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在《市场的逻辑》里，虽然重复的是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的老调，拾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牙慧，但是，通过中国这位西方经济学传教士的引申和比喻，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市场神的力量，甚至是比神还神的市场神力量：
“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市场的这一逻辑把个人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创造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且还是一只隐形的眼睛。看不见的手指引人们做正确的事情，隐形的眼睛监督人们把事情做好，建立良好的声誉。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和这只隐形的眼睛，使得远隔千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之间可以进行分工合作，相互提供服务，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推动人类的进步。
私有产权、自由价格、企业、企业家、利润，这些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隐形的眼睛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正是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满足别人的利益成为追求自己幸福的前提，不能干损人利己的事情。”(张维迎：《市场的逻辑》第3-4页)
“市场是一个无数经济个体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不断收集、加工分散信息并作出有目的的行动决策的动态过程，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主要驱动力量，政府对市场过程的人为干预会扭曲价格信号，导致无效率，甚至危机。正是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使得自由市场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惟一有效率的体制。”(同上第7页)
“为什么市场要遵循这样的逻辑呢?这需要回到更基本的问题：自由和产权。在市场中，没有人能够强制他人买什么，只有这个人愿意，他才会出这个价格，而他愿意支付的价格不会多于他所得到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所以，自由是第一位的，没有自由，市场不可能运行。甚至可以说，自由和市场是同一硬币的两面。而自由的保障，就是对产权制度的尊重。这个产权制度包括物质的，也包括人权的、知识的产权。如果，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自由得到充分尊重，那么任何人都只有通过使别人变得更幸福，才能使自己获得幸福。”(同上第13页)
“利润就是责任。也就是说，你要多赚钱，一定意味着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决定你的企业能做多大，你能够赚多大的钱。”(同上第19页)
“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同上第24页)
总之，张维迎的市场，就是“神”，——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什么，于是什么就都有了。张维迎的市场何尝不是这样?
因为在张维迎看来：市场默默地安排了人类社会福利增长的最妙不可言的“自然秩序”，企业家只要将自己的“责任”输入进这妙不可言的“自然秩序”里，就会“通过使别人幸福，自己也变得了幸福”——企业家得到了他追求的利润，企业家的雇工得到了他的工资，一切看上去“十全十美，好极了”!
张维迎的市场岂止只是这样，张维迎的市场分明还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万能神”：这只“隐形的眼睛”，不用任何其它监督，只凭自己的“眼睛”，就能把“事情做好”;张维迎的市场还不止是这样，张维迎的市场的力量，分明比神的力量还要高、还要大：神的伊甸园里还种着生命树和知善恶树，张维迎的市场，哪里还容得下“知善恶树”的存在呢?
因此，张维迎的市场不仅是市场神，而且是远远高出神的力量的市场神。
但是，这是真实世界的市场吗?
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为什么不是?请看事实。
一、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贩卖的是西方经济学的童话
张维迎为了推行他的“市场的逻辑”，构建了一个“通过使别人幸福，自己也变得幸福”的市场神话。而这个市场神话不过是对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理论的翻译，或者更直白地说，张维迎的市场逻辑，没有一个是自己的市场逻辑，不过是照抄照搬他的祖师爷之一的弗里德曼的市场的逻辑罢了。
对于弗里德曼的市场逻辑，台湾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的描述，应当是经典：
“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弗里德曼教授的逻辑中，政府的管制要减少到最低，人民诱因要发挥到最高;市场上充满了竞争，当然没有联合垄断。消费者有充分的情报，当然可以做明智的选择。赚钱的厂商应任其不断的扩展，亏本的事业应任其倒闭。政府预算不宜有赤字，货币供应量应当受到稳定的控制。穷人申请救济金时就给他们现金，富人创造财富时就给他们减税。人员资金与货物可以在国内外自由地流动，没有本国的干预，也没有他国的限制。在公平的竞争下，效率比公平更重要;自由比平等更可贵。人人为了自己，结果反而是利人。人如果一心为了利他，结果反而是两边落空。”(高希均：《经济学的世界》)
看来，张维迎的祖师爷们早就描述了一幅美轮美奂、奇妙无比的市场天堂。张维迎的市场逻辑，不过是对他的祖师爷们的市场逻辑的蹩脚模仿。然而，由于这幅天堂图画美得过于离奇，连高希均教授都不太敢相信。以至他说：弗里德曼“心目中的这个理想世界变成了人间的天堂，又有谁不向往?问题是到天堂的现实之路何其坎坷而遥远”!
