨论一个关于劳工的案件，工会主席被资本家收买以后就对工人暴力执法，这是劳资矛盾，是阶级问题。同时威尔·史密斯还遇到一个白人，这个白人跟他一起被窃听，白人一出现就不那么被动了。作为一个父亲的形象，威尔·史密斯不断要向这个白人证明自己有保证自己隐私和自由的能力。这个电影中的等级表达，向我们提示了和“棱镜门”事件相同的逻辑：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隐私究竟是谁的隐私?当谁的自由和隐私受到侵犯的时候，这个事件才被作为一个自由和隐私的问题来讨论?
我看《窃听风暴》时一直有一个困惑，这样一部歪曲东德生活的电影是怎么被东德人接受的?东德人难道不抗议么?看了一些材料才明白，问题不是抗议不抗议，不是东德能不能接受这种歪曲，而是在两德合并以后这是第一次正面去表述东德，东德人觉得终于能说自己的历史了，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在两德统一后，东德历史一直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有一个例证，《窃听风暴》的男主角去世前在一次采访中非常愤怒地爆料，他的妻子曾经在长达十几年的婚姻中对他进行监控。这个婚姻已经结束十几年了，又被重提并闹上法庭，男演员从东德博物馆、档案馆调取了250页监听记录，以证明妻子对他的窃听。他的妻子很愤怒、伤心，在2006年病死了，接着2007年这个男演员也去世了。当时正是《窃听风暴》风靡之时，但德国所有杂志对此事都保持沉默。从这个小的事件可以看出东、西德社会的紧张，已经合并十几年了还是存在内在的分裂。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去表述东德呢?以前东德一直以一个特殊的方式被表述，2001年第一部反映东德的电影叫《柏林生活》，讲述一个人进了监狱出来后两德合并了，他是怎么去适应西德生活的，通过这种侧面的表述反映东德。2003年的《再见列宁》，则是戏谑、玩笑、戏剧式的表述，对于斯塔西、对于东德国家安全局，也是以滑稽可笑的蠢货形象来呈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出现的《窃听风暴》，第一次打破了旧的方式，比较直面地呈现东德的生活，很多学者因此对之特别赞赏。
电影之所以在德国那么火爆，很大的原因在于德国当时出现了东德怀旧潮。《再见列宁》就是一部怀旧电影，我们在其中看到泛黄的画面，一个美丽的东德家庭在画面前非常温暖，开玩笑、游玩。在这部电影中，出现了很多东德的品牌、电视节目、小黄瓜、小汽车、咖啡等。2006年，德国建成了东德博物馆，把人们捐献的老物件摆在里面供人怀旧，而且街头出现了卖东德老货的摊子。《窃听风暴》对斯塔西的讲述也构成了东德观众怀旧的一部分。
另外，导演在电影中的表述是特别复杂的，呈现的情感结构不像后冷战主流叙述那么简单，是一种复杂、纠缠的心态。一方面要把东德描述成一个冷酷无情的、机器般的、监狱一样的世界;另一方面，影片的结尾，那个艺术家在两德合并后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作品，这时候有一个对话：现在德国有什么好呢?没有目标可以依循，没有标的可以反抗。在结尾处，这个艺术家重新提笔，写了一本书，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窃听者。就是说，他最后一次创作激情的来源依然是东德，最后一部作品甚至是向东德秘密警察中的一员致敬的。可见，这部电影反映了后冷战时期东德人不能用单一价值观再表述的东西。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文化国际推广研究所)
好莱坞通过窃听故事塑造对国家的认同
◎ 李云雷
《窃听风暴》很有冲击力，造成的艺术效果很成功，但这是意识形态的力量通过艺术形式表现的成功，不是真相的揭示。《窃听风暴》没有呈现出德国经验的复杂性，而只是以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来确认当前的世界秩序，呈现出一种单向性思维，比如其中只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却缺乏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感情的表现，而后者才是德国统一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正因为简单而出色地表达了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广泛欢迎。
意识形态问题怎么才能阐述得更清楚?《全民公敌》的处理方式跟《窃听风暴》有点像，但不一样的是，它处理的是内部问题，国家内部窃听，这种通过内部危机处理的方式，造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正确性。面对斯诺登，就很难以这样的方式处理。
