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22日 05 版)
近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出现一系列乱象。很多国际人士，包括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知名学者如沃勒斯坦、尼尔·弗格森等，都在探讨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和制度性衰退问题。资本主义出现系统性危机的根源何在?有哪些具体表现?将对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如何看待和应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本期观察版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析。
——编者
资本主义制度劣质化的必然结果
韩震
资本主义曾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固有的弊端不断显现和加重，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现，并演化为时下的系统性危机。深入认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有助于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对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酝酿和爆发
历史上，资本主义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并在上个世纪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恢复性的快速发展，同时其内在矛盾和问题也在加速积累。20世纪末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至今未见起色。2002年，拥有上千亿美元资产的美国安然公司在几周内即宣告破产。此时，美国房地产领域的次贷问题已导致新的危机，积累着更具破坏性的负能量。这场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发的金融风暴，从2007年8月起席卷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近10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混乱、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难以解决，就打着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试图通过对外干预转移国内民众视线，造成阿富汗、中东等地的混乱。反过来，对西方干预的愤怒则转化为仇视性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一些恐怖主义组织频繁在西方社会制造暴恐事件，加上战乱导致的难民潮使欧洲各国疲于应付、不堪重负，加深了西方国家之间以及西方各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裂。近年来，西方国家民粹主义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沉渣泛起，西方精英多年来精心描述的价值观和所谓“政治正确”遭到底层民众的质疑、嘲弄和挑战。从这些现象可以判断，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不是局部的、个别领域的危机，而是制度性、系统性危机。
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特点
波及的范围广。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为了自己先“上岸”，长期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等各种转嫁危机的做法。这不仅不能消除危机，反而让危机进一步扩散开来，威胁到世界各个经济体。首先是冰岛银行瘫痪，接着是爱尔兰金融紊乱，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发生经济困难，随后发生了震动欧洲和世界的希腊濒于破产事件，欧元区面临解体的危险。在这种困境下，欧盟显然难以保持团结一致：匈牙利等国对欧洲难民政策公开唱反调，英国因一次仓促的公投就退出了欧盟。出于自保的考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政客撤下了自由贸易的幌子，公开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设立各种壁垒。这不仅使资本主义的危机波及新兴经济体，而且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纠纷。过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大肆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商品，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其商品市场和初级原料来源地;而当发展中国家有了一定的竞争力时，西方世界却想方设法进行贸易保护，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虚伪性。
涉及的领域多。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不仅表现在金融领域，而且涉及制造业、国际贸易，进而影响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以致出现价值观危机和文化危机。美国利用掌握金融手段的便利不断转嫁危机，这不仅导致欧洲经济出现紊乱，而且引起世界性的贸易萎缩和经济下行。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先后出现困难，希腊经济更是一泻千里。美国虽然最早脱离险境，但只是解决了表面问题，对造成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束手无策，更无法解决失业率高企和贫富分化的难题。这导致美国社会结构的退化，即曾经使美国保持稳定和强劲发展的中产阶级出现缩小的趋势，同时中产阶级收入整体在下降。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12月的一份报告指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占到美国2014年总收入的49%，比1970年的29%有所上升。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在2014年占到43%，比1970年的62%显著下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边缘的国家处境更加困难。比如，巴西经济已连续多年负增长，仰仗石油富甲天下的沙特阿拉伯等国也开始进行结构性调整。
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爆发的根源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垄断资本的逐利本性一旦得不到遏制，必然导致经济生活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进而导致经济链条断裂。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收益，不仅任由经济泡沫泛起，更将劣质资产包装成新的金融产品再赚一把，导致泡沫越吹越大、危机越来越深。实际上，危机的根源不是生产力过剩，而是供需结构不匹配。供需之间的不平衡，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起因则是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法国学者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指出，因为资本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生产力的增长速度，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必定日趋严重;贫富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危机。资本主义社会难以从系统性危机的泥潭中走出来，是资本演进的逻辑使然。此外，资本主义发展所依托且不断强化的个人主义和尔虞我诈，不仅不能让大家携手走出困境，而且进一步恶化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
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僵化和民主制度的劣质化密切相关。西式民主曾在历史上发挥过进步作用，但目前已是弊端重重。这首先表现在重竞选、轻执政。为了攫取权力，政客们往往许诺许多超出客观条件的福利，结果不是“放空炮”，就是造成巨额亏空、加重财政负担。其次表现为民主政治被资本绑架，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一些西方学者调查发现，左右美国政策的不是民主，而是财阀。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毫不避讳地谈道，美国的政治体系看起来往往“倾向于富人、有钱有势者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第三，表现为以执掌政权为唯一目的的竞选，日益恶化了政治生态。美国学者胡安·林茨在《总统制的危险》一书中警告，美国的总统制民主天生不稳定，容易瘫痪和垮掉。他认为，美国民主政治应该存在“适度共识”，即存在两大政党达成妥协的中间地带。如果没有这样的地带，就无法避免权力争斗和两败俱伤。问题是，这一中间地带已不复存在。
