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型媒体上对特朗普的失败谈论很多，发表了很多文章：关于他的移民政策，围绕着“奥巴马医改法案”，某位部长离职等等。但是这些大型媒体本身是金融资本全球通信平台的一部分，对自己使用所有的语言正在遭到的失败却系统地沉默不语，甚至是当我们集中于欧洲全面选举进程的时候。本文将分析这种情况。
在荷兰、法国和德国的选举一直是大型媒体操作的目标，如同在英国的“脱欧”公民投票和在美国特朗普获胜的选举进程中发生的情况一样。在这些情况下媒体彻底失败了，现在我们将看到它们让欧盟不稳定的意图，在它们将自己的舞台候选人和强加于人的新图谋可能实现或是失败时，它们的目标总是做到拆散对手，团结自己的力量以便将它们的“全球政府”计划强加于人。因此我们决定全球主义的通信平台对此不进行报道，而是行动起来提出报告、政策和候选人。
如果全球主义者的失败做到对广大公众掩盖，那么在这场全球主义者和单极的大陆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中如何出现的事实也将被掩盖，第三个角色似乎将逐步占有必要的空间以便在争论中成为最后的胜者：中国和欧亚建立一个普遍的多极世界的计划。
与此同时，英国首相特雷莎·梅3月29日在实施“脱欧”时，没有说清楚她的政府希望与欧盟谈判英国在“欧洲经济空间(EEE)”的问题。她确实表明英国决心成为投资的“磁石”，推动英国成为世界贸易强国的地位。
对此的解读是，英国除了不对建立在金融城基础上的“全球政府”下赌注，继续成为全球金融资本的一部分，从“脱欧”起对带有它的印记但是由中国和欧亚推动的多极的普遍化打开大门。
在欧洲不仅是选举的进程对欧盟可能接近多极的普遍化计划打开灯光，这项计划从中国和欧亚具有它最大的活力，而且欧盟其他27个国家元首在欧盟成立60周年时，3月25日也签署了《罗马声明》，声明谈到巩固一个团结的普遍的欧洲。对此当然没有更多关注。在国家元首们聚会梵蒂冈时，教皇佛朗西斯科的讲话用精神的语言指出一个欧洲面向普遍的多极计划的挑战，当时他断言：“罗马由于它普遍性的使命是这种经历的象征，因此被选择作为签署条约的地方。”
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需要多加注意，以便能够在这个时期确定国际政治将走向何处。
全球主义对欧洲选举运动的操作
在欧盟2017年荷兰举行最初的选举中，建立在民间调查的基础上的统治的通信平台在倒数第二天，自由党候选人、民族主义者、排外的和欧洲怀疑主义者基尔特·威尔德斯领先。威尔德斯在他的竞选运动中宣布他想举行一次关于荷兰是否留在欧盟的公民投票(Nexit)，继续英国的榜样。媒体围绕着关于荷兰“脱欧”的公民投票运动宣传的传播目标是创造一个反欧盟的气氛，特别是注意到其他更大的国家的选举(法国4月—5月和德国9月举行大选)。
全球化的金融资本控制的主要媒体指责威尔德斯的党或法国玛丽娜·勒庞民粹主义者的党，他们动员失望的公民反对已经确立的超国家的权力，采用他们的代表和象征：欧盟和它的机构。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左派与全球主义者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相结合。这种立场阻止建设另外的社会的前景，或者说反对工人阶级的前景。大型媒体在“民粹主义”的观念之内综合了任何的内容，以便实现它们的目标。我们认为，使用“民粹主义”这个词搞乱了对选举进程和它的政治力量进行更深刻的分析，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不使用这个词。
在宣布荷兰选举的结果时非常引人注意，媒体不仅在它们根据所谓客观的调查进行的预测搞错了，而且威尔德斯的党与现在的荷兰总理保守的自由民主人民党(VVD)的差距是深渊一般的。威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议会150个议席中只占20席，或者说只得到13%的选票，低于保守的自由党的33席(获得22%的选票)。接近位于第五名的基督教民主党人(CDA)和D66(自由社会主义—联邦主义—欧洲和民主的党)，它们各得19席，或者说得到12%的选票。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主要的媒体(在全球主义者的控制下)从来不向广大的公众客观地进行报道，而是致力于操纵公众舆论，以便推动一种民族主义的--排外的和特别反欧洲的气氛，以便让投票转向别的方向，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为了能够建立一个单极和超国家的全球主义国家，必须做到让欧盟解体。因此，欧洲怀疑论是全球通信平台和它的网络扩散提出的信息的重要部分。它们大吹大擂地这样做，这与全球化的金融资本的计划是一致的，该计划的战略活动中心在纽约和伦敦两个城市以及巴黎、富兰克林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的网络以及中央银行。2017年它的重大目标是加强玛丽娜·勒庞和她的国民阵线在法国4—5月关键的选举中的地位。在玛丽娜·勒庞选举中获胜的情况下，她将召集一次关于法国脱离欧盟的公民投票。欧洲怀疑论必须在德国将来的选举中达到它的高潮，以便打败安赫拉·默克尔总理(欧盟无可争议的领导人)。
法国的选举与欧盟的未来
