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是指一定范围内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动物、植物、微生物）有规律地结合成的稳定的生态综合体。生物多样性安全与否，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当前，地球正面临第六次物种大灭绝，2004年，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发出警告：物种灭绝的速度已达到物种自然灭绝速度的1000倍，相当于6500万年前恐龙大灭绝时期。
物种加速灭绝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特别是试图改变物种的转基因和克隆等行为，直接影响遗传多样性，这可能打破现有生态平衡，危及国家生态安全。而生态链上某个关键物种的灭绝，将导致与之相互依存的几个甚至几十个物种也随之灭绝，最终导致物种和生态多样性的崩溃。
因此，必须充分认清生物技术的负面影响，防止生物技术的误用和滥用，保护生物遗传资源与生物多样性。
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美国转基因烟草诞生。此后，克隆羊多利问世，基因探针、基因诊断、基因敲除等技术开始走近寻常百姓。
2014年5月，美国首次实现将人工设计的碱基插入大肠杆菌基因组，制造出了可持续繁殖的半人工生命。有人为之欣喜，认为“人类开始拥有上帝之手”，也有人为之担忧，认为基因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必将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2003年4月14日，美国联邦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项目负责人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宣布，人类基因组序列图绘制成功，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所有目标全部实现。)
事实上，现有的基因技术仍难以破解物种起源的奥秘。从微观层面，即分子和基因范畴来认识，遗传以基因为基础，某些优良品质的出现和长期保持，必须通过基因突变才能实现。
但在现实生活和医学实践中，基因突变通常表现为某个基因位点的变异，其结果通常是致癌、致病、致畸。从时间层面看，也难以解释DNA的进化。
人类和其他生物体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精密性、严谨性和科学性是世界上任何一种高精密仪器和武器装备所无法比拟的。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医学、生命科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仍无法为人体绘制出完整的设计图纸、工作机理和使用说明书。我们既未系统完整地掌握基因对生命体的全部作用，更未了解基因来源之谜，为什么会有基因、基因如何形成等问题依然有待探索。
国际蛋白质组组织首任主席萨姆·哈纳什说：“科学界曾经认为，只要绘制出人类基因组序列图，就能了解疾病的根源。但我们错了。事实上，我们只了解10%基因的功能，剩下的90%仍是未知的。”
在我们知其然但尚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在自然生物的DNA中人工插入外源性基因或改变原有基因，极有可能重排原有的DNA序列或直接删除原有的部分DNA片段，破坏生物遗传特性，其产生的连锁反应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潜在风险无法估量。
基因改良可能破坏遗传秩序。2015年3月，英国首例剔除遗传疾病的试管婴儿诞生；2015年4月，广州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CRISPR/Cas9的基因编辑技术，修改导致β型地中海贫血的基因，完成了我国首例修改人类胚胎DNA的实验；此外，人类正在尝试利用从胚胎干细胞中提取的生殖细胞来增加基因筛查的能力，大幅缩短胚胎基因改良周期，并通过基因校对技术实现后代定制功能。
(中国科学家运用CRISPR/Cas9技术成功实现灵长类动物基因定向敲除，图为两只被去除特定基因的食蟹猴。)
在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科学家也警告，改变生殖细胞或胚胎的DNA可能对后代产生未知影响，临床应用还为时过早，负面效应也难以预计。
人工智能全面发展可能毁灭人类。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拥有主导地位，正是因为人类的大脑比其他动物更为高级。如果智能水平高于人类的超级智能体出现，甚至主宰地球，很可能威胁人类生存。
目前，模仿人类大脑神经元的“类脑计算机”已可在几秒内完成传统计算机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任务，而运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和遗传算法的机器人，已能通过看视频等学习做饭。
