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构建中国学派迎来了百年不遇的良机，可谓恰逢其时。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如何加快构建中国学派?本期观察版刊发几位学者的文章，就此话题展开讨论。
——编 者
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
基于复兴实践构建中国学派（人民观察）
鄢一龙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学派的兴起与发展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是对时代问题的思想回应、对时代实践的理论概括，又是推动时代变革的先声。当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而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快构建中国学派，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
中华文明曾一度陷入空前危机
欧洲文明源自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主要包括英国的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日耳曼的哲学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等。欧洲文明传入美国后，在20世纪形成了不同于欧洲的美国文明。这两种同根同源而发展方向有所不同的文明，被统称为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地道的西方世界的孩子，但它宣称要为全世界立法。在强大而霸道的西方文明面前，所有非西方文明与它的差异都被视为前现代与现代、外围与中心的差距。这一套知识体系宣称，只有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西方模式，才能获得进入现代世界的门票，才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先进的救赎。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纵横上万里，辉煌灿烂，几经兴衰而终不断裂，几经分合而终不解体。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文明都曾是世界上最领先的文明之一。但是，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下，曾一度陷入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面对这一严重危机，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勇抗争。在这个过程中，多少主义和主张轮番出场，又先后破灭了;多少道路和方式都探索了，又都碰壁了。打也打不过、比也比不过、说也说不过，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就是对这一空前危机的回应，就是在探求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道路引领中华文明走向复兴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不屈不挠伟大斗争，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跌落深渊的命运，找到了摆脱危局、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让中国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迥然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无法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解释，必须从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中寻找线索。
中华文明塑造现代中国基本形态。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华文明并未解体或断裂，而是保持了主体性、延续性、包容性，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开拓出新的发展境界。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制度建构。这不但使当代中国的实践必然表现出中国特征、中国形态，而且让当代中国知识体系必然呈现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现代化进程创造世界奇迹。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位，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20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被国际社会誉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90美元跃升到2016年的8000多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日益彰显。中国之所以能创造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让各种经济因素相互补充、协同发力，营造了健康有序的竞争和发展环境。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既避免了政治纷争，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根本保障。我们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新的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肩负着相互交织的重大使命，比如赓续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回应世界潮流，实现现代化梦想;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探索新路。这些重大使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必将改变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的基本态势，必将改变西方中心与非西方边缘的世界格局。
构建中国学派迎来历史性机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构建中国学派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土壤，也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性机遇。现代中国对世界思想学术的贡献与其伟大复兴势头还不相称，这固然有西方话语霸权的原因，但主要在于我们把太多时间花在“西天取经”、为西方思想提供注脚上了。路在脚下，真知蕴藏在实践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推动知识建构范式的革命，必将带来中国学派的诞生。中国学派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并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实现名与实的统一。不能解释实践的理论，不可能有效指导实践。当代中国学术不同程度地存在名实不符、名实分离的问题，其根源是理论滞后于实践、理论脱离了实践。我们需要的不是以名正实，以西方理论来校准中国实践;而是要以实正名，基于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再以中国理论创新成果来指导中国具体实践。为此，应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尤其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以及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和党建等领域形成的思想成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思想成就，是中国学派的主体内容。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发展中国学派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它可以成为中国学派的有益滋养。
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蕴含着重大理论问题。普遍性蕴藏在特殊性之中，只要是成功的实践都具有一定普遍意义，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示范效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成功实践，更是如此。中国学派不是中国特殊论，而是以中国实践为本位回应人类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为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提供中国方案。构建中国学派更不是搞知识上的闭关锁国，而是要广泛借鉴、积极吸纳国际理论研究成果，合则用、不合则不用，创造既是自主原创又能进行国际对话、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性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
实现研究方法的变革。构建中国学派要有方法论自觉，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研究。中国近代以后的学术总体上进入到以西方学术为师的学徒状态中，这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积极的一面。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要走向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都必须树立自主精神，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毛泽东同志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事求是、即物穷理，这是中国学派应有的研究方法。还应看到，构建中国学派需要变革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评价不是“记工分”。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过于西化，过于强调量化指标，容易引发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导致科研人员重量轻质、重载体轻内容、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重短期效应轻长期效益。改革和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扎根中国大地、遵循科研规律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
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某一学科流派的建构，而是一场涉及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范式变革，也是一场“大本大源”“动天下之心”“大气量”的思想革命。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以事实证明，中国不但是世界的经济巨人，而且是世界的精神巨人。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彰显中国学派的独特精神（大家手笔）
潘 维
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在讨论中国学派诞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究竟能否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一种观点主张一元论，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属于科学，均以发现规律为目的，二者本质上没有区别，所以不可能出现不同国别的科学。另一种观点主张二元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人类具有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特殊能力。例如，西方人结婚，新娘穿白色婚纱，中国人则喜欢穿红色礼服，这是因为人们对颜色意义的理解不同，是由各自的文化传统决定的。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与历史人文精神紧密相连，它以各个地域的不同语言为媒介，与本地流行的价值排序息息相关，而且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所以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容易出现众多学派。
