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印度大选——人民院(议会下院)选举将正式拉开帷幕。选举分七个阶段进行，至5月23日结束。印度人民院的选举，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选举活动，此次选举预计将有9亿选民参与投票，超过2014年8.145亿的投票人数。同时，根据相关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印度大选耗资将达70亿美元，成为迄今全球最昂贵的一次选举。
金钱的游戏
伴随着日益白热化的选情，印度大选的花费不断成为关注的焦点，令印度的民主制度再受质疑。大量的金钱被投入到各种形式的广告宣传中，目的是拉票和开发新选民。通过礼品直接“贿赂”选民，是印度大选的特色之一，也可说是印度的选举文化。过去30年来印度国内政党之间竞争的加强，政治力量的发展日益多元化，也导致这种形式的“贿选”愈演愈烈。
事实上，政党候选人既没有手段，也没有办法去监控收受礼品的人是否投票给自己，他们的担心是竞争对手也会送礼，从而影响到自己选票的份额。迫于这种预期的压力，候选人还是乐意向选民送出五花八门的礼品，从现金、食品、日用品到电器各种形式都有，并且造噱头、讲排场，互相攀比。
不得不说，金钱的力量颠覆了民主的本质。随着竞选支出的增加，候选人的胜选可能性也随之增加。所以，印度的选举成了有钱人的游戏。根据印度民主改革协会和全国选举观察的数据，在2014年人民院选举的542名获胜者中，443名(82%)是千万富翁，而在2009年选举的521名获胜者中，300名(58%)获胜者是千万富翁。虽然竞选的费用高昂，但一旦竞选成功，也会带来财富上的回报。2014年竞选连任的168名人民院议员的平均资产从2009年时的5380万卢比飙升至1.278亿卢比，就是最好的例证。
变相的“投资”
一般来说，政党和政客有多种的资金来源，这其中包括党员交纳的党费、党产的收入，以及利益集团的资助。印度的政治捐款规则比西方主要国家宽松，而且缺乏透明度。在英国，公司不允许直接向政党捐款;美国只允许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对联邦竞选活动进行无限制的资助，但要求披露捐助者的姓名。虽然印度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在不断修订关于选举经费及捐助机制的规定，但收效甚微。
尽管印度政府对于候选人的选举经费设定了上限，但是对政党的选举经费并没有设上限，而且对于政治献金的监管乏力，这主要是因为规则是由掌握政治权力的政客设计的。由于竞选的花费巨大，任何政党上台以后，都不会轻易用制度来堵住自己的竞选财源。如果某个政党在议会中居于主导地位，该党的领导人就有可能对行政机构施加影响，使本党的违法违纪行为免于调查。
负责监督政党和候选人行为的选举委员会，以及与政治调查紧密相关的中央调查局和中央警戒委员会既缺少必要的资源，也缺少独立性去处理政治献金问题，最终导致现行的法律法规无法落实执行，腐败案件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在这样的情况下，选举变成一种依赖于交换原则的“投资”，导致了妥协性的民主。换句话说，候选人不一定能够代表选民的利益，而是代表自己的利益，政治成为大多数政客通过自我宣传巩固家族权力的途径。
印度的民主制度中，家族政治、大佬政治的因素非常突出，政治领导人权势很大，政党内部的运行并不民主，这也导致决策容易在小圈子形成。政党对于竞选资金的需求必然导致政党与大财团、大公司建立密切的联系。
印度的大财团、大公司都非常注重发展与政治领导人的私人关系，积极参与并进入议会，寻求政治代理人对政策直接发声，影响选举后各行政官员的人事任免，或者参与各种政策咨询委员会，拉拢行政官僚，利用媒体、智库渗透舆论等。由于政党在选举期间从大财团、大公司吸引了最大限度的资金，反过
来在执政的时候自然要给政治捐赠者输送巨大的利益。于是，金钱在选举期流向政党，选举后又反向流动。这导致“裙带资本主义”在印度蓬勃发展，商人和官员一起寻租的现象十分普遍。
“例外”的民主
作为印度两大政党之一，印度人民党这次大选中计划投入的资金最高，同时其获得的政治献金在政党中也居首位。为了保证该党的竞选优势，莫迪政府率先采取行动放松印度的竞选财务法。新规则取消了公司对政党竞选捐助的上限，允许包括外国实体部分拥有的公司匿名为选举提供资金，由此也引发了不少批评。因为这样一来，工商界甚至包括外国的资金都有可能对本次人民院的选举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在很多民主的观察者看来，印度的民主是“例外”的。虽然印度备受人口增长迅速、环境恶化、大规模贫困和族群宗教问题的困扰，印度仍然能够维持着联邦制度和民主化进程，保持着民主制度的平稳运行。必须承认的是，从一开始，民主原则在印度的实践就要适应印度社会的现状，部族、家族、种姓和宗教的元素不断渗入民主的架构，原来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单位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利益集团形式表现出来，或转换为政党，参与到政治博弈中去。
作为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型社会，在选举、司法、监督等等民主机制都不完善的时候，腐败政治、权力的寻租就变得普遍了。然而，印度社会的政治动员十分有力，民众选举的热情和参与度非常高，选举也确实带来了低种姓的政治觉醒、阶层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公民认同加强的结果。在普通民众的眼中，参与投票给予他们改变现状的一点点希望，选举未必能带来预想的收益，但他们能做的似乎也只有参与到这种游戏规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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