此外，人类正试图利用生物技术直接控制和改变人类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以整体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和智力水平，未来人类中类似牛顿、爱因斯坦等天才的比例也将大大提高，人工智能特别是超级智能生物或机器的出现将呈现加速趋势。
霍金曾说：“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可能导致人类的灭绝。”2015年7月27日，霍金与数十名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专家联合发表了一封呼吁禁止使用“攻击性自动武器”的公开信，提出能够独立确定并袭击目标且不需人类干预的武器系统将是继火药与核武器后的“第三次战争革命”，人类对其可能“毫无防御能力”。
人类长生不老将彻底打破生存秩序。科学发现，人类之所以衰老，是因为DNA每复制一轮其末端都将损失一个基因片段——端粒，而端粒酶则可维持甚至延长端粒长度，从而实现对衰老的抑制。
2014年12月，科学家通过体细胞核移植，使小鼠卵子通过表达一些特异因子修补了体细胞核中缺失的端粒酶基因，成功地从小鼠体细胞中得到端粒延长且具有多潜能性的多能干细胞，找到了可能使人类“返老还童”的办法。
2015年1月，瑞士科学家通过基因工程发现了一种可以延长果蝇寿命的基因。2015年7月，美国西北大学专家发现了秀丽隐杆线虫启动老化过程的基因开关，并指出该机制与人类的衰老机制相似。
当人类长生不老的梦想真正实现之时，地球有限的资源将难以满足人口只增不减带来的无限需求，地球现有的历史、生命发展规律和生态平衡必将被打破。
复活灭绝动物将扰乱生态平衡。人类迫切希望借助基因工程复活史上灭绝的动物。2013年，俄罗斯科学家在北冰洋发现了一具保存较好、有液态血液的猛犸象尸体，在其身上有可能找到活细胞，借此利用克隆技术复活猛犸象并非希望杳无。
(1996年7月5日，世界上第一只体细胞克隆动物绵羊多利诞生。)
2013年3月15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举行了题为“抵抗灭绝活动”的科学会议，众多遗传学家、野生动物学家、环境保护专家和伦理学家展开激烈讨论，大多数与会科学家除认为复活灭绝动物十分困难且毫无意义外，也发出严重警告，灭绝动物“复活潮”一旦开始，恐龙等大型动物将直接威胁现有物种的生存，甚至能导致毁灭性灾难，类似《侏罗纪公园》的恐怖场景有可能成为现实。
转基因作物的优势被盲目夸大。从2007年到2009年末，法国科学家在转基因作物的动物实验中发现了相当确凿的对动物有害的证据。我国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实践也已证明，转基因农作物不仅不能增加产量，而且抗虫、抗病性能也会随种植时间的延长而逐渐递减，我国南方种植的抗虫转基因棉花到第三代后，不仅抗棉铃虫性能明显下降，而且导致蚜虫和粉虱等其他非主要害虫猖獗，同时，其抗枯萎叶病能力也大幅降低，黄萎病、枯萎病大面积爆发，产量下降，最终可能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
转基因作物破坏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均必须依赖遗传才能维持，破坏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也必将影响遗传多样性。转基因农作物通常比传统农作物具有更强的抗病、抗虫、抗旱、抗倒伏等能力，生存竞争优势明显增强，农民种植传统农作物的积极性已经不高，传统农作物品种已经逐渐稀少。
若任其发展下去，转基因农作物必将淘汰传统农作物，甚至使原有品种彻底灭绝，全球具有不同遗传特征的农作物品种和类型将逐渐单一化和绝对化，势必加剧农作物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导致人类食物来源和品种的多样性受到破坏，最终必将危及人类的粮食安全和生存安全。
此外，转基因植物通过花粉传播同野生亲缘植物自然杂交后，人工插入的基因就可能水平转移到其他农作物、野生植物中，形成新的竞争，这种基因漂移也被称为基因污染。这往往会使非转基因植物种子纯度下降，影响传统种质资源的遗传完整性，严重的甚至可导致野生物种的群体灭绝，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大豆原产地的中国，大量进口或种植转基因大豆，肯定会污染中国的原产大豆基因；同样，转基因水稻的引进也必将对袁隆平的高产杂交水稻产生影响，最终不仅将破坏中国农作物的遗传多样性，也将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
转基因作物影响生态多样性。抗除草剂农作物的抗草甘膦基因有可能漂移到杂草或野生近缘植株中，一旦野生近缘杂草从转基因作物那里获得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等竞争优势并能稳定遗传时，就会产生能抗除草剂的“超级杂草”。
(人类染色体的扫描显微图。)
加拿大商业化种植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油菜仅几年，便在农田中发现了难以治理、能同时抵抗3种不同类型除草剂的杂草化油菜植株。外源基因在近缘种和常规品种中稳定表现，可造成原有等位基因缺失，引起野生资源性状丢失，甚至导致某些野生资源的消失。 我国科学家指出，抗虫和抗除草剂转基因水稻是否会通过基因漂移逃逸到杂草稻群落使之变成难以控制的杂草，应是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种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环境生物安全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生物多样性亟待保护。针对生物技术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谨防生物技术误用和滥用。
