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委调查组通报了涉及李文亮医生的调查结论，认定武汉市公安局中南路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调查组要求督促公安机关撤销对李文亮的训诫书，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只是“撤销”训诫书，不彻底推翻当时的训诫，也不宣布抓几个高官吗?另外，对武汉抗疫的初期表现也没有个定论吗?一些人大概会觉得“不过瘾”。
首先，按照老胡理解，这是“涉李文亮”调查组，而不是武汉、湖北抗疫初期表现的调查组。关于后者，武汉初期行动迟缓、应对不力已是中国上下的共识，老胡相信国家肯定会另外调查，严厉追责。我认为，公众值得进一步期待：疫情结束时国家必将开展全面总结，该有的进一步追责不会缺席。
就涉李文亮的事情来说，大家注意，3月初他已经被国家评为全国防疫先进个人，这是一个重要信号，显然也与监委调查组的前期工作有关。加上现在正式撤销当初公安部门对他的训诫，这两项进展标志着李文亮已经得到彻底“平反”，国家给予了他应有的肯定和尊重。
值得指出的是，公众舆论对推动这些变化发挥了作用，国家监委成立级别很高的调查组，就是对舆论强烈反应的回应。调查组最终促成了纠正，这应当看成是官方顺应民意，实事求是是这个国家终极原则的验证。出错总会有，但要做到正视并及时改正错误，这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不断进步的关键能力。
李文亮的遭遇是公众围绕这场灾难的一个记忆痛点，它从侧面揭示了武汉在疫情早期的应对不力，以及公众对此的态度。我们的社会需要比这个调查组工作范围大得多的事件回溯，促进对教训的汲取。但随着监委调查组还了李文亮一个公道，人们已经可以看到国家认识这场灾难的大的逻辑和方向。
这个调查组比其他三个调查组开展工作的时间都长，是最后一个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的。这反映了它的工作难度最大，对每一个事实都需反复核对，必须经得起公众舆论的最大聚焦，也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李文亮病亡时出现了舆情海啸，他被贴上一些标签，负载了当时社会的各种情绪。那是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刻，公众对武汉的早期应对强烈不满，国家出手后从武汉封城到各地抗疫的效果走向尚不明朗。舆情的复杂让李文亮事件附加了额外意义，它们哪些属于李文亮事件自带的，哪些属于应当剥离的，都需要认真甄别。
老胡认为，监委调查组不被社会上乃至国内外的各种情绪和意见左右，唯一的武器就是以事实为中心，既不立场先行，也不左顾右盼。社会真正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态度，而坚持这个态度也往往是最具挑战的。
舆论场上的“事实”有时会受到价值观和愿望的再排列。通过还原涉李文亮的原汁原味的所有情况，让调查忠于事实，公众也都接受真正的事实，这是中国社会在互联网时代进一步成熟的一段过程。
涉李文亮事件的调查已经结束，总体看它还了李文亮一个公道。然而对新冠疫情在SARS过去17年后重新在这个国家暴发的教训总结肯定要继续下去，而且会通过相关的追责体现出来。让我们的防疫体系更加强大、灵敏并且有效，也让整个国家举一反三，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涉李文亮调查组画上的不是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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