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的清朝GDP世界第一”，这一说法在中国流传很广。追根溯源，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似乎是英国学者麦迪森，他的一项推测称，1820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33%(英国为5.2%)，他的论述被专业人士普遍认为不严谨。但在中国，很多非专业人士看重这种说法对思想的启发性，加入传播行列，最终导致舆论场对它深信不疑。
GDP是现代经济概念，能够相对准确地对现代国家经济状况进行描述，反映它们之间的竞争力。用这套体系来做历史研究需要很小心。比如文献显示，1820年清朝的财政收入只有白银4000万两，而英国则折合白银1.5亿两。两国的产业差距更大，1820年的英国已进入蒸汽化时代，支柱产业为机械纺织业、钢铁等，而中国仍以丝绸、瓷器、茶叶为大宗。
然而这种说法能在中国流传开来，虽然可以视为国人对于民族复兴的一种情结，但是在网络上被随意引证，甚至作为一些错误观点的证据。大的原因或许有两个，一是部分知识分子的专业精神出了大窟窿，二是舆论场需要这样的颠覆性信息，用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需要指出的是，“清朝GDP世界第一”只是一种学术观点，其真正广泛传播的领域是舆论场。援引它的知识分子都不是就历史说历史，而是借古说今，要论证一个价值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非常明显的观点。
学术界人士参与意识形态辩论，这在现实社会已很难避免。但他们的进入应当有助于提高这类辩论的质量，而不是让自己反而被舆论场的戾气和偏执同化。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喜欢做跨界的万金油评论家，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了突出自己的价值观正确，不顾论据的质量，抓到什么用什么，这助长了劣质信息的传播。
中国社会这些年变化很大，知识界一直没有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冲突中安定下来，很多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都没有权威的共识性判断。知识界的这种动荡其实是舆论场不断偏激化的原因之一。
公共事件成为这些年中国网络舆论茁壮成长的主食，而在各种公共事件轮替过程中，“清朝GDP第一”这样的信息就成了佐餐的甜点。中国的思想领域如今也像嘈杂的大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事实反而贬值。
劣质信息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当然有更深层的原因，它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一种折射。否定今天中国取得的成就，这也是对中国现实问题严重性的一种表达。这一局面的出现有其逻辑性，尽管如此，知识分子还是不应对它推波助澜。
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辩论，一定要坚持原专业领域的思想方法和逻辑，而不能跳转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逻辑，这是在当前中国复杂环境下知识分子应有的坚守。知识分子不应追求自己的公共言论发挥行动效应，那是政治家的事。知识分子应对引导公众全面把握事实本身承担社会责任。
“清朝GDP全球第一”这一论断自在中国舆论场上流传开以来，一直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信息。一些知识分子参与了把它制造成一颗炮弹的过程，这的确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硬伤。这应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教训。希望中国社会逐渐有能力堵住一个不准确信息被无穷放大，并能最终调动我们情绪、影响我们思考的那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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