法国4月23日举行总统选举，5月7日将在两名得票最多的总统候选人中进行第二轮投票。当弗朗索瓦·菲永在第一轮初选中获得令人吃惊的胜利之后，法国的媒体平台从负面的意义上强调他所谓的“俄罗斯倾向”。根据民意调查，菲永获得28%的支持率，远高于马克龙，几乎与玛丽娜·勒庞持平。如果菲永的候选人资格得经巩固，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宣称在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有利的玛丽娜·勒庞将不得不与这位共和党人的对手竞争，而菲永有一定的打败勒庞的可能性。菲永的立场是为了打败达埃什武装团伙唯一的选择，正如已经在叙利亚的土地上表明的那样，当然要承认俄罗斯以及叙利亚政府在实现这个目标时的贡献，这个立场与全球主义者的利益是冲突的。因此他必然不会成为获胜的候选人。(法国内政部4月24日公布了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全部统计结果，“前进”运动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获得23.75%的有效选票，在11名候选人中居首位。居第二位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获得21.53%的有效选票。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获得19.91%的有效选票，位居第三;极左翼组织“不屈法国”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获得19.64%的有效选票，位居第四。5月7日第二轮总统选举将在马克龙和勒庞之间角逐。菲永已经号召他的支持者投马克龙的票—译者注)
在第一轮投票期间将勒庞放在广告的中心位置的战略指向推动“欧洲怀疑论”，以便实现欧盟的解体。在荷兰的选举之后，在那里威尔德斯的失败被大型媒体本身大吹大擂地祝贺，而它们曾经预测他获胜的很大可能性。在荷兰的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在法国并没有看到对玛丽娜·勒庞竞选运动足够支持的公众舆论。她获胜的选择为26%，处于后退状况。媒体将第一轮选举的赌注下在两个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身上。马克龙成为总统候选人可谓“白手起家”。根据大型媒体的报道，他是跨大西洋全球化精英的候选人，勒庞为推动整个欧洲的“欧洲怀疑论”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点，媒体试图引导人们倾向于保持与其他总统候选人的距离。
对于对选举进程的操纵，重要的是关注迈克尔·布隆伯格关于法国选举运动的评论。此人是个媒体巨头，2012年他支持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2016年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他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他提出的问题很有意义。布隆伯格认为，2017年3月22日在伦敦英国国会门口的袭击抛出了玛丽娜·勒庞在法国选举中获胜的选择，她的支持率突然反弹到35%以上。他的评论基础是“赌注之家”的估计。过去“赌注之家”对勒庞在法国总统选举中获胜可能性的估计从来没有超过5%。很新奇的是最近两年，在每次“伊斯兰吉哈德主义(恐怖主义)”在欧洲发动袭击之后，勒庞的支持率达到了顶点。
当向我们透露在欧洲谁在假冒旗帜的恐怖袭击背后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担心。奥利·达梅加尔德(1983年他开始彻底调查对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暗杀)曾经预言最近一年在假冒旗帜下实施的袭击，指出是精英们自己留下必要的证据以便能够推断此事。达梅加尔德称在巴黎在假冒的旗帜下的袭击几周之前，“罗斯柴尔德全球之家”购买了沙尔利周刊的大楼，这留下全球主义者在这些事件背后的信号。他指出，不论是比利时一年前的袭击，还是2017年3月伦敦的袭击，都发生在3月22日这一天。上述情况与处在背后的一个秘密组织有联系：秘密社团骷髅会。这是一个共济会和犹太教的社团，总部设在美国，它有一个隐蔽的数字：3/22。
马克龙是全球主义者支持的候选人。他是为罗斯柴尔德银行服务做生意的第一流银行家。马克龙曾任奥朗德社会党政府的经济部长。80年代他曾被邀请参加社会党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的对话。这个“为了法国增长和解放的委员会”曾经提出“为了改变法国的300项建议”的概念作为一项政府的计划提交给当时的萨科齐总统。由于工会的反对，萨科齐在实施这些建议时失败了。奥朗德等社会党人被称为“左派”，他们以更加安定的思维实施这项计划。允许采取剧烈的反工会的措施。在为大规模的移民从道德意义上寻找理由时，在法国社会党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党，该党陷入这项政策后失去了大部分选民。对社会党来说，马克龙继续成为下一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它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斯坦”计划的政治伙伴。
没有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像马克龙这样成为非常类似媒体的一台机器人。这是大型媒体理解的一种人为的创造。最新的民意测验表明，在马克龙和勒庞的候选资格之间存在一种技术上的平局，与共和党候选人菲永有较大的距离。左派的候选人实际上处在没有可能在第一轮投票出线的地位，他们在传统政党的框架之外行动，倾向于将“左派”这个词变为“人民”一词。
全球主义的大型媒体给玛丽娜·勒庞很多空间，以便让她赢得第一轮选举，因为将以这种方式建立和推动它们削弱欧盟的“欧洲怀疑论”的思维。但是在第二轮投票中，全球主义者们期待有信心能够打败勒庞。关于这一点，可以期待出现假冒旗帜新的事实，以便随后归将这些事实罪于极端民族主义的力量本身。为了避免勒庞在第二轮选举中获胜，已经开展一个媒体的运动，《今日俄罗斯》的俄语国际频道的存在本身将有助于建立这个运动。令人吃惊的是是在法国已经确立了全球主义的媒体和希拉里·克林顿的视角，认定俄罗斯“干涉和操纵”对特朗普有利的选举进程。当时所有虚构的数据都已经表明，正是他们通过电子情报渠道和因特网确实进行干涉，以便操纵选举的进程。
