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王梦恕院士的一篇专访，原载于《环球人物》2014年11期。在采访中，他说道，“铁路是国家的生命线，不应该允许私营企业参加。有人写文章说铁路应该搞私有制、混合所有制，我明确反对，不但铁路，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都不能搞。如果一个企业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它很快就会因为利益的关系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造成国家资产流失。政府不管大中型企业还管什么，还有什么权力?为什么大家感到中国伟大，因为困难时中国能很快地把人力财力集中起来，进行抢救，这点在很多国家是看不到的。”在他看来，“该垄断的必须垄断”，“垄断不是个坏名词，国家经济命脉必须要垄断。把这些国有经济给了私人，就不叫垄断了?”
采访王梦恕的当天，笔者先乘地铁1号线，又在复兴门转2号线，然后在西直门站下车，王梦恕所在的北京交通大学就不远了。说起这两条地铁线，王梦恕和它们的缘分还真不浅。1965年1号线地铁开工，27岁的技术员王梦恕提出了贯通误差，这个重大发现让三万多张图纸重新进行了修改，工期推迟三个月。1986年，他在地铁复兴门折返线工程中创造了浅埋暗挖法，不但节省资金一亿多元，还成功开启了地铁的新时代。
时过境迁。如今，王梦恕为人所认识，更多是因为媒体上各种略显夸张的新闻标题。从2008年杭州地铁塌陷事故，到2011年的“7•23”动车追尾事故，再到2013年铁道部改革……每一次，他都会亮出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大多与主流意见不符，有学者站出来反驳，有民众在网上抵制，他很少辩驳，却也从未因此收敛。
在屡次饱受争议发言的背后，王梦恕想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他的发声又给社会带来了什么，对于这样的发言，执政者、管理者、专家学者、普通民众，该抱有怎样的态度……这不仅考验着发言者，也考验着这个社会的心性与智慧。
对高铁的不客观评价让他动怒
在科技工作者和公共领域发言人这两重身份上，王梦恕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前者，但他还是被媒体称为“中国铁路代言人”。2011年“7•23”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他因为直言给自己惹来了麻烦。“动车信号技术和设备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人员和管理”，此番言论引起轩然大波，质疑声铺天盖地而来。
几年后再次说起这事，王梦恕依旧很生气。让他生气的不是当时所承受的压力，“做人要学武则天，死后留块无字碑，任人评价。所以，我不在乎。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说真话，社会就没希望了。”真正让他动怒的是对高铁技术的不客观评价，“机器设备和人工是相辅相成的，不是说设备一坏就要出大事故，很明显，这是责任问题。各个管理局不用专业技术人员，却把机车交给大学生。大学生不懂，又没经过系统培训，事故面前就慌了。我一直认为这才是追尾发生的根本原因。”
事故调查期间，王梦恕去日本开会，一名日本专家告诉他，新干线有次出事故死了106人，本来是技术问题，硬说成责任问题，表面重罚了司机，私下却给了他很多补贴，就是为了保护技术出口。最后，那位专家撂下一句话：“你们是责任问题，却要说成技术问题，自己否定自己，这是不爱国的表现。”
追尾事故后，中国高铁建设几近停滞，如今这种状况正在改变。王梦恕告诉笔者，中国正在构建全国8小时高铁圈。“除乌鲁木齐、拉萨外，所有省会到北京不超过8小时，省会之间也不超过8小时。”对此，王梦恕很满意，但对被热炒的铁路政企分开的改革，他又有了不同看法。“铁路是国家的生命线，不应该允许私营企业参加。有人写文章说铁路应该搞私有制、混合所有制，我明确反对，不但铁路，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都不能搞。如果一个企业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它很快就会因为利益的关系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造成国家资产流失。政府不管大中型企业还管什么，还有什么权力?为什么大家感到中国伟大，因为困难时中国能很快地把人力财力集中起来，进行抢救，这点在很多国家是看不到的。”在他看来，“该垄断的必须垄断”，“垄断不是个坏名词，国家经济命脉必须要垄断。把这些国有经济给了私人，就不叫垄断了?”
