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的“特朗普现象与重新认识美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多名学者，围绕特朗普现象分为三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讨论。
专题讨论（一）：特朗普时代的国内、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学院达巍教授以《全球化、特朗普现象与中美关系》为题首先发言。他认为，近些年来，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在三个层面遇到瓶颈：第一，美国地理扩张达到顶峰，同时遇到中国、印度巨型国家进入自身主导体系之中，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出现重新分工;第二，在过去数十年间科学技术没有重大突破，依靠技术进步消解社会矛盾的希望比较小;第三，制度革新缺乏。美国目前缺乏突破瓶颈的办法，社会制度的变革是美国民众最可能获得成功的途径。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美国人还在寻找问题的解决途径，上一次制度层面的更新，即奥巴马的当选并不能让美国人满意。达巍认为，特朗普在任内希望制造一些不可预期性，虽然会取得战术优势，但同时也会消耗美国的国家信誉，从长远来看会损害美国霸权。长时期以来美国对其他国家提供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这是世界政治的公共产品，而特朗普上台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令国际社会对此充满忧虑。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立新教授以《特朗普现象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衰退》为题，选取自由国际主义兴衰的角度，从外交方面剖析特朗普上台的原因及其后的举措。自由国际主义作为美国主流的外交思想，长期主导了外交政策的制定。它可被视为自由主义原则与国际主义外交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被称为自由国际主义。这一套思想主导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塑造了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并在冷战后继续对美国外交发挥作用，在小布什时期形成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但是在伊拉克战争后，自由国际主义开始盛极而衰，接连遭遇重大挫败。自由国际主义的失效和挫败为特朗普的上台提供了基础，其表现有：美国相对实力的衰退，削弱了美国向海外输出民主的能力和意愿;民粹主义兴起，其原因包括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损害、移民涌入等自由国际主义的副产品，导致了美国国内自由国际主义共识的瓦解，越来越多的民众，包括精英和大众不认可向海外输出民主的议程。与此同时，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削弱了自由国际主义的基础——美国例外论。特朗普上台后，抛弃自由国际主义，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表现有：在经济上从推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转向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强调美国利益至上;在安全上强调美国自身实力的壮大，而不是集体合作，奉行杰克逊民族主义，在全球治理实行单边主义，包括退出《巴黎协定》;对继续扮演世界领袖角色三心二意，放弃部分领导责任，同时试图减轻在安全领域的领导负担，希望北约盟国、日本、韩国增加军费开支。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业亮以《“解构行政国”：特朗普保守主义国内政策的目标》为题，从特朗普的执政理念角度阐释特朗普现象。他认为，行政国自进步主义时代开始，总体趋势是在扩张，而特朗普上台后一直在采取“结构行政国”的措施，大刀阔斧削减行政机构，这与曾经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史蒂芬·班农有直接关系。特朗普曾用这样的话阐述其执政理念，“要对不断扩大的行政国急刹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刁大明副教授，以《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国政治生态》为题，谈了自身对美国目前政治文化新的认识。刁大明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既可被视为“因”，也可被视为“果”。如果将特朗普作为“果”来看待的话， 2016年总统选举是温和自由派执政周期结束的开始。如果将特朗普现象作为“因”的话，实际上可被视为圈外人不断适应华盛顿的过程。
在随后的专家讨论阶段，问题集中于王立新教授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展望问题。王立新在回答中指出，之所以预测自由国际主义会东山再次，是因其与美国的政治文化、政治传统联系在一起，深深植根于美国价值观，虽然目前处于低谷时期，但绝不会从此销声匿迹，时机成熟还会东山再起，再度主导美国外交。刁大明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当然不会消亡，问题是下次再次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它的回归充满多种多样的可能。在被听众问及北大西洋安全同盟的前景时，王立新认为，美国和北约之间并不仅仅是安全同盟，它们之间有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同盟关系，因此在特朗普执政下美国和其盟国之间不断出现的摩擦与纷争都属正常。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刘瑜副教授在讨论与提问中认为，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这类粗糙的标签所遮蔽的问题，可能比揭示的问题更多，因此需要再细致讨论特朗普反对的是何种全球主义。刘瑜认为，与其说特朗普在反对全球主义，不如说在调试美国政策目标与国家能力之间的距离问题，从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起，美国作为一个“帝国”，面临过度扩张问题，因此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开始从全球收缩，实际上是一个理性的做法。