这再一次表明全球主义的媒体为了控制“讲述”进行绝对的斗争。对“讲述”的控制是“软实力”关键的心脏。俄罗斯并没有干预选举，确实进行了“讲述”，以至操作民意测验和可能的结果。“我们的”全球主义的讲述是真实的，而“他们”说的是虚假的，是纯粹的宣传，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冷战的原因。
揭露发自莫斯科的“虚假消息”的运动今天在美国仍然是有力的打击，这个运动不仅在法国存在，而且在德国也存在，前景是德国将于9月份进行总统选举。在法国直接的指控是玛丽娜·勒庞是“莫斯科的候选人”。这条消息不仅意味着将毁灭她在第二轮选举中获胜的机会，而且如果她赢得5月7日第二轮选举的话，也是能够刺激 “颜色革命”的一个试探气球。
美国中央情报局干涉外国的选举是在世界上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不只限于发表有争议的新闻公报。在法国这里同样的力量在行动，他们支持马克龙，准备在第二轮选举中败坏所有反对者的名声，把他们说成是“莫斯科的工具”，如果必要的话制造假冒旗帜的事实，以便将他们认为是必要的行动合法化。对全球主义者来说，不能有另一次“脱欧”。
一，围绕欧盟争夺中的力量
欧洲民族主义的辩证法。存在着一个表面的和矛盾的倾向，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和所谓“极端右派”反对欧盟的力量在进行博弈。在走向“夺取政治共同体机构的权力”的竞赛中，这些政治力量利用他们拥有的唯一的民主工具。利用欧盟的议会选举以便能够前进和在欧洲范围内有代表，不仅是地方小型代表们的一种联合。具体来说，2015年6月由玛丽娜·勒庞的国民阵线(FN)和基尔特·威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建立的政治团体：“欧洲国家和自由的团体(ENL)”由40名成员和7个不同的国家的政党组成，在欧洲议会为了建立一个政治团体这是它所代表的国家数量的最低要求。
应当指出的是，这个团体代表着六个创始国家中的五个：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只缺少“税务天堂”卢森堡。2014年欧洲最后选举的结果它们得了40个席位。这40位议员成为欧洲议会中最小的政治团体(占5.4%)，尽管它确实是更坚定和更有决心的力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矛盾的形势，所谓的欧洲民族主义的、排外的和“欧洲怀疑论”的极端右派作为跨欧洲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对于2019年的选举将是“出色的事情”。
这个所谓的“右派”或 “极端右派”在每个资产阶级的国家也是保守的表现，他们被授权形成欧盟的大陆寡头集团。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面对上升和在欧盟的机构的范围内集中权力的寡头处在自卫状态。在欧盟中这是被称为“机构”或经济--战略权力阶层的最后表现。自从1957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起，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希腊的、西班牙的和荷兰的等)就在自卫，与地区的权力发生冲突。自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起，这种情况加深了，由于1993年11月走向组成欧盟的进展就更是如此。因为像2007年签署《里斯本条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2010年欧洲危机爆发这样的事件，这种冲突达到它的高潮。
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清楚地表明欧洲的机构不是如同一般介绍的那样具有相同的特征。从2001年9月和2008年9月起，表现为两个集团互相之间对立的分裂。欧洲大陆(被误称为法国--德国或大德国)寡头金融资本的利益表现为从欧盟的政治机构(特别是布鲁塞尔)出发，越来越多地面对全球的金融资本。后者表现为从它的权力和金融城(伦敦、巴黎、富兰克林、米兰、阿姆斯特丹、马德里、都柏林等)的机构以及中央银行出发。这种区别有助于我们直一步澄清什么是所谓“极端右派”表达的内容和什么是欧洲的“机构”。
金融的全球主义中心在伦敦城和纽约城，不仅面对欧洲的大陆主义，而且也面对北美的大陆主义(表现为联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合作)，以及面对以日本为中心联合东南亚(包括中国南部的省份)的大陆主义，直到1999—2001年的大危机。重要的是注意到这种大陆主义形式的大力发展是从1979—1987年的经济大危机开始的，由于它的新保守派的革命，从前苏联倒台时起以它全部的力量表现出来。
