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能够理解：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的困惑有两点：第一，在本国社会分层的具体条件下几乎难以产生这样质量的“党”;第二，实行这种“一党制”几乎肯定会被西方视为“倒行逆施”，甚至遭到其打击。西方国家热衷向全球各地“传教”，传播其政体，不仅来自霸权主义，而且源于习惯，源于基督教文化。
在美国，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政党”，不是“执政党”，不是两党轮替，而是执政集团在社会多元利益条件下采取的政策。美国的政体看上去漂亮，似乎是成功的原因。但美式体制扩散到了不少欠发达国家，无一获得类似美国的成功，更有闻名世界的“失败国家”。
两百多年来，美国制度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其奠基者的设想，一直在适应社会结构的变迁。那似乎与“习惯法”特有的弹性有关。然而，原大英帝国所辖之欠发达国家大多实行习惯法而非成文法，却未见美式的制度渐变。美国的成功不是因为其“政党”质量高或轮流执政。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渐进的制度变迁中保持了动态的、在美国环境和语境下的“左、右”平衡，还有中央积极性与地方积极性之间的平衡。在保守与变革的平衡中，美国方走到今天。
在西欧，“议会主权”里的政党此起彼伏，比较能准确地反映各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变成了大国的世界，中等国家退出了世界的霸权竞争。欧洲各国无一人口上亿，为避免被压迫，只好试图联合起来，以成立“欧罗巴合众国”为最终目标。
但这个目标不仅被罗马帝国崩溃后一千五百年来形成的内部多样性困扰，而且还被外部势力掣肘。没有明确的共同外敌、强敌，欧洲的真正统一几乎不可能。于是，“欧洲议会”里的各个“政党”处于混乱之中，在统一利益与本国本地利益中像没头的苍蝇乱飞乱撞，所议之事也常是“遍地鸡毛”或“茶壶里的风波”。
最近二十年还在欧洲发生了五花八门的“社会运动”，其中包括各种极端主义势力。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欧洲政党基本处于涣散状态，“社会代表党”走上了穷途末路。
从上述讨论中可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第一，欧洲意义上的“社会代表党”，其重要性与社会构成的清晰性、稳定性成正比，与社会流动性成反比。社会分际越清晰、稳定，政党就越倾向兴盛;而社会流动性越强，政党质量就下降，就越倾向衰落。
第二，欧式政党反映社会力量对比的结构，但只有在相当程度上超脱社会力量而非被社会力量俘获，才谈得上执政的质量和能量。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条件下，欧式政党向“全民党”演变的趋势值得注意，比如各党政纲差异的模糊化甚至趋同。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趋同，英国保守党与工党的趋同。
第三，美国的两党制其实居于“全民党”与“社会代表党”之间。其积极的一面是“适度”保持对总统的制衡以及为政策制定提供负反馈;其消极的一面是总统与国会都被各种利益集团俘获，社会陷入深度分裂时决策会陷入僵局或者朝令夕改。
第四，在第三产业居主导地位的时代，高等教育普遍化，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分际模糊化。“全民党”比较适应这个时代。但“全民党”与社会相对较远的距离有正负两种可能。积极的一面是中立性带来的前瞻性、先进性;消极的一面是脱离社会、脱离基层、脱离实际，导致傲慢和空想。换言之，“社会代表党”的优势是注重社会“小事”，但办国家“大事”的能力难以适应激烈的国家间竞争。“全民党”的优势在于办“大事”，劣势却是容易轻视和忽略“小事”。由于“全民党”的社会基础含混，一旦丧失群众信任就可能全面崩溃。
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有三个：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一种落后的治国理政形式，而是一种能适应历史进步趋势的形式。
第二，深厚的文化传承并不意味着执政党的长寿。欧洲发明了政党，政党历史最悠久，但欧洲各执政党的质量和寿命都很成问题。中国国民党比中国共产党显然更注重传统文化，却是短命的执政党。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取决于能不能对人民信任度的起伏保持高度敏感。所以，找到保持敏感的办法，是决定我党质量和前途的唯一重要因素。
【潘维，北京大学教授。本文原载《北京日报》2018年12月10日第14版，原标题为《执政党的质量与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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