理性认识基因技术的负面影响。理论上，转基因确实存在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实践上，转基因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才能显现。保护生物多样性，必须理性认识、科学对待转基因技术，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存在的潜在危险，加大对转基因研究的深度和力度，建立转基因对生态多样性影响的评价体系。
强制同步开展双向研究。一是开展任何转基因动植物研究项目必须同步进行原物种基因保护和复原研究，提出原物种基因复原的可靠方案，并开展实际恢复试验，确保转基因动植物外来基因能够无损消除，任何一项没有复原方案的转基因项目均不得投入试验或大规模种植（养殖）。二是任何一项有关转基因的研究项目、战略规划、法规制度，必须由不同单位、不同组织同步开展可行性和不可行性的研究论证，并向社会公示双方或多方的论证结果和主要论据，以满足科学决策之需，任何一项没有不可行性论证报告的项目，均应视为不可行。
依法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国际社会和我国制订了多项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规制度。我们应该以国际、国内的相关法规为准绳，并针对自然保护区立法、生物遗传资源管理立法的不足及空白，逐步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规体系，加强监督、检查和问责，为依法开展转基因研发应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法制保障。
加强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建设原生物种种质资源库、基因库，按生物种群类型及分布区域，在全国按区域建立类似于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中国两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对野生生物实施原生境保护。
延伸阅读：
热点丨中国的转基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转基因问题他指出：“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社会对转基因技术有争议、有疑虑，这是正常的。”对这个问题，习总书记强调，“一是确保安全，二是要自主创新。也就是说，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推广，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稳打稳扎，确保不出闪失，涉及安全的因素都要考虑到。要大胆创新研究，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不能把转基因农产品市场都让外国大公司占领了”。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据此做了专门规定，突出强调了这两条，第一次宣布了我国关于转基因问题的大国策。这些指示和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全面贯彻，决不能口头赞同，行动抵制，断章取义，选择性解读使用。
积极研究：绝不充当西方转基因跨国公司的分销商和附庸
“在研究上要大胆”，指的是在科技上要自主创新。要加快研究完全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有可靠安全保障的转基因技术，决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更不能打着研究的旗号，实际上充当西方转基因跨国公司的分销商和附庸。
当前，在国际上已经商业化的植物基因，主要是抗除草剂和抗虫两类，这两类基因的知识产权均被西方发达国家垄断。我国当前从事转基因农作物研究的单位和个人数量不可谓不多，经费不可谓不充裕，但是普遍存在低水平重复，不掌握核心技术而借用外国现有技术的现象，绝大多数只不过就是把这两类基因导入现有作物。
这类活动，甚至称不上严格意义的研究，充其量只能算是低水平的商业扩散。为诱使我们上钩，在研发阶段，西方并不会急于强调知识产权问题，但是一旦大规模商业化，外方必定会公开向我们提出基因专利和知识产权问题，将我们套牢，使我们长期受制于人。 今天跨国公司已经控制了抗虫和抗除草剂两类基因的专利权，每一个研发流程都申请了专利保护，使用者都要支付巨额专利费。再看今天的巴西、阿根廷等国，种植的大豆、玉米完全被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控制，从国家到农民都失去了选择权和话语权。谁控制了种子，谁就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这个国家！
