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第二大学政治通信教授阿诺德·梅西埃将11月在法国爆发的反叛确定为“被遗忘者的暴怒”，被称为“黄马甲的暴怒”淹没了巴黎和其他许多城市的街道。这次抗议由一个小火星引发：汽油价格的上涨。但是迅速扩大，因为舞台充满易燃的材料，梅西埃列举了一些。其中有马克龙总统的作用，他的政治建议所代表的事情是：法国是大城市的法国，是“商业精英的法国”(这些精英毕业于一个有威望的法国商业学院，一般来说持保守的方针)。
那些作为被遗忘的人们的暴怒，是对所有的事情和所有人的暴怒，是外围的法国的暴怒。梅西埃认为是一种爆炸性的“鸡尾酒”。因为他们已经说服自己为一项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计划大规模地投票，因为违约对它投票，因为没有选择，但是分享马克龙的意识形态的法国人在这个国家是“极端的少数”。
梅西埃提醒说，在法国的历史上一个这样评估的错误只可能是记住让-雅克·卢梭讲述的一位公主曾经向要求面包的穷人推荐，如果他们没有得到面包的话，可以吃饼干的轶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错误让他付出了“头颅的代价”。
梅西尔警告说，他反对一种令人不安的在法国两个等级之间社会的和政治的破裂：作为世界化的精英和受到保护的某些阶层的劳动者(他们没有受到在其他国家支付的低工资的威胁)的“胜者”和那些看到他们的就业和工资受到威胁，担心他们的未来，已经看到公共服务被削弱的“败者”之间的破裂。
马克龙确实正在显得日益孤立。对他的政府满意的人的比例已经从去年6月的64%下降到今年11月的25%。这是法国伊弗普舆论研究所承认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
“价值的”议程或第二位的政治
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混乱的一个表现是在一项“价值的”议程背后它的隐蔽性，在这项方程后面新自由主义的建议在稀释。
这说的是一个正在扩散到整个地区的进程，正如瓦格纳·费尔南德斯·德阿泽维今年10月在巴西发表的关于《在拉丁美洲新五旬节福音派的力量》中所强调的那样。
这种影响已经扩散到整个中美洲，但是它最大的影响现在是在巴西，在那里它在国会拥有席位，实际上横跨所有的政党，以便变成国会最重要的集团。阿塞维多说，“将福音的信仰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想结合是一项比贾伊尔·波索纳罗、保罗·古埃德和埃迪尔·马塞多更大的计划”。波索纳罗最近当选巴西总统，将于明年1月1日就职。他进行竞选运动的基础在于使人吃惊地维护诸如拷打、将公共的事情私有化和反对妇女和同性恋者的权利的价值。
保罗·古埃德是波索纳罗任命的经济部长。实际上是整个经济部门的协调员，一直在安排任命与他分享极端私有化标准的人。包括中央银行的负责人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他喜欢将这些机构私有化。
埃迪尔·马塞多是主教，在巴西是五旬节派教堂的中心人物，他的教堂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服务，成了亿万富翁。
混乱的重要因素是用其他“价值”的议程代替政治议程，为将民众的投票转移给隐藏在议程背后的领导人提供便利，这些领导人不是接受某个教堂的领导，而是控制国家的政治。从那里实施反对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策，大多数人已经感到失望，举行抗议造成混乱。
他们做到在基本的人权方面巩固一项保守的议程，作为政治的催化剂发挥作用，以便将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议程强加于人。
这个进程与我们在法国已经看到的很不相同。在这里马克龙提出的选举建议不是以新五旬节教派的价值为基础，而是以一个相对年轻没有重要的政治历史 的男子作为候选人为基础。但是，在他的建议的背后是同样保守的议程，在试图实施的时候造成失望与暴怒。
左派或进步的阶层在这个隐藏政治的进程中自然地负有责任。一般来说他们没有能够(或不善于)面对围绕“价值”的辩论确定自身，特别是在比如堕胎、免疫缺陷病毒、同性变配偶的婚姻等问题上，对此还要加上一个问题：安乐死的问题。面对所有这些问题居民根据自己的价值以宗教的频率定位，他们垂直地借助左派和右派。实际上是不过是借助或支持或反对堕胎的“保守派”或“进步分子”，存在左派和右派的人支持或反对堕胎，尽管他们区分的比例可能不同。在这些领域保守派想把他们的标准强加给整个社会。进步分子认为在这些问题上每个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标准行使权利。当进步的政党试图确定自己支持或反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个问题时，在他们的支持者中间造成混乱，因对价值的政治的干涉而感到困惑，不能分享他们的定义。
进步主义与女权主义运动也有类似的困难。这说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涉及妇女的权利。包括价值的问题，但是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因为这是要求世界的一半居民的权利。
但是，这不是一个同类的运动，也不是别的运动，在政治上可以分类为右派或左派。进步的政党面对这些特色不知道给自己定位，这样就把这些要求放到他们的建议的框架内。确实如此，不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在女权主义者中间我们都遇到左派和右派的立场。如果问题将政治内容与隐藏的内容叠加，结果就会将另一个混乱的因素加入到辩论之中。
观念的混乱
面对政治的局面没有任何词句比混乱和失调能更好地表达“民粹主义”的观念。看到某些学者不停地变戏法取乐，试图让现实适应这个盒子。英国《卫报》的评论员卡斯·穆德的文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民粹主义，一篇很有趣的引言》一书的作者。文章的题目是《民粹主义如何变成确定我们的时代的观念》。
