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马克思一生颠沛流离，辗转欧洲多国。从特里尔小城的灰白色三层小楼到巴黎街边与恩格斯首次见面的咖啡馆，从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到布鲁塞尔起草《共产党宣言》的白天鹅咖啡馆……如今重走他曾走过的路，我们仍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与厚度，感受到他的精神与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
本报驻德国记者 冯雪珺
中国人对德国小城特里尔有着特殊的感情，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就出生于此。在那栋灰白色三层小楼的马克思故居里，常常可见中国人的身影。
马克思在德国的岁月可谓跌宕起伏。青少年时期，马克思的生活富裕无忧。他的父母均来自历史悠久的犹太拉比世家，家族族谱可以追溯到15世纪。17岁时，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读书，后又转学至柏林大学，开始大量阅读书籍，醉心于学术研究。毕业后，24岁的马克思成了《莱茵报》主编，写了不少文章抨击时政，为贫苦大众辩护，谴责专制制度，开始有了政治活动家的风范。
然而，因此惹怒普鲁士政府的马克思，被迫在25岁时背井离乡前往巴黎。尽管5年后在德国无产者的资助下，他曾辗转回到德国，可是仅1年后就收到了政府的驱逐令，从此与祖国永诀。但在今天的德国，仍有许多马克思留下的印迹。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与很多德国大学选择以一句拉丁语作为校训不同，曾孕育过黑格尔、爱因斯坦、格林兄弟等大家的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前身为柏林大学)，仍选择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小节的这句话作为校训，印刻在教学主楼大厅内的墙上。
对马克思自己而言，洪堡大学是他开启哲学之路的起点。在这里，他加入了“博士俱乐部”，跟随一群有抱负、思想活跃的年轻人，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对宗教和政治开展批判。也正是这段经历，孕育出了日后以批判和继承黑格尔哲学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总部位于柏林，以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女士的名字命名。各个分支机构都从事着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工作，如曾作为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的《新德意志报》编辑部，以及专注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狄茨出版社等。
基金会“马克思主义200年”项目主要组织者之一弗兰克·恩斯特的办公室里有一块白板，密密麻麻贴着各种纪念活动的安排——马克思生平图片展、《资本论》展览、马克思著作朗读研讨会、马克思著作中的女权主义会议……这些活动不仅遍布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有些还将远赴美国举行。
恩斯特表示，马克思的思想应该引起更多作为马克思同胞的德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关注与思考。恩斯特说：“有些批评者认为，马克思哪里都好，只不过说的都是19世纪的事儿。实际上，读马克思著作不应该拘泥于‘他没写到什么’‘他没预测到什么’，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一天，《资本论》就有一天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年轻人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感到迷茫;另一些在金融领域长期工作的人，则看到了资本发展的局限性。德国很多大学和机构找到基金会，希望能够共同举办一些讲座或研讨会，帮助高校学生了解《资本论》、了解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请求多了，基金会便干脆成立了学校。令恩斯特欣喜的是，前来参加秋季学校的在校大学生越来越多，“《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无疑为他们解疑释惑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在恩斯特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有机融合，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论，“没有所谓‘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在阐释世界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时，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去解读”。
共产主义事业的起点
本报驻法国记者 龚 鸣
1843年9月，在即将离开德国前往巴黎时，马克思曾给阿尔诺德·卢格写信说：“未来的情况也许并不十分明朗，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卢格是《德国年鉴》的创始人。19世纪40年代，由于普鲁士政府管制新闻自由，《德国年鉴》被查禁，卢格前往巴黎，着手出版评论性杂志《德法年鉴》，试图实现德法联合，推动社会主义运动。与此同时，马克思在德国因不堪忍受言论禁令从《莱茵报》辞职。1843年10月底，25岁的马克思应卢格之邀抵达巴黎，在塞纳河左岸开辟了新的舆论和思想阵地。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巴黎，是不少知识分子的避难所和根据地，是马克思眼里的“新世界之都”。1789年大革命和1830年七月革命的回声犹在，巴黎对渴望变革的知识分子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成为彼时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中心，也是成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摇篮。同时，法国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大量德国工人涌入巴黎。法国里尔第三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尔维·阿普里勒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巴黎大约有4万名德国工人及手工业者，加上诗人海涅等一批活跃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德国人群体。