当前外国种植较多的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物种，不仅不能够增加产量，也不能真正减少农药使用量，而且对人类健康存在巨大危害并严重污染环境，因此，绝不应该成为我国农业育种的发展方向。
习总书记指出的“在研究上要大胆”，就是强调要突破对外国已经掌握的所谓基因性状的依赖，要打破现有的抗除草剂、抗虫基因的局限，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条件，根据人民群众的希望，开发出增产基因、环境友好基因、低成本基因、无毒无污染、无危害基因，真正占领当代转基因技术的战略制高点。
这些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必须完全掌握在中国自己手里，并且需要经过严格的、全面的安全评估。不仅要彻底摆脱西方转基因跨国公司的纠缠，而且能够远销欧美、俄罗斯、日本市场，成为农业高科技的拳头产品，为国争光。
（转基因食品到底能不能吃？）
确保安全：中国没有任何试错的余地 习总书记强调转基因研究要“确保安全”，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确保不出闪失，涉及安全的因素都要考虑到。这是在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商业化方面对我们提出的事关安全底线的刚性要求。
这些要求对当前我国转基因非法种植、非法流通、非法销售、非法聚众“试吃”现象普遍存在的现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就转基因的安全问题来说，转基因技术问世时间不长，就一般意义上的转基因技术而言，至今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验结果上，全世界科学界都存在巨大的分歧与争议。至今没有任何严肃的科学家敢于打包票，说转基因不存在安全问题。
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最近发布研究报告指出，制造新型超级生物的基因工程可能造福人类，也可能犯下可怕的错误，“制造出一种病原体来攻击人类或全球生态系统的某个重要部分”，从而导致“世界毁灭”。
正因为转基因技术存在公认的巨大安全风险，所以，世界各国都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制定了极其严格的管理规范，力求把转基因可能的风险控制在最小限度。
至于西方目前极力推销的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虽然西方转基因跨国公司极力辩称没有问题，但已有美、俄、法科学家大量实验证据和南亚、拉美许多国家引进转基因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一再揭示其严重危害性。其中，除草剂中的草甘膦的高致病性、高致毒性、高致癌性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常识。
对中国来说，目前转基因安全问题突出表现在对西方转基因跨国公司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大量盲目进口和无序扩散上。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就是这几年西方转基因大豆在某些人的密切配合下，向中国大肆低价倾销，已经把中国占优势的传统大豆业摧垮了。中国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曾经长满了“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现在却是西方转基因大豆恣意横行的天堂。
难道我们还准备前仆后继，再接着把玉米、小麦、大米一个个拱手让人吗？大量盲目进口西方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结果不但导致近年国内各种疾病成倍上升，而且毁了中国传统农业，让西方卷走中国大量资金，使中国的种业逐步落入西方之手，使中国逐步丧失粮食主权，使中国人的脖子一步步捏在西方手里——而这还是假设西方没有任何害人之心的情况下最不坏的结果。如果西方心怀邪念，以转基因为手段，对中国实行生物灭绝战争，那后果更不堪设想。
中国是一个耕地少、人口多的农业大国。13亿人的吃饭问题是天大的问题，13亿人的粮食安全比天大，是国家安全中头等重要的安全，容不得半点闪失。我们不像地广人稀的美国，错了可以重来，中国没有任何试错的余地。其他问题错了，有的还可以设法弥补，唯独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一旦出了差错，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往轻了说危及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定，往重了说危及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那么，抓转基因技术究竟应由谁来“确保安全”？显然，应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统筹，成立跨部门的权威机构和真正脱离利益集团的专家委员会来具体经管此事，任何一个具体工作部门都是无法单独挑起这副重担的。
严格监管：决不许拿国家法律法规当儿戏
