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跌宕十年，世界格局已是地覆天翻：全球经济遭受重创，进入了低增长、高风险的“新平庸”;经济全球化浪潮遭遇挫折，孤立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加速变革，发展中经济体话语权逐步提升;实体经济再受重视，以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步伐加快……
更具深远影响的是，这场危机让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灯塔”，成了展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橱窗”。十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面临着内部断层和社会撕裂的困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西方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具有难以克服的制度性缺陷。
“历史的火炬似乎正从西方传给东方。”正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所言，在这场全球金融动荡中，西方在衰退，东方在增长;西方充满担忧，东方满怀希望。金融资本主义走到了跨不过的沟坎面前，其制度性的弊端，必然会让人们发现，实现现代化的制度，绝非只有西方这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统治”的动摇，加速着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革命性转进。
▲ 雷曼兄弟于2008年9月15日在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赢了(China won)”
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用这样一句话的简体中文和英文，做了亚洲版的封面。这篇封面文章的作者伊恩·布雷默说，这是《时代》周刊封面第一次出现两种语言。其中的暗喻就是，尽管目前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已在走下坡路，而中国正在稳步赶超美国。
布雷默是全球知名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创始人。他毫不讳言地指出，虽然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权很可能还会持续多年，但美国实力的支柱——美国的军事同盟、贸易领导地位以及推广西方政治价值的意愿——正在逐渐消失。
在他看来，这一结局最直观的起点，是十年前从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引爆并毁灭了50万亿美元市值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浩劫，对全球格局产生了远超经济领域的深刻影响。他在文中感叹：“就在5年前，西方一致认为，中国总有一天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来维护政体合法性。但是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甚至比二战后主导国际秩序的美国更加完备，更可持续。”
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马丁·雅克也作出了类似判断：人类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革时代，其两大鲜明特质，一是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主要力量，二是中国在其中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他说，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力量从美国向中国转移的一个重要和关键时刻，加速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的提高”，“这个进程非常迅猛，发展速度完全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回望阴霾未除的危机十年，肇始于美国华尔街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前所未有地改造了世界发展格局：全球经济遭受重创，进入了低增长、高风险的“新平庸”;经济全球化浪潮遭遇挫折，孤立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加速变革，发展中经济体话语权逐步提升;实体经济再受重视，以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步伐加快……更具深远影响的是，通过这场危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西方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制度性缺陷。
今天，国际金融危机的阴云仍然笼罩。但是，人们已然注意到不同制度在这场风暴中的不同表现。历经十年的调整与变革，中国持续稳定发展并率先拉开全方位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变革，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全球经济“危中求机、化危为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朝着更加健康、更富活力、更加公正的新时代前进。
“国际金融危机是旧国际格局和西方发展模式各种病症的集中体现。”采访中，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十九大报告事实上已经就如何彻底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给出了中国方案，这就是，“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他说道，“这场史所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既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摇醒了世界人民。”十九大报告强调，“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同时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世界经济“新平庸”十年
今年8月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报告说，其追踪的所有45个国家今年有望实现经济同步增长，这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10年来的首次，即便过去50年也很罕见。对此，有乐观者认为，全球经济终于渐次摆脱危机阴影，进入复苏换挡的关键阶段，并有望借助政策搭配的重心转移，实现从“脆弱慢增长”向“稳健快发展”的状态转换。
“即便如此，也意味着，世界经济历经十年磨难才终于迎来复苏的拐点。”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谈到，这场危机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导致损失之重、复苏过程之难，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
2013年7月，美国达拉斯联储的两位研究人员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尝试对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的成本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算，这一数值也高达14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毫无疑问，这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中央党校教授赵曜看来，这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规模大。此次危机不是一国性的，也不是区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始于美国的这场危机，很快波及世界，多国先后遭殃。
其二，范围广。此次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而且还引发了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信任危机，是一种全面性的危机。
其三，时间长。从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危机延续的时间一般也就是两三年。相比较而言，此次危机持续时间之长，“在许多经济学家的记忆中是没有的”。
其四，打击重。每一次危机都是对世界经济的一次打击，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此次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对世界经济打击最为沉重的一次。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设立的衡量标准，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倒退了12年多，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赵曜表示。
过往十年，各国一连串大剂量注入流动性的量宽政策刺激，让世界经济短期内避免了陷入更大的经济灾难，但复苏长期疲软无力的艰难景况远超“大萧条”时代，以致被IMF总裁拉加德称为“新平庸时代”，成了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常态。
从经济增速看，2009年至2016年，全球GDP年平均增速3.5%，低于危机前五年1.6个百分点。而且增速基本上未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2016年仅为3.2%，是六年来的新低。
从全球贸易看，危机之前的20年，全球贸易年平均增速约为6%。2012年以来，这一增速连年低于3%，贸易增长持续疲软，去年更创下了1.3%的危机以来最低增速。由于增速低于全球GDP增速，贸易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拖累。