“到天堂的现实之路何其坎坷而遥远”，高希均教授本来就是西方经济学种的一员，因而他认为尽管通天的“现实之路”“坎坷而遥远”，但终究还有这么一条路通向天堂。
但是，正像“通天塔”存在于《圣经》中一样，真实世界的市场天堂只是存在于弗里德曼和张维迎们的想象之中。
因为真实世界的市场并不是如此精巧的市场“永动机”。
可是，西方经济学通过张维迎和张维迎们，向我们灌输的正是这样精巧的市场“永动机”。
例如，受到中国一部分人热烈追捧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描绘的就是这样一部精巧的市场“永动机”：
在理想的市场制度中，供给和需求通过价格涨落机制得到灵活调节和自动平衡。
在供给不足时，商品价格上涨，高利润通过价格信号刺激投资者，促使其资源、劳力、技术转入短缺部门，于是供给增多，需求得到满足。
当供给超过需求时，商品价格下跌，低利润及价格信号促使低效益的投资者转移资源、劳力和技术，减少生产，于是供求得到平衡。
在供给得到满足的过程中，市场充满竞争，优胜劣汰，自然淘汰低效益的投资者，自然调整产业结构，从而保持生产的高效率。
因此，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整下，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自动得到调整和运转，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永远不会有长期的生产过剩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发生。
但是，这只是一个美丽的经济学童话，因为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实际就在萨缪尔森描绘的精巧的市场“永动机”中了——在萨缪尔森看来，无论供给不足，还是供给超过，发生的资源、劳力、技术的转移，好像是没有成本和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事情;实际上，地球人都知道，这种资源、劳力和技术的转移是有巨大的成本的，并且是严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的。解决的办法，不是发生经济危机，就是转嫁经济危机。发生经济危机，必然是停车、限产和破产，摔伤的既是“企业家”——资本家，更是整个社会的经济。转嫁经济危机，就必然向落后国家倾销商品，转移落后产能，这就必须要有强大的企业实力和强大的国家能力;并且这样一来，又与西方经济学鼓吹的“理想市场”根本相悖。虽然这与西方的产业转移的现实相符合，但这只是西方强者的游戏。如果落后国家和地区照单抓药，吃下去不仅是肚子痛，更可能是要命的。
对此，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曽经有过揭露：
“斯密的理论认为，哪里的货物最便宜，就应当到哪里去买。至于本国工业由于外贸输入一败涂地，在它看来是无关重要的。”“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内以较低价格获得生活所需的纺织品，但法国的纺织业却因此一败涂地。几百万纺织业者由于失业而沦入乞讨生涯。”(李斯特：《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第129页)
当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理揭示得最科学的是马克思。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孕育在简单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中。这个简单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就已经包含了发生经济危机的两种可能性。
“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同上第582页)
对于危机的第一种形式，马克思指出：
“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因而危机形式上的可能性)就是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包含在商品的统一中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以及商品和货币的矛盾，仅仅作为展开的运动存在。”(同上第581-582页)
因此，“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同上第581页)
危机就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两个阶段的强制性统一。
关于第二种危机形式，马克思指出：
“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同上第587页)
因为“如果价值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有了变动，如果商品在它卖出的时刻的价值低于它以前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因而也执行相互债务尺度的职能的时刻的价值，那末，用出卖商品的进款就不能清偿债务。因而，再往上推，以这笔债务为转移的一系列交易，都不能结算。即使商品的价值没有变动，只要商品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卖出，单单由于这一笔债务，货币就不能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因为货币必须在一定的、事先规定的期限内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但是，因为同一笔货币是对一系列的相互交易和债务执行这种职能，所以无力支付的情况就不止在一点上而是在许多点上出现，由此就发生危机。”(同上)
马克思更是精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服从于整个社会的需要，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使得社会生产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狭隘利益。资本的整个积累过程，一方面是资本家无限扩大自己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占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工人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这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水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而经济危机正是这种矛盾的猛烈破坏性的表现。
因而，“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力求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论》第三卷第548页)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市场相对狭小的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市场的不断扩大可能很快被生产超过，因而扩大了的市场现在表现为一个界限，正如原来比较狭窄的市场曾经表现为一个界限一样。”(同上第599页)
