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少亲戚和同学、朋友是公务员，所以政府的政策对他们的影响也很直接。作为基层公务员，今年春节期间，聚会上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去年底提出的“精准扶贫”、“消灭绝对贫困”的相关举措。
其实，按照他们的说法，扶贫成为工作重点，并不是从去年底中央提出精准扶贫之后才开始，而是早在现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调任甘肃之后，就一直提得很高，很重视。从几年前开始，每个公务员就都必须定点帮扶几个农村贫困家庭。无论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还是乡镇一级，公务员都有定点帮扶的任务。一般由所在工作单位统一组织分配，每个月必须到定点帮扶对象家里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几天。同时，政府也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向农民提供低息、贴息贷款，帮农民找项目，帮助农民提高收入。大概三四年前，我们村里就征用了一大片土地，全部建成了羊场，据说资金就是来自国家的扶贫项目贷款。不过，我在那个羊场并未见到羊，据说检查的时候是临时从村里有羊的人家借来的，检查完之后再还回去。
现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
类似的情况，据说相当普遍，之前有一次回家，从西安乘专线车，司机就讲了一个大致相同的故事，不同的是他说的那个老板在骗到国家贷款之后，就跑了，但贷款是以全村村民的名义贷的，所以贷款留给了村民。
2015年底，中央提出到2020年要消除绝对贫困，并且提出精准扶贫，扩大了这项政策。
近两年，中央提倡棚户区改造。在我们老家，政府也相应的提出了危房改造项目。那些至今还住在窑洞或住房已经达到危房标准的贫困家庭，可以先自己筹资建房，建成后，再由村里向镇上、镇上向县里逐级申报危房改造项目补贴，一旦通过审核，国家可以无偿提供一到两万元的财政补贴。除此之外，各区县还可以根据自己财政的情况提供一些额度不同的补贴。
2015年，这项政策的力度空前加大。按照现行政策，贫困家庭建房，政府可以提供五万元左右的贷款，贷款利息由政府财政直接补贴，对农民来说，这就是无息贷款了。据说，各村都有一定的名额，由乡镇派出干部，村干部配合，进村入户了解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之后由干部填表申报，贷款下来后，再由干部送到农民家里。
王三运在庆阳考察扶贫工作。
因为这个政策才刚开始实施不久，这次回家还没有听到什么负面的消息。不过，可以提供一个以前我在村里了解到的例子。有一年村里遭暴雨袭击，一些家庭的房屋受损严重，比如我家半个院子就完全塌陷了。之后，国家拨了财政转款用于灾后重建。但我家受损严重，并没有得到一分钱的重建援助款，而一些受损并不严重的人家却拿到了钱，将原来的旧房子拆掉，翻建新的。原因无他，他们或者是跟村干部关系好，是亲戚，或者是在镇上或者什么地方有关系。现在的危房改造贴息贷款，会不会也搞成这样，现在还难以预料。
2015年4月，庆阳市委书记栾克军到农民家里考察扶贫工作。
精准扶贫政策出台后，贷款范围扩大。不仅农民建房可以申请贴息贷款，还可以申请贴息贷款用于投资、经营，增加家庭收入。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全镇分配到每个村的贷款申请名额大约三四十个，像前面提到的危房改造贷款一样，由村干部配合乡镇干部进行调查，完了再由乡镇干部填表申报，贷款下来后直接送到农民家里。但对很多家庭来说，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投资和经营能力。所以，拿到贷款后怎么用，也是各问题，需要考验每个家庭的自主经营能力。听做过这项工作的人说，只有极少数人将这个贷款用于经营活动，再稍微好一点的就是用来翻建房屋，有些人用于日常生活开销，最糟糕的是有些人干脆拿去赌博。而且，由于近年来上面的政策不断变，他们刚做过一遍调查，填完一遍表格，政策要求变了，就得重新填一遍，自去年以来，他们已经填了三次表格了。时间紧张的时候，他们单位的电脑和人手不够用，不得不包了一个网吧，专门用来搞这个工作。
精准扶贫提出后，下乡扶贫成为当地工作的重点，我听到的政府机关部门的公务员几乎人人都有下乡扶贫的任务。一般一个人固定的联系三户人家，每个月必须至少去一次，不允许在农民家里白吃白住，吃住都要自己付钱。还要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帮分配下来联系的贫困户搞一些经营项目，以早日脱贫。对于稍微有些权力的部门和干部来说，可能办法还多一些，但对绝大多数普通的年轻公务员来说，这个要求其实有点高。因为他们本身也没有搞过经营活动，在社会上也没有那么多做生意的朋友，所以他们能想到的办法大多数就是养殖、种植之类传统的办法，得到农户同意配合的承诺后，再去申请贷款，帮贫困户落实。可是，经常碰到的情况是，下乡干部让农民养羊，农民说他没养过，万一养死了咋办?干部说，羊羔是政府补贴的，农民不用掏钱，养大了卖掉的钱归自己，而且，还有专家定期下乡指导，不用担心技术问题。即使如此，农民也不愿意养，他们还是愿意要钱。
2月26日，庆城县举行扶贫攻坚誓师大会。
