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政治局关于改革央企负责人薪酬和规范职务消费的决定，以及国务院调整大学招生比例使之向中西部省份考生倾斜的要求，明确吹响了在中国社会全面推动公平正义的号角。全面深化改革的内涵不断展现出来，它的最终目标显然就是一个“新中国”。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较充分地实现公平正义，实际比发展经济的难度更高。原因很简单，公平是个相对概念，社会不同群体对它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而中国人对它的总体期待与全球其他社会相比即使不是最高的，也肯定是最高的之一。国家和社会提供实际公平的能力在这种期待面前会长期是短缺的。
中央正面回应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强烈要求，并且将提供更多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明确方向之一，这是一个勇敢的决策。
必须指出，中国社会围绕“什么是公平”以及“如何实现公平”这些核心问题的共识并不多。比如公平究竟应当是起点或规则公平，或者应是结果公平，社会精英比较主张前一种，老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更多倾向于后一种公平。
中国社会是否是世界上相似发展阶段在公平正义方面得分很低的国家呢?看法也不同。中国收入差距大，这一结论相对于欧洲一些国家是成立的，但同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相比就会有另一种评语，因为后者的社会不公要严重得多。我们知道，美国社会成员之间的财富差距与欧洲相比十分悬殊，拉美国家的财富分配更加畸形，但举望世界，今天中国社会不公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大概是全世界最突出的。
因为自大一统的中国形成以来，“均贫富”的观念一直在历史中穿行。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更新了它，现代的公平观念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留在中国社会的最深烙印。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实现公平正义有了更不容推卸的道义责任，这已是社会围绕这个问题开展讨论的基础性认识。
客观而言，有相当多的中国精英对与百姓青睐的结果公平相互妥协并不情愿，民营企业雇员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对应了他们关于规则公平的理想，与社会最高收入阶层的攀比心理普遍存在。老百姓所主张的公平被很多人认为就是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则不相容的，一些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在舆论场上力挺公平，但他们所说的公平与老百姓所要的公平是两回事。
中国推动公平正义，必须兼顾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走出一条中国式道路。必须指出，部分发达国家在公平问题上做得好一些，是因为吸纳了全球资源和财富，弥补本国公平领域的亏空，它们的做法不太可能在中国进行复制。
国企高管们降薪后能否继续保持它们的竞争力?民企高管的高薪以及企业主的收益是否能与社会的受益形成更明确的正比例关系?回答必须是肯定的。解决这些问题或许有一定难度，但这是中国市场经济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问题，中国的公平正义必须走进市场经济的核心领域安营扎寨，它如果只在外围打转，就永远是一锅夹生饭。
社会应围绕公平正义开展更为深入、尖锐的讨论，舆论场应允许代表各群体利益的声音发出来，不应乱打棍子。我们需要知道，中国实现公平正义的经济社会基础并不牢固，多创造些共识，哪怕多有些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对实际推动公平正义都是非常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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