依法从严管理转基因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对转基因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2005年瑞士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禁止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和禁止进口转基因动物的提案。
今年1月13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通过法令，允许欧盟成员国在本国限制和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从而结束了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
为保证种子安全，俄罗斯政府严格禁止外国染指俄种子、种禽和种畜，禁止国家资金进入转基因领域。日本虽为美国的盟国，但至今不允许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出于日美关系考虑，日本每年从美国进口一定数量的转基因产品，但日本严格实行《转基因食品标识法》，严格管理。美国作为种植与出口转基因的大国，迄今对于自己的主粮小麦也不敢进行商业化种植。
本来我国对转基因的管理有明确规定，例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明文规定，未经审核批准，转基因作物不能随便种植、流通、销售；任何人都不得任意散播转基因作物及含其成分的加工食品，任何私自赠送、扩散、宣传转基因大米的行为都是非法行为。
但是，在我国转基因研发过程中，不遵守安全规程，导致转基因物种扩散、流失、污染环境的案例比比皆是、触目惊心。根据官方正式确认，我国目前只批准了转基因棉花和转基因木瓜的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仅批准在有限范围内试验性种植。但目前转基因水稻早已在全国泛滥成灾。
据央视记者在湖北省武汉市市场的实地调查，随机购买5袋大米，竟然有3袋是转基因大米。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南方有8个省市的超市违规销售转基因大米；转基因水稻销售渠道遍布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湖南、河南、浙江等地。近年来我国出口欧盟国家的大米及米制品，竟有184批次因含转基因成分而被退回。
全国有60个单位的361个转基因项目在海南地区繁殖，涉及水稻、玉米、大豆、棉花、甘蔗、木薯、高粱、花生等。虽然有关部门表示要严加管理，口口声声说对非法滥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但行动上对非法滥种却听之任之，对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滥种”的事实以所谓“个别人，个别现象”极力否认。
负责转基因安全评估的机构，很长一段时期，其成员多数都从事转基因技术研发和商业化，是典型的“运动员”兼任“裁判员”。如此监管，其安全性显然无法让人放心。
既然转基因水稻只是试验性种植，在没有获得国家正式批准之前，任何市场化、商业化炒作都是非法的。
然而，2015年2月8日“两会”前夕，某些利益集团组织策划在西安、杭州、济南、温州、海口等22个城市集会，上演街头品尝转基因大米的闹剧。转基因水稻研发单位以华中农业大学为集会提供转基因Bt63大米。这是继2013年7月、2014年8月之后又一次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非法举行试吃转基因大米集会，直击中国法治底线。
非法试吃的实质是视国家法律法规为儿戏，诱迫群众（包括未成年儿童）进食未经上市许可的转基因大米，误导社会舆论和搅乱公众思想，严重扰乱国家食品安全管理，严重威胁国人食品安全，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然而有关部门竟以赞赏的口吻称，这些活动只是集会者自发地“表达自己对该科研成果食用安全性的信心”。
科学普及：立足真相，不能当西方转基因公司的代言人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在“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一节中要求，“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
科普教育，需要全面、客观介绍相关知识和信息，科普教育，尤其要实事求是，立足真相。决不是掩盖真相，充当西方转基因公司的广告代言人。
科学教育不能夸大其词，更不能强词夺理。转基因作物中的草甘膦是公认的严重有毒、致癌成分，在转基因作物中的含量超过安全标准的千百倍，然而转基因利益集团主导的所谓科普却刻意宣传草甘膦“属于微毒或低毒”，掩盖真相，欺骗世人。
科普教育决不是以身试法，用纠集不明真相的人群闹事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近年，转基因利益集团一再上演“试吃”非法转基因食品的闹剧，事实上，这种“试吃”的街头表演剧对证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毫无价值，毫无科学性可言，严重败坏了科学普及的声誉。