从通胀状况看，危机爆发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基本都实行了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进入低利率乃至负利率时代。然而，通胀水平却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流动性陷阱使全球经济整体上处于通货紧缩的压力之下。
“这说明，危机前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先后进入换挡期，全球经济缺乏新增长点。与此同时，又面临着结构性改革滞后、有效需求不足、生产效率下降等多重因素的挑战。”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闫敏看来，这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
全球治理深刻变革
或许正是体会到了复苏的艰难，全球经济哪怕才刚刚显露出一丝走出疲弱复苏的曙光，就会让许多人如释重负。“春天到了，全球经济的春天也来了。”拉加德在今年IMF与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的这样一句开场白，与其说是展望未来所发出的憧憬，不如看作是回顾过去所流露的惆怅。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并列，成为第五种世界货币。对此，拉加德表示，作为SDR创建以来首次纳入的发展中国家货币，人民币入篮将加速国际金融制度的改革。这一举动，显然与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强烈的改革要求相呼应。
“分析此次从美国爆发的危机蔓延的原因，关键一点是西方制度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缺陷。”采访中，徐洪才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谈到，长期以来，国际货币体系中一直是美元独大，“这种格局意味着把世界经济的所有责任都压在美元身上，而美国显然已没有这个能力”。
危机引爆后，美联储先后推出数轮量宽政策，压低基准利率，借此支撑和刺激经济增长。而在国际社会看来，这实际上是美国通过放水印钞，让美元汇率不断下跌，由此分散、转嫁危机，让别国为美国之错埋单。欧洲扛不住了，越来越多的过度依赖美元的国家扛不住了，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成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而中国实行的是与西方不同的制度。
不仅仅是金融领域，这场危机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所存在的多方面弊病和漏洞都暴露出来。联合国《2010年世界经济与社会概览：重探全球发展之路》报告指出，“多重危机接踵而至，暴露了我们的全球治理机制在这些挑战面前，存在的严重弱点。”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看来，这些“弱点”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始终是发达国家主导，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无法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决策;
二是过度强调经济自由化，忽视全球经济均衡发展;
三是忽视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已远远超过政治全球化速度的现实，多边组织决策体制陷入公平赤字、公正赤字、民主赤字的窘境，无法真正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由一种国家制度主导的全球治理，若排斥另一种富有生机制度的国家，必然会把世界引入发展的对立面。根据IMF的测算，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60%强;而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从1990年的88.6%下降到2000年的76.6%、再到2010年的约30%。
“如今，没有中国等新兴国家，你解决不了全球经济危机，因此G8已经过时了。”早在2008年11月29日，时任法国总统的萨科齐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财务发展会议上所做的一番表态，让西方世界有了不同的声音。
危机倒逼改革。在国际社会共同推动下，二十国集团(G20)走上前台。2008年11月，G20首次领导人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宣布，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提出要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G20更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思路……
“G20峰会揭开了全球治理新的一页。”有评论分析道，这标志着全球治理不再是“西方治理”，全球治理从一个由少数发达国家“说了算”的旧时代，进入到一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商共量，走向公正合理的新时代。
“事实证明，过去九年，G20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采访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张茂荣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谈到，这其中包括加强政策协调，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设立《增长框架》，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复苏;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提升新兴经济体代表性和发言权;多措并举，促进贸易与投资;立足长远，推动包容、绿色发展……
在他看来，这一系列成果，不仅有效维护了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为各国逐步摆脱危机影响贡献良多;而且夯实了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地位，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渐渐从全球经济治理的“配角”走向舞台中央。
▲ 2008年9月23日，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左一)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左二)敦促国会尽快通过金融救援计划
西方模式
走下“唯一正确”“一统天下”神坛
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度的金融创新、缺位的金融监管、长期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分析由美国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可以列举出一长串的原因。
不过，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玉刚看来，这场金融危机，并不是什么监管不力、信心不足等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深层次矛盾不断积累导致的。“制度缺陷，才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他反复强调这一点。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1年7月6日发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一文中，对此种“制度缺陷”作出过更加直接的描述：“几年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经济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这正是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备受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核心。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开始受到英美等西方国家政府的青睐和追捧，其核心政策主张是“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全面市场化”。
上世纪9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核心的“华盛顿共识”登场，并借助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力独霸天下的威势，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全球推销。无论前苏东地区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实验，都可以看作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得意之作”。一时间，新自由主义俨然成为了“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美国模式也因此成为多国顶礼膜拜的发展模式。