50年的工作经历以及感情倾注让王梦恕对交通这项事业爱之深、责之切。他可以赞誉、斥责、反思，唯一不能的，就是离开它。1995年，王梦恕成为第一批工程院院士，有单位以一个月3万元的工资挖他，他不干，“我去你那里当花瓶啊?”
少数派永远是个进行时
“很多人认识您，是通过媒体报道，您会不会觉得被标题党了?”听到这句话时，一直很严肃的王梦恕笑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可能会把一句话断章取义。我不怕，真理在我这儿。”他又补充道：“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很多时候，王梦恕的确是个“少数派”。
2003年，南水北调以明渠为主，仅在穿过黄河以及一些城市地带时使用隧道的规划一出来，王梦恕就不认同：“这个不行，得改。”但最终，工程还是按照原规划开工了。“明渠浪费土地，投资从500多亿元增长到2000亿元，现在还没做完。95亿立方水，要给44个城市供水，等到了北京，也就没多少了，还要通过隧道引到官厅水库。官厅水库的水本来是可以直接喝的，而南水北调引来的水是中水，得处理，这要它干什么？如果埋在地下，不但花钱少，而且是干净水。”
2007年上海市决定建设沪杭磁悬浮上海机场联络线。王梦恕认为：磁悬浮只是一种昂贵的“交通玩具”，不符合“安全、可靠、适用、经济”四项铁路标准，不适于引入城市交通。他还写了篇批评磁悬浮的稿子让上海一家媒体刊登，媒体要求他在稿件上签字才能发表。王梦恕没犹豫，签了名，“我说的话我就敢负责”。
如今，隧道引水的主张得到了认可和重视，磁悬浮在几番争论之后也不了了之、归于平寂，似乎王梦恕这个“少数派”成功逆袭了。
然而对他来说，少数派永远是个进行时，他始终在表达“不同意见”。
地铁站台要加装屏蔽门，王梦恕觉得没必要。“说是怕人自杀，但自杀的能有几个?本来是2分钟一趟车，加了门变成了3分钟。现在，国内的地铁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豪华，七成的用电量都用在不该用的设备上，只有三成的电用在牵引地铁上，这是巨大的浪费。现在地铁设备上了20多个系统，减一半没什么问题。”
这样的话一说出来，又是反对声一片，有的批评很激烈，认为他轻视生命。王梦恕说：“我没考虑后果，得罪谁我也不考虑，我认为对的就说。”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他，在战乱流离中长大，坎坷的经历令他性格顽强。曾有人问他对什么体育活动感兴趣，他说是拳击，因为那是他少年时面对欺负的反抗手段。而此后几十年的一线工作经历，更让他在面对困难时，敢于说真话。倔强耿直，也就成了他的性格特点。
“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我一定要说”
王梦恕不但喜欢就自己熟知的铁路、隧道等领域发言，在其他话题上，他也爱说上几句，而且不只是说说而已。
2003年年底，奥运主场馆“鸟巢”开工。按照原方案，“鸟巢”有个顶盖，长200米、宽90米的顶棚可伸缩开闭。这样的设计让王梦恕想到了北京地铁1号线的密闭门，“修建时，考虑防护需要，在出口设置了三道门。第一道是防爆门，防止冲击波;后面两道是密闭门，防止毒气进来。门4米高，3米宽，重不到10吨，下面还有轨道，有时候都拉不开。更何况鸟巢的盖重1.8万吨，还是在钢轨构成的柔性轨道上。”同时，他认为，屋顶开孔过小，也会影响场馆的通风。
取消“鸟巢”的顶盖、扩大屋顶开孔，当王梦恕把这个意见反映给有关部门时，被拒绝了，因为这是瑞士的设计，很难改动，倔强的他直接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写信。闹了三个月后，北京奥组委在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取消可开启屋盖、扩大屋顶开孔。王梦恕的建议带来了直接的社会效果：安全性得到进一步提高，用钢量比原设计减少了22.3%。
王梦恕把自己的这种执拗归结为坚持，“有些人是利益主义者，有些人是上面定了就做吧。但我觉得应该坚持真理，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我一定要说。”