阿普里勒表示，巴黎的经历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与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碰撞、与底层工人的频繁来往，使马克思看到了工人阶级对于革命的重要性。英国作家戴维·麦克莱伦在《卡尔·马克思传》中写到，在巴黎接触底层工人的生活使马克思意识到了“阶级”的存在，这一发现对他产生了巨大冲击，促使他一生都致力于工人阶级的解放。
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很难找到马克思的足迹，但这并不能抹去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印记。1844年5月，马克思写作了关于古典经济学、共产主义和黑格尔著作的笔记。这些文献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巴黎手稿》为人所知。手稿探讨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及其解放的可能性，以及通过共产主义支配自身命运的可能性，这些内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
1844年8月，一场会面载入史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约在巴黎街边的咖啡馆见面，两位青年的一次长谈，不仅让他们成为终身挚友，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启了光辉的篇章。阿普里勒介绍说，在这次会面中，恩格斯向马克思介绍了英国工人运动等情况，使马克思相信资产阶级革命并不足以促成革命理想，从而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对于这次见面，恩格斯后来写道：“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工作——共产主义事业由此开始了。1845年，马克思遭驱逐，将日渐成熟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出巴黎，“共产主义的幽灵”走向欧洲更广袤的大地。
法国哲学家、作家伊莎贝尔·加罗表示，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基础依旧立得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政治矛盾的分析仍然适用于当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资本主义本身。”加罗认为，在世界各国尝试改革的背景下，重新阅读和发掘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第二故乡”的思想成熟季
本报驻英国记者 许立群 强 薇
有人说，伦敦是马克思的“第二故乡”。从青壮年到老年、到病逝，马克思人生中的一大半时光是在英国度过的。客居伦敦的34年里，马克思“痛并快乐着”，在饱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和疾病折磨的同时，完成了不朽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并成为众人追随的革命领袖和导师。
1849年，31岁的马克思携家人来到英国。迪恩街28号是马克思在伦敦第一个真正的家。这是一栋狭小的四层楼房，距现在的“中国城”不远。楼房外墙上一块蓝色圆形标识牌提示人们，马克思曾于1851年至1856年居住于此。
在迪恩街的5年多，是马克思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因营养不良、缺医少药，马克思的3个孩子先后夭折。痛不欲生的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深深自责：“真不该结婚生子。”他还心酸自嘲：“我猜大概没有人可以在这么缺钱的情况下，还写得出关于货币的文章吧。”
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马克思以惊人的毅力，投身其信仰和追求的革命事业。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是令马克思最为愉悦的场所。1850年6月，马克思获得了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此后的无数日子里，从早9时到晚7时，马克思都会端坐在书桌前，如饥似渴地阅读。有人统计，马克思在此阅读书籍1500多种，整理笔记100多本。
马克思的伦敦生活，既是漫长的孤寂岁月，也是思想的成熟季节。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增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家中的安乐椅上长眠。3天后，马克思与妻子燕妮合葬于海格特公墓。1954年，在英国共产党及各国友人的捐助下，马克思墓移至公墓最醒目的位置。马克思的青铜头像坐落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基座上，深邃的双眸炯炯有神，似乎洞穿世间万象。光滑的墓碑上镌刻着他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及《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伦敦克拉肯韦尔格林大街37号，是一栋外表毫不起眼的白色二层小楼，这里是追寻马克思的人们一定不会错过的精神殿堂——马克思纪念图书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曾是英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出版社——20世纪出版社的所在地，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撰写的许多文章就在这里出版。1902年，列宁到达伦敦时也曾住在这里，并在这里编辑印刷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火星报》。1933年马克思逝世50周年之际，英国工党研究所发起成立了马克思纪念委员会，在这里建立了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作为工人的学校和教育中心。
图书馆馆长约翰·卡洛介绍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英国各界开始重新思考和评价马克思以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价值和作用，《金融时报》还刊文建议人们从马克思著作中寻找危机产生的根源及解决方案。
卡洛还透露，今年5月，图书馆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国际研讨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通过讲述中国故事向世人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依然葆有生机活力，依然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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