因此，我们不仅处在国家的极右派反对欧盟所谓寡头的冲突环境中，而且也处在另一个冲突，即发生在欧洲大陆寡头的利益与全球金融寡头的利益对抗的冲突中间。理解这种区分有助于安排和观察在大陆利益冲突的地图，当我们看到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抗时就能明白易懂地去做。只有这样我们将会理解反欧洲的民族主义的右派在成立一个跨欧洲的政党之后，基本上可能变成一个反对全球化多于反对欧洲的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指出这个“民族主义的极端右派”在本国范围内没有获得足够的权力时，已经做到与欧盟的大陆政治表现相联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利益已经不是与欧盟分享，而是以领导者的身份对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进行设计和强加于人。甚至可以预期对这些新产生的与大陆主义联合的民族主义政党来说，推动脱离欧盟对它们已经没有用处，更重要的是是否上台执政，因为表现一种大陆主义利益的可能是政府。因此必然提出的问题是政治联合已经巩固的大陆利益是什么。
现在与菲永一样，甚至可能提出共和党人“再次成为伟大的欧洲”的口号，同时要求不要丧失主权和国家的身份。上述情况要求欧盟本身更多的民主化，也就是说更多的开放和社会利益的包容。以中国和欧亚为中心的多极的普遍性计划以尊重国家的主权和身份为出发点，这是为了包容而不是在主要的问题上有矛盾。这些被称为欧洲怀疑主义和排外的右派明天会成为多极普遍性的保卫者，他们在生产和贸易的经济领域有很强的回应能力，因为新的“丝绸之路”已经到了法国和西班牙。
在 “极端右派”跨欧洲的政党建立之后，欧洲左派的主要力量也正在动员起来，以便建设一种跨欧洲的选择。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希腊前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克斯(领导着“2025争取欧洲民主运动(DiEM25)”)也在罗马提出了一项为了2019年欧盟选举的“新政”，目标是将欧盟民主化。两周之前，同是在罗马城“B计划”的推动者们聚会，这是另外一项寻求“反对紧缩”的政党和社会运动汇合的措施，作为对现在布鲁塞尔政策的选择。第三股力量由欧洲左派党(PIE)代表，它计划在11月份在马塞利亚搞一次活动，目标是吸引其他的组织。这三个平台或潮流(西班牙的政治组织“我们能够”、德国的左派党、法国的共产党等)保卫相似的与现在的欧洲力量破裂的思想，为2019年的选举寻找一位候选人。
由“机构”领导的政治计划，不论是欧盟寡头的计划，还是全球主义力量的计划，都缺少这种跨欧洲的力量。辩证地说，都汇入了民族主义的实践。在欧盟的级别上没有关系和公众辩论的的时候，也不是大型媒体辩论的内容。由于缺少在欧盟大陆级别上的政治表达，只能够由跨欧洲的政党去建设，它们在本国媒体上关于欧盟的辩论以矛盾的方式进行，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具有民族主义的因素。不会让我们吃惊的是，在不长的时间内必须维护大陆主义的政党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安赫拉·默克尔(德国总理)领导下，也瞄准组成一个跨欧洲的大型政党以便保卫欧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支持全球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的政党的领导层在1980--1994年期间占有席位之后，已经变成民主--自由派)实际上停留在国家一级的水平，因为它们将是在自己的议程中更少提及欧盟的政党。组成一个跨欧洲的政党为了去反对欧盟，对于全球主义的力量来说是一项矛盾的使命。
二，在欧洲左派和右派的独裁
4月23日和5月7日之间在法国发生的事情对于理解什么是对欧盟旧的政治身份是一次好的实验，很快它将超出自己的边界。法国的总统选举在一个新奇的修辞棋盘上博弈，值得就近跟踪：这两位领导人和从未露面的领导人说些什么和怎样说，因为两者都肯定他们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
马克龙现象引人注目的地方是，采纳国民阵线的思维某些主要共同的地方，将其停留在与我们和南西·弗雷泽一起可能称之为“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的内容相联系的“共同的意义”上。其观念是“进步的”自由的个人主义。这些观念的目标是取代扩张的、反对等级的、平均主义的、阶级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解放的解说，在60和70年代这在社会民主党中间曾经兴旺过。在实践中“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在为廉价和灵活的劳动力大规模移民进行辩解的目的是削弱工会组织和劳动者的组织。关于新的社会少数：种族、性别、宗教等的运动与全球主义的思维站在一边。在社会少数的讲述中，让我们记住被资本排斥劳动者和穷人，但是在实践中这具体地意味着对属于职业的中产阶级个人的包容，他们在跨国公司经营的工厂中是必要的，正如在美国和英国的现实中已经看到的那样。对于工人劳动者和中产阶级和中下阶级的劳动者来说，这项政策只是媒体的思维。
马克龙的目标是团结所有愿意进入新世纪，进入竞争、有资质和革新的经济，进入有进取心的人的经济(由全球装配平台第三方提供的非正规的劳动者)和感到与世俗和欧洲有联系的“进步分子”。对他们来说，保守派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就是那些想保护过去的秩序的人，靠他们右的和左的所谓“民粹主义”取消他们的资格。在金融机构的思维中“民粹主义”只是对倾向于组织和培训大多数劳动者和小企业家让他们作为变革的政治目标的政治计划的辱骂和负面意见。
在以“被遗忘的人”为代价，面对“有特权的人”的时候，玛丽娜·勒庞将政治争斗的中心移向另外的区别于右派和左派的轴心。在极端右派的行话中有特权的人指的是生活在“法律之上”所有的人群：非正规的精英和移民，“被遗忘的人”指被称为“被排斥的人”或“看不见的人”。国民阵线的候选人求助于法国的“人民”。对勒庞来说，建设一个新的法国必须经过恢复国家主权以便面对国王--金钱的统治“不屈服”。她要求回到各个国家的欧洲，在本质上她在保卫国家的主权和身份。由于参加国民阵线，在跨欧洲的党“国家的自由的欧洲(ENL)”等所谓“欧洲怀疑论”的政党需要向一个世界规模和多极的计划打开门户，这并不是经常的事情，这项计划的中心在中国、俄罗斯和欧亚，它尊重国家的主权和身份，以此作为出发点，以便与单极的金融全球主义对抗。