按照正常逻辑，“院士”通常被认为是科技界的“精英”，本应全身心搞研究，拿出经得起检验的科研成果，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但有些转基因“院士”无心研究，却热衷于办公司，与资本、权力结盟，其行动早已超出了科学范畴。
有关部门一方面极不情愿在转基因食品上依法标识“转基因”字样，即使被迫标识，也尽可能用几乎看不见的字号，让人不易发现，以便冒充非转基因食品，欺骗消费者；另一方面却无端指责标识“非转基因”是“误导”，是“非公平竞争”。这真是倒打一耙，强词夺理。
既然目前国内除了棉花和木瓜外，没有任何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并无其他转基因作物上市，所谓“非公平竞争”从何谈起？谁和谁在竞争？老百姓选购中国的非转基因食用油，而拒绝进口转基因大豆油，这到底应该责怪谁？有些人赤裸裸地为外国转基因公司叫屈，是不是太性急了一点？退一步讲，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只有同台亮明正身，让老百姓来选择，才是真正的公平竞争。
科普不是诡辩，科普也不是说大话、空话、假话。科普要用科学的实验数据说服人。凡是从国外引进转基因产品，都要经过我们自己的严格实验检验，不能别人说啥就是啥。不能把西方转基因跨国公司的公关材料拿来当作科普的唯一依据。对西方转基因跨国公司提出的所谓“实质性等同”理论在未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前决不应轻信与盲从。无论是好是坏，都要用科学实验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让老百姓了解真相。老百姓有眼睛，会比较，会鉴别。
信息公开：形成开放的、公平的转基因问题研讨环境
由于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和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关系到13亿人的安全和健康以及子孙后代的福祉，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必须形成一个充分民主和集思广益的空间，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而不能压制反映转基因食品问题的不同声音。
有关部门动用公权力，要求新闻媒体“不能给反对转基因的声音提供阵地”，不许发表探讨转基因问题和风险的文章，只许说转基因好，不许说转基因的任何问题，不准向中央反映转基因的风险，对揭示转基因作物造成危害的作者进行威胁和谩骂，对记者及各种调查人员封锁信息，这是极不正常的。
中国的转基因问题涉及13亿人，信息越透明，大家越放心。越是神神秘秘、遮遮捂捂，大家越猜疑。孟山都公司向中国出口转基因产品，出具的草甘膦毒理学实验报告是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基础性、关键性文件，如果光明正大，是不怕见人的。
中国公民要求公布转基因草甘膦毒理学实验报告，是完全合理的。听从西方转基因公司的旨意，以所谓保护转基因公司“重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为由予以拒绝，恰恰说明有些人心里有鬼，构成了对中央的欺骗和对群众的愚弄。
有人声称，转基因问题不能听“隔壁王大妈”的，只能由“科学家群体”说了算。这种说法不仅把科学家与老百姓对立起来，也忘记了我们执政的根本目的。
我们党的一切决策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人民群众，就是为全体人民谋福祉，而不是为了任何其他人的利益。转基因也不例外。
转基因在实验室是科学技术问题，走出实验室就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社会大众人人都有发言权。即使转基因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也要真诚地采取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采取讨论的态度，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而不是以势压人，以权压人，强迫老百姓接受。
“真理越辩越明”。如果真理在手，如果真正是对国家和民众负责任，就不应该害怕和阻止不同声音的发出、不同意见的讨论。如果真理在手，就应该相信真理迟早会说服群众，群众自然会通情达理地接受。在如此重大的关系国家前途和13亿人命运的问题上，不能任由少数人垄断言路，不应让部门利益和商业利益超越国家利益，更不能让利益集团的声音盖过了良知的声音和自然界发出的警号。
不让人讲话，是心虚的表现。越不让人讲话，人民越发怀疑里面有猫腻，政策阻力就越大。从根本上讲，我们的一切政策最终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转基因问题最终也只能由千千万万“王大妈”们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决定，而不是少数人强行决定，更不是由大洋彼岸的“山姆大叔”来决定。科学家们的任务就是为人民负责，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可信的科学依据，而没有藐视与取代人民群众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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