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一位领导同志近日表示，社科院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政治纪律作为首要考核目标，在立课题、评职称、聘干部中严格实行政治责任考核一票否决制。这已是最近一个月社科院至少第二次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受到关注。
意识形态始终是中国的一个严峻课题，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综合实力一直弱于西方，而我们又施行与西方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我们面临着长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压力。
常有人认为，意识形态首先是认识问题，然后才是政治问题。人们的认识是现实的反映，意识形态的问题无法通过搞意识形态的方式解决，而应把全部力量用来改变现实。只要西方社会整体实力上强于中国，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的流行就不可避免。
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远甚于其他领域，西方在发动政治进攻，而我们却在讲认识论。
这种观点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有其道理，但在政治上又是幼稚的，决不可作为国家政策制定的基础。因为意识形态一直是西方对华开展斗争的重点领域，并且成为西方涣散中国社会团结的主要突破口。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远甚于其他领域，西方在发动政治进攻，而我们却在讲认识论。
中国独特的政治道路带来发展的高涨势头，但也使我们在与西方世界交往时面临遭政治颠覆的风险。中国社会认识到自信的重要性，但我们用来支撑自己稳定自信的资源依然不足。的确，等中国的国家实力大大超过美国、人均生活水平也与西方接近时，意识形态之忧必将彻底缓解。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现在就行动起来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阵线，我们大概根本就走不到获得完整自信的那一天，而会在中途倒下。
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核心政治资源，每个国家都对它高度重视。近年来中国人越来越看清楚了，美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做什么事都“政治挂帅”。美国的国家智库不可能允许一个支持共产主义的学者担任要职，同样，欧洲的公共媒体里甚至容不下一个为中国说几句公道话的编辑。
为什么中国的国家智库里要包容在价值观和行动上都与西方力量一致的人呢?还有，看看中国的媒体里有多少西方政治制度的推崇者吧。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中国这样的现象比较多，想干干净净地消除不太现实。
改革开放让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大门，包括思想之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翻译了那么多学术名著，这是西方思想向中国自然而然的渗透过程。客观而言，我们需要吸收西方的思想，否则中国就是局限和僵化的，不会有今天。
然而引进西方思想至少在短时间里加剧了部分中国人的不自信，这个问题注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化，成为西方对华博弈时试图撬动我们的一个支点。中国必须在打开国门的同时把这个风险尽量降低，否则我们不会向西方越学越精，只会越学越傻。
不仅在社科院，在中国大学以及意识形态活动集中的各个机构里，都需高度重视思想领域的复杂和多面性，避免它的失衡。西方力量已经主导了部分人士的思想方式，甚至影响了他们对实现个人利益途径的设计。
由于中国要继续对外开放，继续改革，未来的意识形态竞争仍将面临很多新情况和挑战。我们不可因噎废食，自己吓唬自己，但更不能犯幼稚病。把握意识形态问题既需要站到中西竞争和国家现代治理的高度，也要细致入微地了解社会思潮动态，区别对待之。这的确是对崛起中国的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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