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对于如何化解朝核危局，国际社会一直存在着中国应承担更多责任等论调，国内则有一些人表现出“厌朝”情绪，甚至认为应果断“弃朝”。
越是局势紧张的时候，越是需要对这些片面意见或违背我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的主张予以反驳，扬清抑浊。
第一，“亡朝有理论”。
这种意见的前身是在中国已流行多时的“弃朝论”，最近又升级到了“亡朝有理”的新高度。
主张“亡朝”的理由，无非是认为朝已成中国“战略包袱”“潜在敌人”。“弃朝论”的要害不但在于割断了中朝关系发展的历史，还在于以偏概全，用朝核问题取代中朝关系的全部，无视中朝友好的长远战略价值。
中国如果采取“弃朝”政策将带来严重后果：中朝激烈对抗，正常国家关系不复存在；两国化友为敌，互失友好邻邦和安全边界；推升半岛动荡，加剧东北亚战略失衡。凡此种种，都事关中国现实和长远战略利益，绝非一个失去“战略缓冲区”那么简单。同时，关系破裂也会毁掉正常沟通渠道，让中国对朝因势利导、劝和促谈成为空话，因此，即便单从解决朝核问题的角度出发，中国也不可选择“弃朝”“亡朝”之路。
第二，“中国出手论”。
这种论调主要来自国外，是把朝核问题久拖不决的原因归咎为“中国态度消极”，主张“中国出面主导解决朝核问题”。
其立论根据是朝核“更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理应“负责和担当”。同时中国也“有能力”，只要中国使出“杀手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毫无疑问，朝核问题与中国国家利益休戚相关。正因如此，中国倡导并积极推动六方会谈，贡献了一系列“中国方案”，为促进半岛无核化付出艰辛努力。“中国态度消极”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树有根，水有源”。美国的“冷战思维”和敌视政策才是朝核问题的根源，朝美矛盾则是朝核问题的实质，打开朝核问题的钥匙其实是握在美国手中。
中国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与自身地位和能力相适应的原则。无论从问题实质、所处地位，还是从实际作用来看，中国都缺少挑头解决朝核问题所必需的能力，说中国出手就能解决问题，显系夸大其词。夸大中国能力、要求中国做超能力的事，只会把中国拖进尴尬、危险的境地，实际上也不利于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
当然，否定“中国出手论”绝不意味着中国会推卸责任。为了扭转朝鲜一路狂奔的核武装态势和不断加剧的半岛局势，中国会以一如既往的担当精神和紧迫感，破除各种障碍，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举措，为加快半岛无核化进程做出更大贡献。
美国鼓吹“中国责任论”的实质是要把中国推到第一线，替美国火中取栗，并承担搞砸对朝关系等不利后果。“中国出手论”与其异曲同工，荒唐而不可接受。
第三，“动武速效论”。
持此论调者认为，由于朝鲜坚持拥核，对话和平解决已无可能，动武是立竿见影的有效办法;同时认为，美朝对抗日益升级，双方都无退路，战争已经难以避免。
朝鲜核武装决心确实异常坚定，将其拉回无核化轨道十分艰难，但是，道路并未彻底堵死。目前朝离核武装最终完成还有距离，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持续制裁对其形成有力牵制，这会迟滞朝鲜核导计划进程，为实现无核化赢得时间。如果国际社会的努力逐步叠加，特别是当朝认识到“拥核不会安全”时，其拥核决心便有可能动摇和改变。这正是中方判断“复谈还有机会”的根据。轻易放弃复谈努力，选择战争解决，错误而危险。
战争解决见效快、去痛快，只是缺乏战争常识者的幻象。且不说轰炸核设施会造成严重核污染，对朝动武也绝不像医生给病人动手术那么简单，一次打击消除不了朝的还击能力，朝必然进行反击，甚至不排除动用核弹。巨大的人命牺牲和毁灭性破坏是上世纪50年代半岛那场战争难以比拟的。
对朝鲜而言，主动挑起战争意味着“自杀”。对美国来说，关于战争代价的评估，有关国家强烈反战、制战，对其战争决策必然形成有力制约。美虽有战争能力和准备，但也难下动武决心。在一阵剑拔弩张的交锋后，美国副总统彭斯这两天又放缓语气，宣称美国“追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中方“动武不是出路”“和平仍有希望”的判断和主张。
当然，也须清醒看到半岛可能发生战争的严重危险。在朝鲜继续全力推进核武装，核导能力逼近美国容许的威胁其本土安全的“红线”，对朝高强度经济制裁和武力威逼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或耐心耗尽，有可能将武力打击提上日程。美国已制订多项对朝动武计划并进行了充分演练、准备，对朝开打只是决心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核心问题是坚持正确的战争和平观。一方面坚决不容许半岛生战生乱，全力反战维和，绝不轻言放弃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另一方面毫不忽视潜在战争危险，不惧战不怕乱，做好万全准备，防患未然。从这个角度讲，“动武速效论”是对朝核形势悲观失望而产生的躁动、极端情绪的反应，与正确的战争和平观相去甚远。
朝核问题根子深远，矛盾错综复杂并且长期叠加累积，绝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在问题愈演愈烈、国际社会苦无良策、形势发展日趋危急的情势下，容易产生无奈焦躁甚至偏激错误的认识，这其中既有部分国际势力施展“软实力战”的影响，也有国内民众国际问题素养和认知能力不足的限制。对于前者，我们要保持警惕并进行有力应对;对于后者，我们应努力提高民众的国际问题素养，弥补不足。
(作者是中国亚太学会朝鲜半岛研究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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