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改变了中国，影响并惠及了世界，这4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浓墨重彩的40年。
面对这个举世瞩目、影响深远的伟大实践，中国网财经联袂今日头条共同邀请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共同记录这个伟大时代。
这一期我们邀请到了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看看他对改革开放发表了什么看法。
作者：魏加宁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这40年里，有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和反思，那么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认为，首先是制度，是制度改革。
一、制度改革最为重要
国与国之间竞争，比拼的到底是什么?——既不是国土面积，也不是人口规模，更不是经济实力，而是制度，是制度效率。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发生了。
二战，同盟国之所以能够战胜轴心国，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同盟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明显均优于轴心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轴心国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制度下，法西斯所代表的的独裁统治，分配效率低下，因此已有的资源总是不够用，于是就需要不断地通过向外侵略扩张来获取新的资源;然而，由于侵略扩张之后所带来的维持成本更高，因此就需要掠夺更多的新资源，又不得不继续新的侵略扩张，从而导致恶性循环，成本大于收益，收不抵支。与此相反，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国家主要以市场调节分配(前苏联虽然是计划经济，但与轴心国的管制经济相比还是要好一些)，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用效率和分配效率都要远高于轴心国国家，因此，应对战争的经济资源就能够像泉水一样不断涌现出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更值得一提的是，轴心国国家的人口种族政策，尤其是德国，令许多优秀人才为纳粹制度所不容，纷纷逃往国外。而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政治制度包容性很强，便吸纳了许多从德国流出来的优秀人才，从而为日后同盟国战胜轴心国打下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基础。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制度，走过了一段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以后，我国逐步引入了市场经济要素，从以计划统领协调各项经济的政策演变到通过产业政策来协调统领各项经济的政策——这明显是一大进步，由于不断引入市场机制，制度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40年来的经验来看，制度改革是40年经济快速发展主要的动力源泉之一。
二、决策制度是重中之重
再进一步讲，制度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比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等等。那么，在各种制度之中，哪一种制度最为重要呢?我以为，决策机制是重中之重。
仍以二战为例，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抢在德国人之前制造出原子弹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决策机制，使得科学家们的正确意见能够及时地传递到美国总统那里，尽管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总统还是及时采纳了科学家的建议，最终赶在轴心国前面制造出了原子弹，提前结束了战争。
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决策机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领导从80年代起就提出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于是，智库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成立了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样两个规模不大，人数不多，没有任何审批权，没有任何部门利益的“政策研究机构”，一个重点研究改革，一个重点研究发展，当然有时也有交叉，也有竞争。
除了这样两个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政策研究机构以外，各个部门也都成立了自己的“政策研究室”，各个省市也都设立有各自的“研究室”或“研究中心”。政策出台前，大都需要经过这些研究机构的反复研究和评估论证。因此，决策的科学性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三、决策制度里，纠错机制又是重中之重
决策制度如此重要，那么决策制度里面又是什么最为重要呢?我以为，最重要的是纠错机制。
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了变化，形成了纠错机制。对于纠错机制而言，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信息渠道必须是通畅的，信息传导机制必须是健全的，决策者要能够及时掌握正确的信息，及时发现苗头性错误，才有可能及时改正错误。
这就要求尽可能缩短信息传递的链条，减少传递的环节，以防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漏损或失真。最可怕的是，信息传递链条过长，传递环节过多，层层报喜不报忧，层层信息打折扣，真实信息被有意无意地隐藏起来，使得决策者成为“聋子”和“瞎子”，使决策变成盲目决策。按照控制论的原理，当大船本身已经偏离航线时，如果反馈信号仍然显示“航行正常”，就会造成驾驶员的误判，最终导致大船撞上冰山。所以，根据“危机管理理论”，一旦发生危机，就说明现有信息渠道出了问题，信息被阻塞。只有掌握真实情况，才可能少犯错误，不犯错误。
四、实现“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的理性循环
中国改革开放还有一条基本经验(规律)就是：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时，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
其实，思想解放就是为了发现问题，纠正错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什么联产承包、经济特区、吸引外资——这些文革时期连想都不敢想、说都不敢说的事情，到了80年代就真的在做了，以至于80年代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甚至出现了两次经济过热。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90年代初，当时围绕着“姓资姓社”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从而带动中国经济迅速升温，以至于1993年不得不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来抑制经济过热。
第三次思想解放是在90年代末，在外部亚洲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增长速度掉到了8%以下，在这种背景下，围绕着“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于是，中国政府抓住机遇，果断推动入市谈判进程，大力推动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以及住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从而带来了本世纪初头几年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
如今，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23日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如果我们能够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真正开启新的一轮思想解放，就能够带来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从而带来新的一轮经济增长。那么，中国经济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台阶，实现中高速、迈上中高端，早日实现国民经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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