专题讨论（二）：“特朗普现象”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基础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刘瑜副教授在《后现代化与乡愁：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文化冲突》报告中，从美国政治文化变迁的视角，讨论特朗普现象作为“果”的右翼民粹主义。她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是一种西方世界的整体现象。如果将其视为美国特殊现象，就容易单从美国独特性寻找解释。实际上，2015年—2016年难民潮已经激起右翼势力在欧洲的普遍兴起。即便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北欧国家，同样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可见不平等的加剧不足以解释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全球化的确导致了美国大量工人的失业，但不是引起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主因。大量的调查数据证明，美国并没有出现反全球化浪潮，即使是共和党内部，支持全球化的比例也是在提升的，只是提升比例没有民主党那么大。过去四十年间美国贫富差距在加大，但是美国人对贫富差距的满意度却在缩小，就政治后果而言，看法比现实更重要，这也意味着贫富差距扩大也不能解释。
刘瑜认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文化后现代转型所带来的自由和保守的文化撕裂，是特朗普现象背后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现代文化社会在向后现代文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带来所谓“权利的革命”，权利的主体开始从白人男性向少数族裔、女性、儿童、移民甚至动物扩散，权利的范围不断扩大。20世纪60年代之后，右翼相对稳定，而左翼在权利革命的刺激下剧烈变动。由于权利革命的推动，实际上左翼变得越来越极端。但是之所以右翼反而会给人更极端的感觉，并不是因为其观点位置而是其观点强度发生强烈变化。右翼以一种歇斯底里的态度表达一种在历史上看比较温和的立场，而左翼是以一种温和的态度表达相对激进的变化。之所以右翼态度会变得更加激烈，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围心态，在美国人口代际变化中，年轻一代对共和党的支持率越来越低，未来不在共和党一边。因此共和党人在后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越发失落、焦虑，产生出一种对美好旧时光的“乡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梅，以《由“特朗普现象”引发的对美国媒体的再思考》为题，讨论了媒体在特朗普当选中所扮演的角色。她首先讲述了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与教育家约翰·杜威在20世纪20年代的论战。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著作《公众舆论》，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提出了“拟态环境”概念。拟态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和加工，经过改造以后向人们所展示的环境。而传播媒介大多具有特定的倾向性，因而容易扭曲事实。拟态环境揭示了民主和舆论的困境，因此李普曼认为媒体应当由受过训练的精英掌握。杜威并不同意李普曼的观点，在1927年出版《公众及其问题》，坚持大众民主，强调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展现了对公众依靠自身处理公共事务的强烈信念。在现代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特朗普的当选展现了新媒体如何影响政治发展，公众又如何借助新技术影响2016年的选举，右翼民众如何利用新媒体对抗精英化左翼传统媒体，通过互联网传播各类信息甚至谣言诋毁希拉里，帮助特朗普当选。赵梅认为，中国学者要避免只是紧盯传统自由派媒体，而应当将底层右翼纳入重要的信息参考来源，顾及锈带、中西部劳工阶层的声音。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希教授以《“无选择困境”：政党政治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为题，探寻特朗普竞选成功背后的政党制度性因素。王希指出，特朗普以一个自称代表大众利益的局外人，挑战建制派利益，自费竞选美国总统，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其当选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王希创造了“无选择困境”(no-choice dilemma)概念，来描述美国选民在最后选举时面临的难题：无论是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并非自己心中合适的总统人选，但是如果不选取其中一位，则面临自我剥夺选举权的困境。如果说无选择困境是偶尔出现的反常现象，它对民主的损害尚可容忍，一旦无选择困境成为常态，并且渗透和表现在总统、国会议员、州长、州议会议员等各层选举中，那么选举的民主性就会大打折扣，这在事实上剥夺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利。美国政治学家列昂·爱泼斯坦(Leon Epstein)将这种弊端概括为“双寡头垄断体制”，选举票上固然可以出现两党以外的选举人，但是最终通常获胜者只在两党选举人中间产生。
王希认为，民主党与共和党经历了不断重塑的历程，通过灵活地应对变化牢牢把控美国政治，造成了选举僵化和政党工具化，使得政党的活动围绕成功赢得选举展开。当政治竞争变成放大的工具理性和实践之后，民主政治应有的道德和思想便会荡然无存。这种政党工具化为特朗普进入选举政治提供了入口，他加入共和党，通过违反政治正确吸引大批民众，从而赢得选举。
在学者讨论环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文莉教授就右翼媒体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很难找出一个为右翼民粹代言的媒体，特朗普的推特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刁大明就“无选择困境”提出质疑，认为在州一级层面是有实例证明可以突破两党制的。刘瑜认为，政党两极化的程度远大于社会两极化的程度，共和党之所以坚持反对堕胎问题的立场，和该问题涉及基督教观念中的生命观有关，妥协弹性很小，因此很难做出像移民、同性恋问题上的让步;选举团制度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可以保护小州利益，否则选举战场就集中在纽约、加州这些人口密集区，偏远地区选民的诉求就会被忽视;如果按照美国的长线历史来看，美国出现今天的极化政治很正常，与内战、重建到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相比并没有那么严重，美国在用改革预防革命，以调节矛盾。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大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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