对于穆德来说，在英国“脱欧”之后使用这个词变得有“爆炸性”—当时多数人在2016年6月23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做出决定，英国退出欧盟—特别是在唐纳德·特朗普也在2016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他2017年1月就职，在谷歌进行的最大的磋商浪潮中强调“民粹主义者”这个词，对这个浪潮还要加上对这个词的学术研究。
这个词对于辩论远没有提供透明，开始在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和欧洲东部的不同国家使用这个词确定组织和政党，它们都被确定为“极端右派”，一般来说其特点是拒绝从十多年前就震惊欧洲的移民的浪潮。
穆德最后将“民粹主义”确定为“一种认为社会已经分裂为两个同类的和对立的团体，‘真正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但是以后出现了其他的“民粹主义”，将其归罪于像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这样的政党，它向希腊人提供了对欧洲委员会的紧缩政策的一种选择，紧缩政策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但是该联盟后来屈从地接受了激进的强制措施，使这个国家陷入深刻的贫困和经济衰退。其他的“左派的民粹主义者”有西班牙的政党“我们能够”，这是一个感到自己接近阿根廷人埃内斯托·拉克劳定义的“民粹主义”的团体。拉克劳已经去世，他的建议继续被他的同伴昌塔尔·穆菲推行，但他的视角没有对澄清时髦的观念做出贡献，这个观念指导所有人的分析。在所有的情况下，这两个政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的“我们能够”)中没有一个以一项激进的反对移民的政策为其特点，它们提出的经济政策也不相似。
但是，对穆德来说，“没有疑问的是民粹主义说明出现这么不同的政党所代表的难题的一部分，比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西班牙的‘我们能够’，或瑞典的‘民主党人’，后者是一个在最近瑞典的选举中以一项反对移民的建议为基础获得巨大成功的政党”。
一个如此广泛的观念能够聚集起源和目标都很不相同和相反的政治组织，肯定对理解国际舞台的挑战性质用处不大，正如穆德的结论最后所表明的那样：如果 20世纪初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动员了他称称之为“反民主的极端主义”，今天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民主”占主导地位，尽管不是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民主”
的内容。
但是，不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只是引述两个领导欧盟的国家)都不存在比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联合的德国基督教社会民主党人所代表的右派更右很多的立场，或是马克龙做到的在法国联合的团体。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政策推动产权的私有化和在原东部的德国大学里的“清洗”。
在欧洲的舞台上强制实施紧缩的政策，特别是严厉的政策已经使希腊沉沦，这对德国的银行有利。这些政策所代表的利益不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就是最保守和势力最强的经济团体。但是，它的极端主义被排外团体刺耳的言辞隐藏下来，它们的建议让人记起最近的历史上悲剧的时期，但是在某些方面，比起统治阶层的政策不那么保守
在世界上的混乱
如果混乱以进行政治辩论的方式扩大的话，并非更不确实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中混乱已经强加于人。
表现的形式之一是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所表现的“民族主义”，已经将政策与他的承诺和国际协议脱离关系，比如关于贸易的协议和气候变化的协议，或是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的条约，欧洲国家也参加了核协议的谈判。
国际舞台另外一个更新的因素是“东方”的分量日益增加，打乱了战后继承下来的平衡。正如新加坡受人尊敬的学者凯索·马布巴尼在他挑衅的书《西方已经失去它了吗?》中所说的，“西方面对的问题的核心是连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没有理解在21世纪初历史改变了方向。西方多米诺的时代结束了”。
他补充说，自由主义“创造了一种智力优越的态度，特别是面对世界的其他国家”。“与此同时，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有世界上最自由的头脑，精神上封闭的宇宙将不会醒来，也不会理解是他们把自己分类安置”。
马布巴尼关于西方统治结束的视角在国际舞台上有实际的表现，也许有两个表现作为事例表明这些新的紧张。一个是政治和地缘地理：中国在中国南海的存在日益增加，美国企图节制这种扩张，扩大它在该地区海军的存在。另外一个表现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不可阻止的。特朗普的贸易制裁代表着更大的混乱，是国际秩序面对的最直接的混乱，正如专家们提醒我们的，欧洲的领导人担心，直到不久前他们还是华盛顿无条件的盟友。
这里出现了西格蒙德·弗罗伊德这个人物—如同马德里康普顿斯的哲学教授何塞·路易斯·维亚卡尼亚斯让我们记住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已经生病和疲惫了，他向阿诺德·茨威格坦承：“时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但是我感到解脱了启示你们的任务”。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8年12月3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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