王梦恕是人大代表，每次开会都会提好几个提案，而且重点提案他也会特别对待。“我不喜欢用电脑打印出来的文章，没有生命，看不到感情和思路。能上交到中央领导手里的提案，为了表达问题的重要性，我都用手写。”
若说哪个提案提得最久，恐怕要数“关于强制安装轮胎气压监测装置的建议”，从2009年，他连续五年提交。“尽管这不是我的专业，但当我听说每年全国因爆胎死亡达上万人时，我就坐不住了。”2013年5月，事情终于有了眉目，国家标准委向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了《乘用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国家标准项目计划，将完成计划的任务落实给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简称汽标委)。
王梦恕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紧跟全程，并认为汽标委秘书处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不能积极维护本土企业利益，明显带有为外企代言或者帮其争夺国内市场的主观意图”。相关单位开完会，给王梦恕回复说，不能强制要求安装中国制造的设备。王梦恕也很不客气：“现在中国高速铁路上跑的都是‘和谐号’，全都是中国制造，我们很自豪，但一看高速公路跑的是什么汽车?几乎全是国外品牌。”
2014年，王梦恕又拿出了一份“尽快完成强制性国家《乘用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标准制定，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建议”的提案，他相信只要坚持就会带来转机。
“我不能落井下石”
谈事，王梦恕是直肠子;对人，他最看重品德。作为院士，他要推荐院士候选人。全国36个城市都在建地铁，每个地方的总工程师他都了解，最终他推荐了深圳地铁的总工。这名总工在施工现场，看到两米多高的简易房中搭了三层床铺，工人睡在上面腰都直不起来。于是他争取到一笔资金给工人们另盖房子，改善了条件。王梦恕听说后，还特意去调查，果真如此。
王梦恕带学生，第一条就是培养品德。他曾和一个已经当上院长的学生探讨养生之道，就八个字：简单生活，物我两忘。“别人说什么话，一概不理不听，但不要记恨他，也不要给他穿小鞋，要有一种大气。”
刘志军任铁道部部长期间，王梦恕不止一次与他发生激烈交锋，甚至公开表示，刘志军作风霸道，建设铁路不注重“科学化”。2003年年底，甘肃乌鞘岭隧道开工。作为当时最长的铁路隧道，原定工期是四年半，但刘志军要求28个月内贯通，众多专家敢怒不敢言。2004年10月，王梦恕让媒体记者扮成自己的学生前往调查。最终，媒体刊登了《争议“亚洲第一隧道”》的文章，引起重大反响。后来，铁道报的记者采访王梦恕，他直言道：“采访我干什么，我说的话你发得出来吗?”
刘志军被调查后，王梦恕反而不怎么批判他了。“他没倒台的时候，我批评很多;出问题了，我不能落井下石。在高铁发展方面，刘志军还是做了很多有用的事。第一条线路开通后，他敢坐到司机的位置上，一出问题他最先倒霉，所以施工单位也不敢乱来。后来搞不正之风被抓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最后，他还不忘教训笔者一句：“作为媒体，你们要客观看待这些。”
的确，客观，是一个发言者的尺度，也是听众应该秉持的标准。尤其是当今社会，各种利益纠葛其间，各种面目的代言乱花渐欲迷人眼，更需要单纯且直言的专家。如何断定一个人的发言是否存在私心，不但要看他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做了什么，以及给社会带来了什么;不但要看他现在做什么，也要看他过去做了什么、未来会做什么——而时间会给出最客观的评判。
本文摘选自《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现代出版社2016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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