因而一个扩大同另一个扩大就可能不相适应，市场的狭小束缚和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增长，两者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因此，西方经济学本质上就是神学。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因为有价值、劳动价值论等科学因素因而有可取之处的话，那么，连古典经济学最后那根科学的刺也被西方庸俗经济学拔掉后根本就成了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意识形态。
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跋中所指出的，“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这也是西方经济学为什么得到国内外资本集团欢呼的根本原因，这同时说明了西方经济学家和经济传教士们为什么要这样卖力吆喝的根本原因。
因此，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不过贩卖的是西方经济学的陈年旧货。虽然张维迎只不过是贩卖西方旧货的二道贩子，但切实不能低估张维迎这些二道贩子的作用。张维迎这些二道贩子，深知人的思维会被控制、会被洗脑。因此，他们总是将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作为行动的准则，不停地向中国人灌输着“市场的逻辑”，从而使部分中国人成了市场的奴隶。这一点，张维迎们是部分地成功了，这从他们对他们的改革成果的欢呼看得出来;但他们又没有完全成功，这又从他们对改革的抱怨看得出来。
二、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是给资本家阶级的投名状
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描写了一幅社会和谐图。在这幅市场和谐图里，由于市场是通过使别人幸福，从而使自己幸福，因而在人-我关系中，四季少了夏秋冬、地球少了寒暑热，个人是那么的幸福，社会是那么的和谐。创造这一切的是市场先天地产生出来的一个所谓的“企业家”群体。其实，张维迎在这里所说的“企业家”，并非是那些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高级雇佣人员的经营管理专家。因为人所共知，企业经营管理者本质上是依附性的，从来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也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张维迎玩弄偷换概念之技巧，用“企业家”一词作为他所想表达的“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决定你的企业能做多大，你能够赚多大的钱”的“企业主”的代名词，从而刻意回避了“资本家”一词。
其实，他所说的“企业家”就是“企业主”，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工厂主”，也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真正主人——资本家。张维迎是把资本家视为市场给予人类的恩赐，让全体社会成员要像迷信上帝一样，迷信市场;要像热爱上帝一样，热爱资本家。他的“市场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是张维迎给资本家阶级的不折不扣的投名状。
(一)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是对资本家集团的邀功取宠
在张维迎的嘴里，美称为“企业家”的“企业主”——资本家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财富的创造不是靠劳动者的劳动，而只有资本家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才是“市场过程的主要驱动力量”。但，这并不是社会的真实，只不过是张维迎对资本家阶级的献媚。
我们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先天差别，但是，在哲学家和掏粪工之间的差别，却比家狗与猎狗之间的差别还要小。造成人与人之间经济、社会地位巨大差别的并不主要是人的先天差别，而是后天的社会分工。张维迎与张维迎的父母的先天差别决非有巨大差别，而张维迎之所以成为了庸俗经济学家、他的父母却是劳苦大众，并不是张维迎天生具有庸俗经济学家的才能，而是因为社会需要使他成为了庸俗经济学家;任志强与任志强的父母的先天差别决非是“巨大”差别，而任志强之所以成为了资本家他的父母却是工薪阶层，并不是任志强天生就有资本家的才能，而是社会使他成为了资本家;仇和与他的父母的先天差别决非是“巨大”差别，仇和之所以成为资本的开路先锋而他的父母却不是，并不是仇和天生就是资本的开路先锋，是因为社会需要使仇和成为了资本的开路先锋。
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工人之所以成为工人，是因为社会分工，而且是不合理的旧式社会分工。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旧式社会分工，才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
“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马克思语)
这说明，资本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与其自身的经营能力没有什么关系。
“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们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们对化学惊人地无知。”(马克思语)
同样地，对经营知识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能够指挥企业获得利润，不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也能够指挥企业获得一定的利润，这是因为企业的利润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而所谓的资本家的经营才能，无外乎是能够更多地榨取本企业工人的剩余劳动，或者能够用欺诈等手段将其它企业的工人的剩余劳动从他们的资本家手中瓜分过来而已。
因此，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他唯一的目标就是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他决不是慈善家;资本家就是成为慈善家，也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因此，将戴上“企业家”桂冠的企业主——资本家，说成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是对社会财富创造的地地道道的歪曲，是对资本家利益集团的公然献媚，是投给资产阶级的投名状。
(二)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是对劳工的奴役