从国家的角度，不能不提到《007》。《007》里面很重要的变化是他的敌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如果和斯诺登事件联系在一起就很值得思考。在以往的007电影中，敌人来自外部，如苏联、中国或非洲某个国家。但是在这部影片中，哈维尔·巴登饰演的席尔瓦此前同样在M女士手下为国家工作，但是他在执行任务时，在生死关头被M女士放弃，他虽然活了下来，却对M女士及国家充满了仇恨。影片的核心情节便是席尔瓦的疯狂报复，以及007与他的斗智斗勇。好莱坞这一次所指认的“敌人”不是外部因素，而是内部的离心倾向。不仅如此，在片头部分，在007与恐怖分子在飞驰的火车顶上纠缠打斗的关键时刻，M女士同样选择了牺牲，她命令伊芙射击，子弹射中了007，007与席尔瓦一样经历了被牺牲的命运。不同的是，席尔瓦选择了反抗与报复，而007在隐藏了一段时间，看到总部大楼被炸毁之后，又毅然回到了M女士手下，开始了与席尔瓦惊心动魄的斗争。007与席尔瓦的斗争，也是他克服自我内部离心倾向的过程。这两个同样被国家牺牲的人是一体两面，在007忠诚的内心中蕴藏着背叛的因素，而在席尔瓦背叛的行动中隐藏着忠诚的情结，007与席尔瓦的斗争既是与敌人斗争，也是与“自我”斗争。影片最后，007战胜了席尔瓦，也克服了内心的怀疑、犹豫与反省，在个人与国家之间达成和解，再度形成了稳固、忠诚的“自我”，而在清除了席尔瓦的离心倾向后，影片也重建了一种新的认同秩序。
好莱坞以流畅的叙事讲述了“忠诚”的必要，在复杂的故事中塑造了对国家的认同。除去惊险的场面、精彩的故事、正邪之间的斗争之外，童年生活场景的再现、M女士的人情味及其牺牲、最后的宗教场景等，这些诉诸个人情感的因素，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联系。这里，个人对国家的忠诚不只是政治上的认同，也包括对童年、父母、故乡、信仰的深厚情感，这就是好莱坞“主旋律”的高明之处。
美国或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调牺牲个人来维护国家整体的运转，大我牺牲小我，这可以说是其意识形态上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将斯诺登视为“叛徒”，有其内在的逻辑，只是无法弥合意识形态的缝隙。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从窃听故事看当下全球语境中的身份认同
◎ 孙佳山 刘 岩
“窃听故事”在影视作品中主要涉及两种题材，一种是间谍片或谍战片，另一种是科幻片或反乌托邦题材。
先说间谍片或谍战片。今年的新版“007”，与之前的经典系列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敌人来自内部，是叛变的“自己人”。而自己人的叛变，恰恰是因为组织在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邦德本人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这种叙事结构在“007”系列中具有颠覆性意义，显示了当下全球语境的身份认同问题。今年的美国超级英雄片《钢铁侠3》，敌人依然是自己人，邪恶的伊斯兰形象不过是美国人虚构出来的。这种现象不局限在好莱坞。韩国今年上映的《柏林》也有着类似情节，过去讲南北朝鲜的故事可以说泾渭分明，只要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故事就可以讲得很流畅。但是在《柏林》中，这种全球语境下的身份认同困境异常明显，很难说双方谁更占道德优势，双方前线的谍战人员不过都是各自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双方高层为了自己的升迁和利益，压根不管他们的死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再说科幻片或反乌托邦题材，以今年在国内上映的《遗落战境》为例。这个影片延续了2002年《星球大战前传二·克隆人的进攻》、2005年《星球大战前传三·西斯的复仇》的脉络。过去科幻片或反乌托邦题材中的敌人也非常清楚，除了外星人，就是科技恐惧，再就是影射苏联戒备森严的监狱社会。但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星球大战》系列、《终结者》系列，还是《黑客帝国》系列中，敌人消失了，或者敌人也来自内部，敌人是克隆人，敌人就是自身。
斯诺登事件轰动的原因，不仅在于这一事件发生在最强调个人自由同时科技也最发达的美国，而且还在于其把“窃听”引入到日常生活领域。也就是说“窃听”不再是特殊的事件，也不再是针对“坏人”的行为，一个普通人也有可能被窃听，人们可能生活在一个被监控的社会之中。从这个角度，斯诺登事件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技术越来越发达的社会里，个人自由和安全的界限在哪里?
冷战时期的美国可以对世界做明确的意识形态划分，但今天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却变得非常混乱。比如说北非发生的事情，埃及革命中的各派力量，穆斯林兄弟会、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激进左翼、军方，各有不同的目标，在事态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相互借重，但又充满矛盾。面对这种复杂、缠绕的关系，美国无法再像冷战时期那样简单扶植一个盟友，打倒一个敌人，无法再明确区分我与他、敌与友，这种困境充分说明了过去再现世界的方式在今天已经失效了。面对各种矛盾复杂交错的世界，无法再简单地重复过去的叙事，不但要建立新的论述，同时也要寻找新的再现这个世界的方式。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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