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四梁八柱”的主体框架也已逐步搭建形成。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科学内涵，才能确保将已经制定出来的正确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执行好落实好。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政治性与经济性的统一
政治与经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但世界上很少经济组织是纯而又纯的，企业或多或少都带有政治性。在西方，大企业集团通过政治献金、资助竞选、培植代理人、政策游说等方式影响政治，不断维护和巩固阶层经济利益。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组建的内阁和顾问委员会充满了大量金融界、实业界的财富大亨，直白的展现了西方垄断企业集团对于政治的干预和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每一次贸易战的发起和暂停，背后都是各国政府和企业对于政治、经济等各种利益的交换与妥协。因此，对于企业所固有的政治性，应当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可靠臆想的经济概念去认识和谋划国有企业改革。
就我国而言，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从来都是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党建历程，就是不断谋求国有企业政治性与经济性融合统一的历程。在计划经济时期，政企不分，国有企业被定位为政府管理的生产单位，主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组织在企业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当时，尽管企业没有独立的经营权，生产计划、物资资金等全部由政府统一安排，但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国有企业也进行了奖励基金、利润留成等改革探索，对统收统支的企业财政制度进行适当完善。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政企分开，国有企业被重新定位为自负盈亏的市场经营主体。在扩权让利、利润包干、承包租赁等试点改革之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这一时期，伴随着经营权下放和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企业党组织的作用阶段性转向保障监督及思想政治等方面，但不久便强化为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国有企业规模效益达到新高度，但面临国际竞争和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在新的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的高度，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对国有企业政治性与经济性的融合统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回顾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植根于社会主义实践并在改革中逐步摸索形成的，既带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又强调以市场化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现实情况看，融入党的领导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在实践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国有企业不仅在计划经济时期为国家奠定了工业基础，在转轨时期为民营经济发展贡献了技术和人才，目前更是总体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不仅有超过80家进入世界500强，并且在航天、高铁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世界一流的创新成果。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坚定制度自信，坚决落实两个“一以贯之”，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让国有企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中更好地承担历史使命和责任。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对西方公司制度的合理扬弃
公司制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发明，被奉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典范，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制目前的治理框架是完美无缺的。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居民财富的增长，当前很多自然人、法人以购买信托计划、基金、理财产品等方式将资本委托机构投资者经营，由机构投资者选择实体公司投资，并派出董事参与资产经营。理论上看，每多一层委托代理，就增加一分资产失控的风险。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案例已经表明，资本层层委托经营和资本市场带来的股权分散化，进一步加剧了公司制固有的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等矛盾，导致了股东权利虚化、“董事会失灵”以及经理层“内部人控制”等突出问题，带来了更大的道德风险。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雷曼兄弟、AIG、美林等巨型企业轰然垮塌，但让公司陷入困境的经理层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还在申请政府援助的同时，拿走高达数千万美元的薪酬。这些公司看似结构合理、精英荟萃的董事会完全失灵，对经理层形不成有效的监督制约，让股东蒙受巨大损失，举世哗然。其后，虽然西方社会也采取诸如加强内部控制、严格外部监管等措施，但始终收效甚微，类似的问题仍层出不穷。2017年，曾经的互联网巨头雅虎公司经营难以为继，市值曾高达1280亿美元的核心资产被以4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但是，搞垮雅虎的CEO玛丽莎·梅耶尔不仅在位时是美国薪水最高的CEO之一，而且据美国CNBC网站报道，她在离职后还将获得约1.86亿美元的巨额补偿，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从我国国有企业经营实践看，党的领导能够有效纠正公司制度的缺陷。
一是党的领导能够弥补董事会运作的不足。董事会靠会议实施决策和领导，但董事会每年召开的次数有限，而且其中相当比例的外部或独立董事不在公司任职，花在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时间精力十分有限，这导致董事会容易被内部人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误导和操纵。企业党组织设于公司内部，深度参与企业日常运营管理，党组织就重大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意见，能够帮助董事会有效提高决策的质量。
二是党的领导能够强化对经理层的监督。西方公司制度赋予了经理层太多的权力。董事会闭会期间，公司资金调拨、物资采购、人员安排等资源配置权力主要由经理层把持，外部或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很难对其形成有效的监督。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融入党的领导，能够对经理层的权力形成必要的限制，能够对经理层中的党员形成直接的监督管理，有助于防止国有企业被异化为经理层的“家天下”。
三是党的领导能够凝聚职工的力量。2008年汶川地震后第四天，当受灾的人们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或忙于逃离疏散的时候，东方电气的职工们却冒着余震的危险冲进危房抢救生产资料，准备恢复生产。这一切，离开党的领导不可想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党的领导已成为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要健全协调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按照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设计，股东会是权力机构，根据法律和公司章程决定企业的重大事项;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为企业“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董事会是受权决策机构，对股东会负责，执行股东会决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和公司章程授权决定公司重大事项;经理层是执行机构，对董事会负责，依法行使管理生产经营、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等职权;监事会是监督机构，向股东会负责，对董事会、经理层成员的职务行为进行监督。各治理主体之间有分工、有协作、有制衡，共同形成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
在企业实际运作中，股东会、监事会的权责界限相对明确，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因为权责均涉及企业日常事务的决策管理执行，工作存在一定交叉，需要一些细化的制度安排，进一步理顺各主体对于公司治理的工作关系。
一要进一步厘清对于重大问题的职责定位。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职责贯穿企业经营决策和执行监督全过程，因此，对决策和执行中的重大问题均应当形成党组织的意见建议;董事会受权履行决策职责，对于重大经营决策问题，应当事先听取党组织的意见建议，进而结合各股东派出董事提出的意见形成公司决策;经理层负责执行公司决策，涉及大量具体形势问题的判断处理，对于其中的重大问题，经理层也应当听取党组织的意见建议，确保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贯彻执行，确保公司重大决策落实到位。
二要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应当坚持党组织书记、公司董事长原则上由一人担任，以便于将党组织的意见建议全面完整地向董事会反映，增进两个治理主体的协同;坚持党组织领导班子与经理层部分成员双向进入，以增强党组织对于业务工作的领导能力，同时增进经理层对于党组织要求的理解。
三要重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国有企业首先是经济组织，要将对各治理主体的考核重点统一于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方面，促使各治理主体形成发展合力;同时，也要加强对于党建工作的考核，促使有关治理主体自觉支持保障党组织履行职责、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公司治理还应当重视发挥国有股东的作用。“政企分开”毫无疑问是改革的方向，但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不干预国有企业独立经营，并不代表作为国有股东的政府出资人机构也应当对出资企业不闻不问，任由企业“自转”。历史经验表明，出资人监管不到位将大大增加企业失控和资产流失的风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支持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尤其要注意发挥国有股东的作用。
一是加强对混合股东的选择。万科、南玻A等企业财务投资人进入后引发的混乱警示我们，不合适的股权混合，不仅不会带来效益效率，而且很可能破坏既有的产业基础。
二是加强与其他股东的联络。除了每年少数几次的股东会，股东之间应当建立正常的联系沟通机制，及时沟通和统一对于企业发展的想法，形成股东会“用手投票”的力量，尽可能避免“用脚投票”的损失。
三是加强对于企业战略规划的指导。国有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出资人和国有股东要通过治理程序约束国有企业的无序投资，减少重复投资，将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需要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
党的十九大吹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的前进号角。在新的历史方位，国有企业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面临更为巨大的发展机遇，但更要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和挑战。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制度优势，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发展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更好地保驾护航。
(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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