本质是它们争取自由和保护人民的斗争，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专制主义”威胁的防卫。专制主义的目标是将一切变成商品，这是全球主义的重要目标。玛丽娜·勒庞号召法国人民“反叛”，反对一些“试图建立一个奴隶的国家生产廉价的商品让失业者消费”的精英。这个运动没有任何奇怪之处，勒庞做到争得选票，以便在失望的社会主义者中间争取积极分子的选票。这种情况说明作为法国的社会党与荷兰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实际上变得一无所有。
三，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党的转移
现在我们看到战后诞生的欧洲社会模式的垮台，尽管不仅是由社会民主党大力推动的。1945年组成了战后的欧洲人民阵线上台执政，在整个欧洲扩散了“45精神”。之后到1947年至1973年的阶段，被称为“资本主义光荣的三十年”，出现福利国家和普遍的包容。这个阶段由战后社会民主党的共识统治。
在80年代，我们和佩德罗·贡萨莱斯一致看到掌权的社会民主党行动的两种模式。像密特朗的法国等国家试图实施一项不同于撒切尔在英国想强加于人的政策，在一些年的失败以后，走上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道路。另一方面，像费利佩·贡萨莱斯领导的国家西班牙等国，尽管在自己的国家建成了福利国家(或是扩大了福利)，从结构性改革开始引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和其他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机构的要求。
关于社会民主党衰落的现象，在许多欧洲国家(荷兰、瑞典、奥地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我们不能不强调这些社会民主党已被它们坚持金融全球主义的领导层占据。他们的思维和讲述是社会--自由的和民主--自由的，它由伦敦人安东尼·吉登斯、托尼·布莱尔和他的新工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以及纽约的克林顿们和他们的新民主党的思想家们发展了。这些思想家们表示，在新出现和取得进展的全球金融寡头的倒退与维护自己的大陆寡头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首先在保守的政党内部展开，如罗纳德·里根(美国前总统)的共和党和玛格利特·撒切尔(英国前首相)的英国保守党。这种对立在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表现出来。
社会的自由主义或第三条道路建立在由机会的均等取代社会正义的基础上。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一直在取消它们的社会激进主义，失去他们与阶级的工会有特权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达到破裂)，因为这些政党充斥自由派的职业工作者和官员，这成为霸权的因素。这些政党从群众的政党变成“选票主义”的党，结果它们的党员开始失去意义。它们放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何进程，甚至没有成为远期的目标。同时社会党向社会的-自由主义转向，共产党消失了，或转向社会民主党。到80年代末，特别是由于1989--1991年前苏联的倒台，表现为全球主义的金融寡头的思维向社会民主党转移。这些党的领导层取得席位的进展与他们全球交易的剩余物相结合，赶走反对他们的人。这在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很清楚，在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奥地利、瑞典甚至在美国都如此。
从这个时候起，控制“左派”政党领导层的全球寡头开始它对劳动者的工会组织的攻势，工会曾经是由这些政党建立的，它们实际上抵抗领导层占据席位。许多工会组织今天的前景更多地处在一项跨欧洲的计划中，很多成员甚至赞同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自己所谓“极端右派”的民族主义思维。这就是在英国将选票投给特雷莎·梅和在美国将选票投给唐纳德·特朗普的情况，或是弃权，如桑德斯(美国民主党总统预备候选人)的支持者那样。
四，面对欧洲危机的德国选举
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舒尔茨是新的总理候选人，它继续与身份危机作斗争，需要挽回那些放弃支持组成政党的选民们，以便将赌注押在左翼党的选择上。该党经历了从2005年开始由于格哈特·施罗德和他的第三条道路失败的危机时代。与其他的欧洲“中左翼”的形成一样，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的下滑伴随着内部权力的斗争，它的组成甚至有六名不同的领导人。
在这些年里，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稳定是由强有力的人物和领导人安赫拉·默克尔逐步奠定基础的，在这整个时期她是该党唯一的领导人和引导欧盟主要的力量。与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和自由党(FDP)一起，默克尔的联盟在德国议会拥有53%的席位。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稳定和默克尔的领导地位为加强德国的战略经济再次提供动力，使之成为欧洲工业的经济领导，从2010年起德国实施与中国和新兴的世界达成的战略协议。