中国学派应当包含不同理论流派，需要有思想观点的竞争，既包括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竞争，也包括内部各种学派的竞争。学习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是加快构建中国学派的需要。但我们更要坚定“自信”、破除“他信”，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品质，构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派，彰显中国学派的独特精神。
比如，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只有从中华文明中汲取丰厚养分，才能茁壮成长。当代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配置经济要素的效率高于政府干预。但中国自古就认为，经济是“经世济民”的道理和方法，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都是增进民众福祉的手段。干预还是不干预，关键要看民意。失去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怎么做都会导致灾难。如此看来，排除了社会和政治因素的经济学很难说还属于社会科学，排除了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存在。较之资本利益至上的主义，社会利益至上的主义更符合中国民本主义思想传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从2000多年前开始，中国的执政者就尊重市场机制但从不迷信市场机制，为了大众利益而积极调控市场。从“常平仓”到“盐铁官营”，再到土地“公有私用”，都是中华文明经济社会传统的体现。
又如，政治学的中国学派，只有把握中华文明的特点，才能提出自己的观点。中西历史文化大不相同，社会政治制度差异很大。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学者将阶级区分与阶级斗争视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强调关于阶级斗争的制度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一人之治”“多人之治”“众人之治”的区分。而中国人分家时是平分家产，几代之后大地主就消失了。另外，在中国，科举制度给普通民众以上升通道，很难形成稳固的阶级统治。明朝末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发现中国政府既非一人之治，也非多人之治，还非众人之治，但又似乎每样都有一些，所以倍感困惑。同样，产生于欧洲的政党，本意是某一部分社会群体的政治代表。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全体百姓福祉而努力奋斗的。
再如，法学的中国学派，只有扎根于中国土壤，才能突破桎梏、别开生面。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法理学研究者言必称西方。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法治经验不足、法治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可能难以避免，但在我国法治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的今天就很不应该了。“法”这个单词在欧洲有两层意思：一是神的权威，如上帝与摩西的“十诫”之约;二是自然规律，如物理学里面的定律等。因而遵守法律就是服从神圣、服从自然规律，就是道德的。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实行礼法合治，主张德主刑辅。法主要是指刑法，所谓“德之所去，刑之所取”。中国的先哲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需的，因为礼是防患于未然的道德引导，让民众在生活中有所遵循;而法是在极少数人突破道德底线后，迫不得已而采用的强制手段。可见，中国的法治不能照西方的葫芦画瓢。
构建中国学派、彰显其独特精神，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例如，在中外学术交流上就存在语言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困难。我国学者大都习惯于通过译著理解国外学者的思想，直接阅读外文著作的偏少，这就导致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存在一定障碍。反过来，我国学者的思想要让国外学界所知就更加困难，因为从中文翻译成外文不仅成本高，而且难以十分准确。如怎样翻译《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名字，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当然，困难是可以想办法克服的，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消除大量语言障碍。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把握不易、变易、简易“三大原则”
从中华优秀传统中汲取智慧养分（势所必然）
白 钢
构建中国学派，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从中国道路中提炼出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规律。如何构建中国学派?《周易》提出了把握宇宙规律的“三大原则”：不易、变易、简易。这“三大原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对于时下构建中国学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不易”：强调一以贯之、不可动摇的根本
“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不易”即常道。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文明不断拓展对人生与世界的认识，又不断以不同方式回归原点，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将走向何方等重大问题。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这种方法可称为“述”。述的意义在于从新角度反思老问题，通过创造性的重新诠释，为人们所面对的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类不悖，虽久同理”。把握天下之常道，对于构建中国学派具有重要意义。
民本思想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的古训，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最大共识。它把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作为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看作决定民心向背的关键。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贵君轻”;从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到顾炎武的“厚民生，强国势”，再到今天的“全面小康”，可以说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一以贯之。民本思想伴随中国梦的实现进程而与时俱进，现今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鲜明的现代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确立了新发展理念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一重要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构建中国学派不能缺少各个领域的精深研究，但如果不深入研究这些大本大源的问题，而只是在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零敲碎打，就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更难以传诸久远。
“变易”：体现学习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
以儒家而论，不易对应于“经”，变易对应于“权”，经权需要密切配合，才能与时偕行、保持中道。孔子提到的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革故鼎新，《礼记》更是提出了“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这种恪守原则又高度灵活、有大风骨亦有大器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是当代中国容易接受和适应新鲜事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文化基因，为推动中国学派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思想资源。
“唯知常而后能应变。”常中有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制度自信和改革创新有机统一，坚持“不易”前提下的“变易”，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必须始终坚持，这是制度创新的底线;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坚决破除，这是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序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还应看到，中华文明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了丰富养分，如社会主义理念就是西方人提出而后被中国化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选择地学习美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德国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色列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经验等，但我们没有简单照搬外国经验实现“变易”，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综合创新，将有益的养分融入中国道路有机体中。
“简易”：善于对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精炼概括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中华文明中富有影响力的作品，如儒家的《中庸》、道家的《老子》、佛家的《心经》，精妙而不繁琐，都不是长篇大论。这一中华优秀传统对于长期接受西方分析式学术训练、习惯于写长篇大论的当代学者而言，值得深刻反思和认真借鉴。不管论述的问题何等纷繁复杂、表达如何系统全面，都应当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描述的对象加以概括提炼，使之易于为大众所接受。这也是检验对复杂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认识是否深入的试金石。
理论只有被人民掌握，才能发挥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所遵循的就是“简易”之道。毛泽东同志用“闭塞眼睛捉麻雀”来讽喻主观主义，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来比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来强调实践的作用。他还通过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来揭示深刻道理;《为人民服务》一文用很简短的文字把党的根本宗旨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因而能够深入人心、广为流传。习近平同志指出，深刻道理要通过讲故事来打动人、说服人。寓抽象哲理于具体细节中，寓理性说理于感性素材中，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牢记梁家河村民吃上肉的期盼，寄托着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价值追求;讲述张之洞感叹改革之难，思考改革需要凝聚共识;约旦商人在浙江义乌开阿拉伯餐厅，见证着“一带一路”的巨大发展潜力;等等。《习近平讲故事》通过这些可触可感的细节，让宏大的中国故事变得“与我有关”。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将“基本原理”转换成“常识道理”，这是构建中国学派理应继承和发扬的中华优秀传统。
(作者为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图片制作：张芳曼
《 人民日报 》( 2017年09月24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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