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台湾演员高以翔参与浙江卫视综艺节目《追我吧》晚间录制时突然晕厥，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猝死离世，终年35岁。这一新闻立即引发广泛关注，让人们看到艺人工作过程所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身心健康问题。
在高以翔的新浪微博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热爱运动、积极生活、待人温柔礼貌的人，他还有很多的梦想还没实现，他还有很多的朋友没有见面，他还对未来世界拥有着许多的美好期待，但是，他的生命戛然而止，这些所有的希望都瞬间暗淡下去，残酷地化为泡影。这样一条鲜活的生命突然以这样的潦草的方式消失，不禁令人痛惜。
这或许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意外。我们固然要反思浙江卫视《追我吧》节目组在录制过程中的种种不足和缺陷，例如在节目情节设置的不合理性、节目没有及时配备医疗团队、为了赶工而忽略艺人发出的求救信号等。但是，我们更要从制度层面去进深入反思这背后的娱乐工业机制，思考造就这一场悲剧的社会原因。
文化工业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姆在1947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一种与工业流水线生产相似的文化产业模式，所谓“工业化”意味着大批量、流水线、同质化的可替代式产品生产模式。这本身揭示了文化工业在现代发达社会中是类似于工业生产流程的产业模式。因此，文化工业产品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一种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取向压制了价值理性取向，进而带来了某种异化。
2014年，浙江卫视推出竞技类真人秀节目《奔跑吧兄弟》，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此后，国内相继炮制了大量的同质化竞技化节目，如东方卫视推出《极限挑战》、湖南卫视推出《全员加速中》等。为了在激烈的综艺节目竞争中脱颖而出，为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吸引观众的稀缺注意力，节目不断上演惊险刺激的场面，一次次挑战参与者的身体极限，甚至故意“虐待”明星，人为制造电视银幕上的种种危险“奇观”。
人们从电视、屏幕上只看到明星们“卖力”演出，却很少关注到这些“奇观”背后时常建立在超负荷的工作和压力之上。在对视觉效果和收视率的病态追求中，明星艺人们为了完成节目任务，配合制造节目效果，只能无限制地进行自我消耗和自我透支。安全得不到保障、休息时间不固定，艺人们成了娱乐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只能兢兢业业地配合着这一场资本主导的野蛮游戏。在此过程中，休息成了阻碍资本大生产的重要要素，娱乐工业最大程度上榨取从业者“八小时工作”之外的剩余价值，而从业者只能在与娱乐工业不对等的话语权下不停配合演出“惊奇秀”。他们宛如马戏团里在驯兽师皮鞭下不停钻火圈的老虎，不停为观众带来欢笑，却没人注意到老虎那被火烧焦的皮毛和身上的一道道鞭痕。
高以翔意外离世的悲剧，为我们揭开综艺节目行业乱象的一角，我们在痛惜一条鲜活生命离去的同时，更要对娱乐工业过分追求效率至上、过分追求奇观的单一价值观进行批判和反思，从而进一步改变现状。
1985年，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出版了《娱乐至死》一书，对电视主导下娱乐逐渐成为社会的话语表达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34年过去了，“娱乐至死”的整体大环境仍旧没有改观。在一切为了娱乐的畸形价值导向下，危险被当成刺激，痛苦被当成制造廉价笑声的原料，而作为娱乐工业的代理人，节目组间接地承认了这种行为的合法性。受众的刺激阈值在一次次的观看行为中被不断提高，最终麻木。于是，在新一轮的娱乐工业内部竞争中，为了争夺受众，节目的刺激性、竞技性、危险性又大大提高，由此陷入过度追求刺激性的恶性循环，从业者遭受着高速运转的娱乐工业大机器的盘剥，最终造成了“娱乐致死”的悲剧。
明星艺人首先是一名普通劳动者，其次才是万众瞩目的偶像。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我们需要多方努力去共同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例如，节目组能否打破以猎奇换流量的单一思路，在追求商业价值的同时更注重社会价值?广电总局在进行节目备案和审查时，能否及时对危险节目进行叫停?相关影视组织能否发挥好行业组织和动员的力量保障影视界从业人员的基本权利?相关部门能否加强对娱乐产业和资本的监管?我们相信，只有做到这些方面，才能营造出一个健康有序的影视从业环境，才能避免娱乐工业机器吞噬掉下一条宝贵生命。
毕竟，生命只有一次，这种带血的畸形流量，不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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