2010年从西班牙的金融危机开始，伦敦的攻势是为了给欧盟和欧元制造不稳定;中国和欧亚采取行动加强欧元，购买欧元，用一种交易支持欧元，为欧盟的生产开放市场，巩固欧盟的地位。所有这些行动抵消了伦敦城对欧盟的金融打击，削弱了伦敦城在英国内部的地位。重要的是注意到后来英国“脱欧”的胜利同时也是伦敦城最大的失败。
除了缺乏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地位，舒尔茨还必须面对2010年有争议的议程的遗产，那是前总理施罗德任期结束时开始实施的一揽子措施。2010议程是德国前总理盖哈德·施罗德第二届政府改革的一揽子措施，在他的支持者和诽谤者之间对此已经争论了14年，但是由于普遍的共识使社会发生急剧的翻转。这项议程被它的诽谤者称之为“社会的自由主义”，它的实施是为了站在全球化和它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一边。当时社会民主党(SPD)领导人的这项议程遭到工会和党内左派阶层的激烈反对。它们揭露劳工立法的强硬造成就业的匮乏，对失业者造成过大的压力，认为这是劳工市场的自由化。
这项议程和它的削减不仅引起很多不满，而且由此造成施罗德主持的联合政府—由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开始输掉一次又一次地方的选举。改革振撼了整个德国，在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一场危机，引起左派的不同意见，它反对政府采取的措施。持不同意见的人以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奥斯卡·拉方丹为首，与德国东部的后共产党人合并以便建立左派党(Die Linke)。现在它是德国的第三大党，在联邦议会的620个席位中占有76席(12%)。根据该党的说法，它是德国议会中唯一的左派力量。
民意调查预测舒尔茨和社会民主党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投它的票的意图在32%左右，与后者持平，这里出现的进退两难的事情是：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票与基督教民主联盟持平，是与基督教民主党人达成协议，将赌注押在一个广泛的联合上，在大欧洲寻求两党制的稳定;或是相反，将决定红-红-绿的联合 也就是与左派党和绿党(Die Grünen)的联合，绿党是欧洲生态主义的先锋政党，它的支持率在下降。社会民主党靠这两个中左的政党在德国联邦议院达不到大多数的选择。
2017年3月26日在西部萨尔的选举是德国选举年对投票箱的第一次检验，距离9月24日的总统选举只有6个月。这个小选区只有80万选民，但是对总统选举却具有晴雨表的性质。基督教民主联盟除了保持第一的地位，还增加了近5%的选票，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大约保持了与2012年同样的水平。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保住它第一大力量的地位，获得40%的选票。社会民主党获得30%的选票，自从马丁·舒尔茨成为总理的候选人以后，在民意测验中预测它反弹以后得票低于预期。
处在第三位的是左派党，获得13%的选票。绿党获得4.5%的选票，低于得到席位的票数比例(5%)，被排除在新的地区议会之外。由于这个结果，社会民主党远离与这两个政党结成联盟假设的前景。极右的“德国选择(AfD)”在这些民意调查中支持率为6%，远低于去年在东部萨霍尼亚·安哈特获得的创纪录的结果，或是在西南部巴登·符登堡得到的15%的支持率。任何极右的团体都没有在联邦议会获得席位。
全球主义者取代作为总理的安赫拉·默克尔的前景曾被大型媒体大吹大擂地传播，但是看不到任何牢固的事实。正如围绕着法国选举发生的事情那样，可以预期发生假冒旗帜的“恐怖主义的袭击”。所谓的极端右派在联邦范围内没有处在夺去基督教民主联盟许多票的时期。但是，袭击可能以某种方式影响到默克尔的联合。柏林圣诞节市场上发生的屠杀对处在选举年的门前和默克尔的联合是一个打击，此时正好是她开始恢复部分支持率的时候。
在最近基督教民主联盟4月11日在萨尔的地区选举中前进之后，普鲁斯多特蒙得足球队成为一次“恐怖袭击”的目标。德国总检察院宣布逮捕一名可能与“伊斯兰分子”有联系的嫌疑人。据德国媒体报道，在假冒旗帜袭击的现场发现一封“以阿拉的名义”要求对他开脱的信之后，当局正在研究这次袭击与伊斯兰主义的关系。
要预测9月德国大选的结果为时尚早，但是一切表明全球主义者正在逆潮流而动。尽管有假冒旗帜的袭击，安赫拉·默克尔总理赢得一次新的胜利已经在地平线上。
五，“脱欧”以后的英国：全球主义与普遍性之间
2017年2月1日英国下议院以绝大多数票--498票对114票--支持授予首相开始和布鲁塞尔谈判脱离的宪法权力。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倾向于澄清她的政府希望与欧盟谈判英国留在共同市场。她已经表示英国想成为一块投资的“磁石”，想推动加强英国成为一个世界贸易的大国。我们想离开欧盟，走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她在一次演说中强调英国在世界范围的作用，引述中国和印度作为根据。