张维迎为我们描绘了市场条件下资本家和雇工关系的幸福图：“如果你想持续当老板，你的员工不幸福，你就不可能幸福，同样，老板不幸福，员工也不可能幸福。所以，市场经济是让每个人追求幸福的冲动，变成创造财富、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体制。”(《市场的逻辑》第13页)
但是，这是公然的撒谎和欺骗，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恰恰是对劳工的奴役。
资本家要想进行他的资本主义生产，他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找到这样一种特殊商品：它既能为自己创造价值，又能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按照张维迎的说法，是创造财富。资本家还真的找到了这种特殊的商品，这就是劳动力——工人。资本家找到这种特殊的商品的时候，资本家与工人是对等地谈判达成协议的。无论是每月付给工人3000元工资，还是付给工人4000元工资，都是你情我愿，没有什么强迫和不自由。可是，工人创造的价值，每个月不是3000元，或者是4000元，而是8000元，10000元，或者更多。那些多余的价值哪里去了?进了资本家的腰包了。这正是资本家发笑而工人发愁的原因。
对此，马克思早就做了深刻而生动的揭露：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顾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家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第199-200页)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靠牺牲工人的休息、娱乐、学习和发展的时间，而使自己成为不劳动的阶级。
“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同样“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程恩富、段学慧：《<资本论>中的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
虽然，资本主义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以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为主要方式，绝对延长工作日从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方式会遭到工人的反对。于是，通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成为剥削的主要途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作日不断缩短，工人用于自由发展的时间也会增多，但工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被奴役的命运。
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就比较充分地展现了资本对工人掠夺和奴役的一幕。
由于砸碎了社会主义的“铁饭碗”，于是便有了血汗工厂、有了黑煤窑、黑砖窑，有了开胸验肺，有了富士康的工人“十三连跳”，有了邓玉娇和刘汉黄，有了亿万打工仔的颠沛流离，有了资本家的安宁、舒适、享乐和幸福也有了打工仔的十小时、十二小时、十四小时的加班加点。
即使是在神圣的教育殿堂，我们也会时常看到资本对员工的压榨。兰州大学文学院患癌女教授在生命最需要关怀的时候，却被资本家老板无情地开除;当她的母亲哀求资本家老板不要解雇她女儿时，我们可爱的资本家老板却冷酷地回答道:“不要给我哭，我见多了”!——这些资本家寄生虫们是依靠怎样的企业家的“责任”、巧取豪夺到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富?500个富豪是靠怎样的“公平机制”获得一年中2.77亿农民工的三年才能得到的工资总和?
事实上，我们的打工仔们，对于资本家的认识，并不比一些专家、学者们差，自然，比张维迎们理解得不知好多少倍。
这是我亲历的一件事。
四年前，妻子因故住院，临床的邓姓小伙子陪护她的母亲。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朋友。
我说，你这么年轻，在哪里工作啊?
小邓说，我初中毕业就外出闯荡，已经打工十年了，现在在一家台资小厂打工。
“我们老板黑呀，真黑!我们为他创造了那么多的利润，喊他加点工资硬是不加!”小邓说。
看来，工人之所以将《资本论》看作他们的圣经，就在于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温情脉脉的面纱，将一个丑恶的资本灵魂暴露了出来，使工人阶级不仅看到了自己是一个自发的阶级，更是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一定会挣断自己的锁链，而赢得整个世界。
因此，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是向劳工阶级灌的迷魂汤，是地地道道对劳工阶级的掠夺和奴役。
(三)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就是让资本为所欲为
别说，张维迎虽然将市场描绘得如此美轮美奂，但在他的笔下，却并非完美无缺，因为在他看来，市场经济：
“需要政府，政府的基本功能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由财产安全，政府存在就有职权经济，但问题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比例太大，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政府官员的权力太大，结果是个人自由和财产安全不仅没得不到有效保护，反而受到严重威胁。”(同上第26页)
显然，在张维迎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资本对劳动的绝对优势，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也就建立了绝对的统治，这一点，由于贴上了“民主、自由”的标签，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资本主导的民主社会了。但是，由于我国搞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且，这个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由于“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不仅威胁到资本的“自由和安全”，因此，必须由资本来控制“政府控制的资源。”
这是明目张胆地主张让资本为所欲为，明目张胆地主张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明目张胆地主张中国要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张维迎构筑市场经济的童话、为“市场之神”资本家大唱赞歌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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