与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争取权利，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资本的逐利性和这些价值观的理想性之间就开始出现裂痕。西方国家的政客不断高调宣扬所谓“普世价值”，但一遇到利益冲突就暴露了真面目。美国学者查尔斯·M·布洛认为，美国的理想主义已经终结，进入了“后理想主义”时代。在“后理想主义”时代的现实生活中，魅力比思想重要，实力比原则重要，粗鄙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真实可靠。民粹主义的出现，就是这种文化逻辑发展的结果。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粹主义固然存在种种弊端和不确定性，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诩“政治正确”的西方政治精英已无法有效把控大局，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已陷入“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对立的危机中。(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辩证看待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苏长和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始于金融、经济领域，并逐步蔓延到政治、社会各个方面。从影响程度和范围看，这场危机当属近百年来最严重之列，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发人们思考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的深层次问题。
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突出表现为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
此轮资本主义危机虽然发端于金融领域，但突出表现在债务问题上，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债务负担率(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都呈大幅上升之势：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超过了60%的国际警戒线，不少国家甚至超过了80%甚至90%的高压线。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债务危机早已有之，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陷入整体性、系统性的债务危机，却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表现。
造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金本位制脱钩后，金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脱节。美元扮演的国际货币角色，使其在国际贸易中维持长期逆差，这就进一步使生产与消费发生分离。跨国公司的贸易迅速扩大，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诸多产业向外转移，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政府的税收。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领域普遍实行高福利政策，而多党政治体系中政党政策的短期性以及政党的胜选需要，又从体制上助长了福利扩张和财政透支。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缺乏节制是资本主义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而现实生活中市场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不确定是常态。在缺乏法律和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市场主体特别是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会故意隐瞒相关信息，或者采取投机、欺诈行为，从而对另一方的利益造成损害。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累积起来，就会破坏市场正常运行，甚至产生信用危机和经济危机。有人将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状况形容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这与我国古代“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节制财政思想截然相反。这种状况自然无法持久，不可避免地导致债务危机。
新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深层次问题
债务危机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国家公共开支的剧增同经济复苏乏力、税收减少的矛盾，反而导致政府债务的进一步攀升。只要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低于债务膨胀速度，国家支出与国家税收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必然导致债务问题越积越重。长远来看，降低政府债务水平应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但这必然降低民众生活与福利水平，进而加剧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冲突不断。为了缓解债务危机，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增税来平衡财政收支，但又遇到大财团的巨大阻力。如此一来，这些国家就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债务问题使人们开始怀疑通过国家调节来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传统方案。实际上，债务问题大大削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是新自由主义“去国家化”“最小政府”经济思潮盛行的必然结果。这一轮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的不单单是市场失灵，还有严重的政府失灵。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所表现出的焦虑、慌乱和失序，反映了这些国家因财政状况恶化而造成的信用危机和治理危机，同时也成为危及当今世界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这一轮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褪色。二战后，西方几代理论家苦心包装的所谓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价值观，既在其国内遭到质疑和反思，又在国际上遇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和阻击。曾经被宣扬为一些西方大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和制度资源逐渐流失。危机之下，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选举政治、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对外政治中的表现，让人很难将其与人类理想的政治文明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轮危机对全世界来说，还是一场生动的政治制度教育。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体系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相互掣肘、漫天许诺、彼此否决、分裂对立等现象，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反思这种制度体系的合理性。
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的新契机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促使人们深入思考资本主义体系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为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打开了新空间、提供了新契机。