2013年12月，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隆率领一个近百名企业家的代表团到了中国，这可能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贸易代表团。访问目标：深化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卡梅隆表了态，但没有任何类型的措施支持更高程度的欧洲集团与中国的一体化：“在欧洲和其他地方，某些人看到世界在改变，他们想对中国关闭贸易的百叶窗。英国想拆毁这些障碍”。2015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邀请到英国进行一次国事访问。他们以联合的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提出一个“为了21世纪包容的战略联盟”(2015中英联合声明)，开辟了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黄金时代”。建议深化经济、投资和贸易、政治和战略的关系，将其列入“2020中国--欧盟合作的战略议程”的路线(从2003年开始)。
上述情况表明英国本身留下成为多极普遍的计划一部分的开放的选择，隐约可见这成为对全球主义者的选择。
从一种民主的观点说，英国的议会不能违背民众离开欧盟的决定，但是仍可能封锁离开“欧洲经济空间(EEE)”。在英国的情况下，伦敦城的“金融护照”不能受到质疑。“金融护照”授予所有被批准的企业在“欧洲经济空间”的一个国家设点或在该空间的任何其他国家建立分公司的权利，或是提供跨边界的服务。伦敦失去这些市场份额只能解释为失去提供接近统一市场有名的“金融护照”。问题是这种“金融护照”并不取决于欧盟，而是取决于“欧洲经济空间”，也就是说，取决于由欧盟28个国家加上列支敦士登、挪威和冰岛组成的统一市场。
欧洲经济空间与欧盟不是一回事，不管有没有欧盟条约的50条，英国有“欧洲经济空间”全面的权利，它的公民有权在统一的市场生活、工作和做生意，这在英国离开欧盟时不会结束。如果这些理由得到支持，英国保守党首相的政府应当启动“欧洲经济空间”条约的127条，该条文规定在一个国家放弃协议之前有一段12个月的期限。
面对伦敦城推动“金融护照”的可能性，欧元区的小型金融中心已经摩拳擦掌。这些可能“恢复”金融活动的中心主要是富兰克林、巴黎、都柏林和阿姆斯特丹。根据解体的构想，富兰克林可以分到45%，巴黎分到20%，都柏林分到15%，阿姆斯特丹分到10%。这个时候在不同的欧洲金融中心之间还不存在更小补充的概念，也没有共同的计划。很清楚的事情是，伦敦城失去“金融护照”意味着全球主义者的一次失败，因为他们让欧洲国家屈从于全球化金融资本的可能性将因此受到强烈的打击。由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已经召集新的选举，她希望在议会得到足够的票，以便英国也脱离欧洲经济空间，这清楚地表明她对多极的普遍性计划的选择。
围绕多极的普遍性找到的力量
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作为全球主义的人格化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主张全球化和多极的普遍性特别是非金融的人格化，他这样做是因为2017年在新兴的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与全球的金融跨国公司和世界大国的公司(它们的大多数，但不是中国的公司独占)共存。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多极普遍性的世界权力门槛的规模。多极普遍性的规模向我们表明权力的重要性，在这当中产生和实现权力、价值和状态。由于美国边界之内跨国金融资本两个部分之间的内部冲突，普遍性更有可能是胜利的空间，由于特朗普工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计划这将会加剧。
对于一种按照特朗普运动的风格的工业主义的民族主义权力今天似乎没有机会，对于美国军国主义的大陆主义来说确实可能有机会，但有限制，只是为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权力(由于克林顿、奥巴马的行动，今天这已经受到削弱，他们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系统地拨走资金)和它的热核战争威胁。依靠这个唯一的权力工具，没有为它提供有可能的状态。工业主义的民族主义也不可能受到军国主义的金融大陆主义的阻止和折服，因为前者必须否认它充分展现的所有可能性，这样它需要将其分裂。反对寡头的工业主义的民族主义只能被工业主义的多极普遍性阻止、折服和加强，这将深化和扩大金砖国家集团。
2017年4月6和7日，特朗普总统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这次会晤没有更多的消息，引起很多推测。这是一次讨论美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机会，如同特朗普在他第一次与习近平通电话时提出的那样。依靠这种博弈，可能对他的基础设施和运输计划提供很大的支持，这既是对控制美联储的全球主义力量的一次强硬打击，也是对控制财政部的大陆主义者的强硬打击，还得加上当特朗普指责北美自由贸易条约和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时带来的打击。