为了督促和检查下乡对口扶贫的干部的工作情况，市里有专门的检查，会不定期的抽查，或者电话抽查，或者直接实地考察。如果农户反映干部不够积极，这个干部可能就会被批评或者面临其它不利后果。因此，下乡扶贫的干部除了要帮贫困户想办法找项目，每次去还得给老人小孩买点礼物，请他们在检查的时候不要说自己不好，尽量说自己的好话。大年初六那天，我请家里的亲戚在镇上吃饭，有做公务员的亲戚迟到了，就说上午一早被叫去开会，主要内容就是应付省上的检查。席间，有个在扶贫办工作的亲戚，因为检查主要由他们负责，所以几个做公务员的亲戚都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请他检查的时候高抬贵手，千万不要让他们尴尬。
消除贫困当然是好事。但现在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在各地强制推行，从一个虽然已经离开农村但还和农村保持着比较全面的联系的人的角度看，显得有些拔苗助长。那个扶贫办的亲戚举了一个例子说，他们曾经碰到一个家庭，三口人，加上大病保险、粮食直补、退休工资等各种补贴，平均一个人一年大概可以拿到1.8万元，数字相当惊人。所以，多数公务员认为，现在的扶贫政策实际上已经超出了需要的限度，而且成了普通公务员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而扶贫办的亲戚则认为，虽然存在一些弊端，但毕竟还是农民得到了实惠。他说，有几年当地为了让经济数据好看，不断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数字，导致当地失去了贫困县的帽子，也失去了数亿元的扶贫资金，而这个损失是农民的。
危房改造项目让这样的家庭逐步迁出了土窑洞。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土地流转和城镇化。听同学说，目前全镇都已经完成了土地确权，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完成流转。按照原来的计划，土地流转主要意图是将土地集中起来，便于进行机械化耕作。而且，有政策明确规定，流转土地不允许种树，不允许建蔬菜大棚，只能用来种粮食。但实际情况是，几乎所有已经流转的土地都没有用来种粮食，而是种树和建蔬菜大棚。原因很简单，种粮食成本高而收益低，种树和建大棚则见效快、收益高。相关部门对此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并没有进一步监管。只要没有和农民发生纠纷，相关部门也懒得去管。此外，前两年城镇化建设提得比较高的时候，镇上曾经有个计划，将全镇的土地都流转出去，将农民集中到镇上居住，统一上楼。他自己也说，这个计划看起来好像挺不错，其实根本没有可行性，后面土地流转只完成了几个沿公路的村子，离镇上比较远的村子就没动。把农民集中到镇上居住的计划，也无疾而终，慢慢没人提了。但一些稍微关心宏观形势的人都认为，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终究还是要搞，目前虽然没动了，但未来还是避免不了的。
客观上说，目前应该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土地集中耕种的条件。因为农村劳动力流出，留下种地的人少。不过，我感到困惑的是，政府一方面大力扶贫，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一方面却极力提倡土地流转，着两方面的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土地流转势必会使资源进一步集中，更加分配不均衡，让大多数目前还可以自己种自己的地的农民变成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大力扶贫的政策似乎又希望能够消除农民的贫困现象，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按要素分配的，让现在已经掌握了资本的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再去通过流转获取土地，那么他们获得要的要素就更进一步增加了，在分配过程中自然就得到了更大的优势。而那些本来就不掌握资本，只有一些土地的农民现在干脆连土地也要以很低的价格转让出去，那么在分配中就更加处于不利地位了。
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扶贫也是这样，重要的不是直接给农民钱，而是让他们有自主摆脱贫困能力。而现在的政策给人的感觉恰恰相反，不是注重农民能力的培养，而是直接给钱，成了一种对农民的简单粗暴的收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肯定是弱势群体，他们唯一能够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而这样的组织就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但整个扶贫工作都寄望于从上面下去的干部依靠个人能力和资源帮助农民直接解决问题，摆脱贫困，却看不到基层组织发挥任何作用。作为农民组织领导核心的村两委，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工作也就是配合上面下来的干部。至少从理论上说，这种工作方法就是本末倒置的。现在农村最大的问题恰恰是一盘散沙，缺乏组织，扶贫工作应当逐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阻止领导作用，将已经多年陷入瘫痪的基层组织恢复起来，以基层组织为主来进行农村的各项工作，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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