资本主义在其扩张过程中，构造了一个包括中心和外围的体系，使其可以将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几乎不受限制地转嫁到外围和边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产生严重的消极外溢效果。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在国内和国际产生更大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运行过程中固有的成本社会化和利润私人占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并不具有在内部消化危机和压力的能力，它只有不断通过成本的外部转嫁才能维持运行。这与世界需要的平等、互助、包容、共享的价值理念是背离的。近年来，那些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获得了更多的政治、经济能力以抵御外部干涉和危机转嫁。这表明，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如果纵容一些国家将内部成本转嫁给别国承担，或者对此类现象束手无策，这样的体系就不可能公正，也很难持久。正因如此，国际金融危机后应运而生的二十国集团，取代过去的七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系统性债务问题，使得其承担世界经济政治治理责任的信用和能力受到质疑。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本身，正在成为许多全球性合作方案的抵制力量。构建国内制度体系和世界治理体系相互适应、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抵触、相互冲突的国际秩序，成为人类在探索更好社会制度道路上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维持在20%—30%的高水平。中国制度体系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上的积极作为，为世界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始终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放在世界格局下来考虑，通过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同时推动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以更好地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一种促进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的制度方案，它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能以内部制度创新的方式消化压力，而不是像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对外扩张、搞殖民地的方式实现国家富强。中国很重视将合理的国际方案通过国内发展规划予以认真落实，这种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保持协调的方式，是中国制度体系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与资本主义国家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在对外关系上的逻辑迥然有别，为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拓展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视野。(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风物长宜放眼量
彭国华
在人类已走过的21世纪历史进程中，要论及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事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无疑可以重重写上一笔。这场2007年肇端于美国华尔街的危机，至今仍然阴云不散，使得世界经济增长步履蹒跚、前景不明。与此同时，一直热衷于向世界推销其“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猛然发现，自己已陷入“后院失火”的尴尬境地：“华尔街运动”轮番在美欧上演姊妹篇，“收入鸿沟”引发众怒;“棱镜门”“邮件门”事件接续曝光，自诩“政治正确”的美国政府和政治精英光环尽失;难民潮不断涌向欧洲，暴恐事件在德、法等国此起彼伏，英国“脱欧”公投“意外”通过，欧盟一体化、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尖锐挑战，使得一个经典理论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资本主义是否已陷入系统性危机?
也许很多西方人士并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话题。他们中的一些人尽管承认危机的存在，但又小心翼翼地将其严格限定在金融和经济的范围内，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世界上是否存在孤立的金融危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又是否只有金融领域和经济领域存在危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两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其政治、法律、文化、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而后者则对前者起强大的反作用。依据这一基本原理来观照，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必然深刻影响其政治上层建筑，同时也是其政治上层建筑诸多危机在金融和经济层面的暴露。因此，仅仅从金融和经济层面来看待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并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事实上，近年来在欧美社会频繁出现的各类危机与乱象，也远非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所能涵盖，而是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的内涵与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这一科学论断穿透近170年的历史烟云，仍然可作为我们剖析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锐利武器。在它的烛照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社会财富在大资本家、大财团手中的过度集聚，正是西方垄断资本在其本国甚至全球范围的无序扩张和增殖，正是资本与政治、文化的“联姻”与“合谋”，才使得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个链条中蔓延，成为一种系统性存在。与此同时，作为系统性危机的最大受害者，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者——工人阶级和底层群众也在加强“革命性联合”，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再度觉醒，“华尔街运动”、巴黎“黑夜站立”运动等次第爆发就是明证。“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与所谓“历史终结论”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结论显然更有现实依据和说服力。
然而也要看到，“两个不可避免”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是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马克思同时作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科学判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近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以蒸汽机和电力为主导的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而且在当前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又抢得了先机。现在说资本主义生产力“气数已尽”，还为时过早。同时，尽管欧美的工人阶级和底层群众反垄断资本的意识在增强、行动在升级，但尚未从自发走向完全自觉，尚未形成科学组织，尤其是未能从掌握“批判的武器”上升到进行“武器的批判”。由此来判断，“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观察和剖析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两个不可避免”和“两个决不会”都应成为认识基点，而不可有所偏废。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性危机的出现，为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提供了最新佐证。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两个不可避免”还将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冷静地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将长期面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占优势的压力。风物长宜放眼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需要建立在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基础上，都需要经历时间的洗礼和检验。对此，我们应有足够耐心和历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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