人们知道习近平邀请特朗普2017年访问中国，这项邀请已被接受;人们知道习近平邀请特朗普加入新丝绸之路，他们还谈到了朝鲜，需要通过和平的渠道找到一个解决办法。4月6日晚和4月7日凌晨美国攻击了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借口是合法的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事件还没有经过调查，今天没有任何人能够证实。但是能够证实的是4月6日晚上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一起，在特朗普个人的别墅，远离监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叙利亚基地的打击不突出，其根据没有受到检查和证实，它中断了会晤，将场地移向在叙利亚、阿富汗和朝鲜一场可能的军事的战争。这种移动企图废除特朗普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理解的可能性，这种理解将把世界带向一项通过和平渠道的解决办法，带向生产和工作。让世界远离“金钱”和“战争”的先生们提供资金的大型交易。
多数分析人士估计，4月7日至12日之间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对话的破裂结束了。在特朗普政府内部两个星期的紧张斗争中，美国在假冒的旗帜下攻击了叙利亚沙伊拉特空军基地。特朗普总统4月12日在白宫会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时似乎已经完成了他的立场的转变。
美国的意图似乎是寻求将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空军部队置于联合国的控制之下，这是全球主义者们在1998年(19年前)反对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实施的战术，至今这被认为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非法进行干涉。由此看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重新加强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在在前苏联倒台以后，1998年北约好像是全能的，推行绝对单方面的单极主义。1998年还没有发生假冒旗帜下的重大袭击，2001年发生所谓姐妹“金融塔”的倒塌，2008年9月美国莱曼兄弟公司的垮台开始了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两个事实宣告在美国在单极的保守的金融大陆主义和与正在上升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单极的权力之间的对立。
作为对2017年4月7日至12日的事实的回答，俄罗斯宣布它三个方位的核武器处于经常的行动准备之中，或者说有能力同时使用地面的、空中轰炸的和潜艇的发射台进行一次核打击，所有这些发射台都装配了核武器。如果是这样，我们可能又回到六个月前的同一点，当时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拒绝与中国、俄罗斯和它们的盟友—上海合作组织(OCS)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OTSC)一起工作。当时奥巴马/希拉里的全球主义准备将世界分成两个完全分离的部分，互相之间没有任何接触。这就意味着在武力成为必要的时候，对多极的普遍性说“不”。
但是不论是中国通过外资渠道，还是俄罗斯2017年说明拥有一个核武库能劝阻任何大规模军事战争的可能性，也能劝阻任何出口美国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在金融权力的重大角色之间劝阻一个以亚洲太平洋地区为中心的军事场面。
2017年4月7日至12日之间全球主义的活动与3月25日为纪念欧盟成立60周年由27个国家(没有英国)签署的“罗马声明”截然相反，该声明的签署是为了重申向着巩固欧盟与和平前进的承诺，此点对于在欧洲和世界全球主义者的利益是明显相反的。由于这个原因，全球主义的大型媒体对“罗马声明”没有更多关注。声明的签署表明在欧盟国家存在足够的觉悟，不可能把自己关在国家的边界之内，也不可能关在地区的和大陆的边界之内。
在3月25日签署“罗马声明”的环境中，教皇佛朗西斯科面对欧盟的27位国家元首的讲话从精神的意义上指出一个指向一项普遍的多极计划的欧洲的挑战，这项计划在中国和欧亚有它更大的活力。教皇因为他普遍的--宗教之间的人道主义，是人民之间桥梁的建设者，而不是隔离墙的建设者。教皇对27国元首说：“罗马由于它普遍性的天命，是这种经历的象征，因此被选择作为签署条约的地方”。现在团结的精神是特别需要的，为了应对离心的力量，以及应对减少联盟创立的理想对生产、经济和金融要求的诱惑，这指的是全球主义的威胁。换句话说，教皇佛朗西斯科邀请欧盟站在多极的普遍性一边。对全球主义来说，这意味着失败。由于一个指向中国和欧亚、扩大的金砖国家集团的欧洲，作为计划的“全球国家”将彻底排除在实现的所有可能性之外。
正如我们看到的，全球的通信平台总是企图将白的或黑的舞台强加给我们，或是支持或是反对，发挥它的支持者的作用超过它向群众通报的作用。
远不是白的或黑的问题，这是世界整体经历的现实。世界经历的这种普遍的现实表现出同样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角色的战略推动和多样性的复杂性本身。在荷兰、法国和德国的选举进程不允许具体地观察试图将情况强加于人的利益多样性，但是也由于这些情况结果将不同于媒体全球主义的计划。好像人民、劳动者和生产者在这个重要的危机时刻具有历史的文化的“本能”，以便选择面对他们主要的反对者的道路。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4月19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文章。)
作者：维姆·迭克森斯 瓦特·弗门托 魏文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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