但，正是在资本主义大本营心脏地带的华尔街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彻底释放并激活了新自由主义制度深埋的漏洞。危机爆发后，日本《每日新闻》得出结论：危机的元凶是“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与撒切尔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即市场至上主义”。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兴盛，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不断高涨，政府管制全面放松，经济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续提高，特别是对应垄断资本的逐利欲望，各类所谓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纷纷出笼，普通民众“自由享受”着举债消费的日子，垄断资本自由游走于世界各地，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脱节，各种资产泡沫持续累积、不断膨胀，经济运行的各种风险在表面的繁荣与欢快中迅速叠加，最终在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无声的破裂中爆发危机，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链条迅速将危机从美国发散到世界各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蔓延是新自由主义长期泛滥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持续激化的必然结果。”采访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易风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危机让越来越多曾盲目追随过“市场万能论”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猛然惊醒，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新自由主义。
与自然界的地震不同，这场金融全球地震是人为造成的。因此，更应当关注在什么地方引爆、形成大地震的成因是什么。有识之士指出：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达到了极限，当前这套制度危机四伏，对这个制度的迷信已然松动。
2009年6月19日至10月13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委托，加拿大民调机构“全球扫描”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对27国2.9万多人做了一项大范围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2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另有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改革。而最悲观的是法国人，有43%表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认为需要彻底抛弃。
连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也实事求是地改口说，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自由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将受到审判。
“正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以毁灭性打击一样，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也给新自由主义以致命性打击。”吴易风说，这次危机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资本主义的“灯塔”变成了展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橱窗”，其一向引以为傲、一直不遗余力向别国推销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也在危机的冲击下光环黯淡。
值得人们永记，这场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危机，是从美国而起。
▲ 美国纽约华尔街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11月15日，瑞士金融和经济网站在题为《中国靠近》的文章中谈到，世界目前正处在一个间歇期，而中国正走向在未来几十年内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的道路上，“这个国家将重新回到它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所处的位置，在它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遭到外国列强欺辱之前。”
今天，类似的观点出现在西方媒体上已不是新闻。对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崩溃论”似乎更容易抓住西方读者的眼球。甚至在这场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自顾不暇之际，西方一些人也不忘“大胆”预测“中国经济将会硬着陆”“中国金融风险面临大爆发”“中国改革陷入停滞”……
时过境迁，事实最有生命。这些为中国“量身定制”的预言，一一落空。相反，当“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世界经济踯躅不前之际，中国经济大抗风浪，“风景这边独好”，持续中高速增长的韧性，不断为全球经济创造发展新空间。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9～2015年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为3.8%，中国的经济增速则保持在6.9%～10.45%的区间内。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折合11.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8%，比2012年提高3.4个百分点。2013～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制造国和贸易国、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世界最大汽车市场、国际游客最大来源国……如今，已有足够多的头衔和标签佐证中国的崛起。
意义非凡的发展或许来自一些结构性深层变化。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迈过50%的门槛，历史上第一次，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人超过了农村;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首次超过吸引外资规模，标志着其从经贸大国迈向经贸强国;2015年，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0%，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迎来经济结构转折性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将进一步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增长能力。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2017年世界竞争力排名中，中国排名由2016年的第25位跃升至第18位。
经济竞争力的增强，使近年来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大幅提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创办、丝路基金设立、人民币“入篮”、G20杭州峰会召开……一系列以中国为主角或主场的大事件，标志着“中国主张”已晋升为“国际共识”，“中国方案”成为国际社会共同事业，“中国力量”已经成为世界进步的巨大动力之源。
“客观来看，全球金融危机给了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增强，国际话语权也明显提升。”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陈玉刚说，“甚至过去一度被国际舆论嘲讽的中国软实力，也开始悄然崛起。”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在故宫茶叙时，他主动用平板电脑向习近平主席展示了外孙女阿拉贝拉用中文演唱歌曲、背《三字经》和古诗的视频。现实是，学中文已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大时髦。不少美国家庭，特别是精英和富裕家庭，纷纷在孩子的中文学习上投入资金和热情。
“在全世界学习汉语热的背后，是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有评论分析道，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已经脱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实现复兴，其影响是深远的，使全球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英国《金融时报》发出这样的评论。
事实不会说谎。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乱象频生之际，中国之“治”俨然成为世人瞩目的一道风景，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竞相借鉴的标杆。“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4”显示，有68%的发展中国家受访者认可中国道路的发展理念，认为“中国方案”要比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更具借鉴价值。
“历史的火炬似乎正从西方传给东方。”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在《西方势力全球性下滑》的文章里指出，在目前的金融动荡中，东方在增长，西方在衰退;东方满怀希望，西方充满担忧。金融资本主义接近崩溃，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革命性转进。(记者 尚前名)(刊于《瞭望》2017年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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